“打虎拍蝇”与文学（作家谈）

　　反映当代政治生活的文学作品，反腐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过去一个时期里，小说家们一直有困扰。写腐败分子，职位高低大小不好定。定低了没劲，被人说不敢直面生活矛盾冲突。定高了又怕违规，怕给伟大时代抹黑。还有，到底是一把手还是副手也很不好拿捏。当然，多数小说家都选择低职位、非一把手。更多是来个折衷。职位高点的就安排当副手，比如副省长、副书记。职位低点的，可以安排当一把手，比如乡长、镇长、地级市的局长。

　　如今中央反腐力度大，打虎拍蝇一起抓。特别是打大老虎，大快人心。许多职位高数额大隐藏深的贪官纷纷落马，塌方式腐败的政治生态得到治理，深得民心。这种高压态势让腐败分子害怕，却给文学创作壮了胆、鼓了气、解了套。小说家们再不用纠结于人物官职大小高低了，完全可以服从故事的需要，放开手脚大胆写。

　　谁都知道，现实永远走在文学前面。哪个小说家再拿笔下的“贪官”去和现实生活中的“贪官”比拼职位高低，比拼贪污数额，那就犯傻了，就肯定写不好作品了。一个人物写得好坏，一个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人物级别的大小高低，而取决于小说家是否熟悉生活深入生活，是否掌握艺术规律，把艺术规律运用好。反腐题材的小说，要把“贪官”这类人物写准写透写深，拼的是个性特征、性格内涵。所以，“打虎拍蝇”对文学来说，不光壮胆鼓气解套，更重要的是让小说家打开更广阔的思想探索创新空间，获得更丰厚的创作资源，想得更深更远。

　　打虎拍蝇的全面展开，的确激活了文学的思想，也丰富和深化了作家笔下人物的内涵。周梅森是写当代政治生活的行家里手，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以人民的名义》中的腐败分子，是个很有学问、很有思想，甚至很有智慧的高级干部。他给干部们讲廉政讲自律，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深入浅出，语重心长。谁也不相信，这样的高级干部其实是贪官，是塌方式腐败的操纵者。小说试图深入探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从文学角度揭示贪官的性格矛盾的本质，很有新意。陈世旭思考得很深，艺术功力也很深。他最近的小说《欢乐夏侯》不把重点放在贪官上，而是写一个给贪官服务的小人物，反映了贪腐这种腐朽的价值观对普通百姓心灵的侵害腐蚀，令人深思。

　　其实，这类题材的小说里，贪官并不是最难写的，最难的是，写好风清气正的官员，塑造时代的英雄形象。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也是反腐小说亟待突破之所在。小说家们也不是不努力，但思想艺术上成功的形象还是少。小说家杨少衡这些年一直在自觉探索。他的小说《林老板的枪》写了一个有智慧的县长与地方老板的关系。要为老板办事，又不能被老板“拿下”，成了老板的马仔；要宽容老板的毛病，又要坚持原则，让老板必须合法经营。他的另一部小说《底层官员》中的主人公，意外收到香港老板几万美金退不回去，又不敢直接交到纪检部门，只好跑到外地，通过银行汇给纪委，自己留下汇款单，作为日后说清楚的证据。这样的好干部的形象固然有创新意味，思想艺术上也下了很大功夫，但总觉得还缺点力道，离“高峰”格局和境界还是有点距离。

　　当代的反腐小说的主题，大多停留在“人性”冲突、“人性”批判的道德关系上。人物个性和性格形成，都带着浓重的道德批判意味。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模式，也是小说家们的基本思维模式。文学如果模式化，大概也就终结了，也出不了新思想新人物了。写作过于迷信“人性道德”的模式，就是模式化写作。很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当代政治生活的作品，集中反映着我们现实最深刻的矛盾冲突，也集中体现着我们时代的思想精神，最不能模式化，最需要突破模式，探寻新路子。没有别的办法，还是得从党和国家“打虎拍蝇”的斗争实践中，从时代的发展进步中，找到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