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事

　　立了秋，夜间偶尔起一阵风，不知道触动了哪一根神经，等不得天亮，急煎煎地想去买一件纯色的衬衣。白色、米色、淡粉、藏兰，纯棉或者亚麻，搭配真丝的半裙。我这怕是有点怀旧了，传统里的少女记忆。我告诉女儿，八十年代，女孩子们都这样穿着打扮。女儿说，妈妈你还真够时尚的，有一个英国牌子，叫玛格丽特威尔，端的就是这种味道呢。

　　时装是最能应验风水轮流转的魔咒，三十年前的款式，回过头来也未必不是时尚。

　　在我的少女时期，有那么长长几年时间，流行尖领的女式衬衫，都是上述那种纯色，只是面料有点奇怪，叫“的确良”。作为一种布的名称，“的确良”还是“的确凉”，当时我们真是搞不明白，而且更倾向于后者。那时候这种布是一种相当稀缺的奢侈品。还有很多扯不起布的人，用日本的尿素袋子充当的确良，照样招摇过市。

　　那会儿的衬衣裁剪简洁，除几粒白色的小扣子，不带任何装饰。配长裤或者长及脚踝的百褶裙，十几岁的女孩，绷着一张粉脸，雅致得一派天然大方。当然，时过经年，说是“天然大方”多具有主观渲染，也可能是野心勃勃，正如鲁迅描写上海时髦女孩那样：“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呵呵，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谁知道呢！

　　那年代可不是稀罕纯色，而是缺少花色。一整个布匹柜台，只有笨笨的几匹料子，色泽单一。不记得是从谁开始，在衬衣的领尖袖口处绣一朵花，也是素淡的，有梅花，也有菊花。没有牡丹，在当时因为其大红大紫，还归入俗艳一派。这些小小的花朵，如同丝巾里飘出的一缕秀发，骤然俏皮了许多，很有唐诗宋词里那种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意境。

　　我便是那时学会刺绣的，与素描课的勾线一样，妈妈用一个时辰功夫，便教会了我基本的针法。极用功，初始在碎布头上反复演习，随后在自己的衣服上实验，渐入佳境，竟然帮了许多同学设计。绿衬衣上绣一片绿色的叶子，米黄色的领尖上绣一朵菊色的花朵，全靠丝线的光泽。不甚精湛的手艺，在衣服的某一处若隐若现，有着隐忍的嚣张。

　　十四岁那年，我得到人生的第一双皮鞋，妈妈托人从上海带回的礼物。黑色，亚光猪皮，简单的方口平跟皮鞋。这就足以让小伙伴们惊呆了。一群人围着一双鞋子相互传看，每一只脚都要伸进去尝试。过不了一个月，几乎每个女孩都有了同一种款式的猪皮鞋。穿同款的衣服和鞋袜，是那个年月的时代特色，多少新奇点的衣服便穿不出门——我们生活在集体主义的丛林里，它好像是一个安全的洞窟，只有不突出自己才能保护自己——换了女儿她们这一茬的作女，再怎么喜爱的衣服，若是不小心与同事撞衫，宁可在衣橱里放烂，绝不肯再穿第二次。我们对十几块钱一双的皮鞋，爱惜的程度无需详说，黑天白日用鞋油打磨，遇到雨天，真的会光脚提了鞋子走路。那些年，一双鞋子管好几个季节，搭配所有的衣服。

　　戴的第一块手表是念高中那会儿，小姨夫从海南岛买回来的走私表，英纳格。它只有五分的钱币大小，银色的钢表带，煞是好看。走私表价实货真，上发条的机械表，戴好多年都不坏。看见有人，就会不停地举手看表。姥姥看见，便不屑地说，这不就是我们年轻时戴的银镯子？姥姥若是活着，肯定会惊奇不已，这几年的女孩不怎么戴手表了，许多人喜欢带只银镯子，说是好看，又有排毒功能。

　　许多年后，我在香港买了一只石榴石的戒指送给小姨，是为了报答小姨夫送的那块表，它让我在少女时光，拥有了一种物质自信。小姨夫那会子在海南岛服役，低级军官，料想手头也不会有几个钱，买那样一只坤表，不知道会攥湿多少张纸币。

　　这些事物，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晰，是因为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单调。生命中有几个小小的惊喜和点缀，铺陈到很长的岁月里，竟然都成为成长的记号和回忆的路标。我们城市户口的小孩身上，好像都有几样宝贝物件。农村户口那些孩子则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阶级阵营已经十分明显。不管多漂亮，多优秀，只要你是农村户口，就注定在田地里终老一生。只有到了改革开放后，市场才把“公平”这个东西还给我们每个人。现在很多人都在怀旧，其实那样的旧是“做旧”，不是真实的历史。

　　还记得有一年春节，好容易凑够两块钱的压岁钱，直接跑去商店买一只看上很久的人造革钱包。钱包上印有两棵椰子树，旁边还缀着一颗又圆又黄的月亮。那是多么神奇的植物啊，那么高，那么俊秀，那么浪漫。就为这两棵树，两块钱换成一个空钱包，只享受到片刻的小资光阴，又迅速堕落成为“无产”阶级。后来，我便比照着钱包，将这两棵椰子树绣在一块白色的桌布上。妈妈看看说，你整天绣这些无用的东西干嘛呢？其实我从她的语气里，看到了欣喜。估计她认为我在慢慢长成她所希望的样子，一个女人的样子吧！

　　再回到花事上。读高中时，我很要好的一个同学得了一件重磅真丝的短袖，淡蓝色。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种面料，纱纱的，柔柔的，那种感觉，竟是让人烦忧到无处可依。她一个夏天就只穿那一件衣服，晚上洗了怕不干，搭在老式的电风扇上吹。有一次，不知怎么的竟被风叶缠裹了进去。急慌慌地抢出来，前襟已经破了几个洞。当时她就哭了，那情形，估计比剪掉两条黑粗的大辫子还要难过，半夜托着衣服来敲我们家的门。那算是当年我所承揽的最大的工程，为了亲近那料子，当时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我金贵着她的衣服，亲自跑去买来淡蓝色的丝线，比划了大半天，仍无从下手。后来还是妈妈艺高人胆大，主动帮我设计、施工。我们母女用了一个礼拜的空闲时间，愣是将这件残衣做成了精品。她再穿出去，反因此得了许多赞许。其实当时我之所以这样卖力，是企图将这个女同学说与我哥哥做媳妇儿。但最终还是未能玉成其事。看来修补人际关系，我还是个外行。

　　我妈妈到今天还做刺绣的活计，每一个孙子孙女出生，她都要做一双手绣的老虎头靴子，两件肚兜，等上了幼儿园，再给绣一只书包。我把这些绣品放在微信上，博得许多个赞。妈妈给我女儿和女儿的儿子的礼物，我都仔细地收着，哪一天说不准就成了艺术品。妈妈是一个干练的领导干部，退休后，才真正活成了妈妈、奶奶和外婆。这些琐碎的活计做起来，倒成了专业。网上说，这样精细的手工活，能预防老年痴呆。难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比我们的脑子都好使。

　　今年夏天去开封采风，无意间参观了一间汴绣艺术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一个七十来岁的阿姨，她的代表作是一整幅的清明上河图，一针一线绣出一幅画卷。她掐着指头说，绣了整整三年。想一想，这样的民间艺术家，该得到多少分敬重。

　　再回到衣服上。这几年旗袍又渐渐回暖，脱了西式的裙装，换件传统款的半袖长袍，暗压着神情，立刻便有了中国的古典韵致。西式的衣裙缺少个人气质，不如旗袍，能让女人远远活过自己的年龄。比如宋美龄在美国为抗日募捐演讲时着旗袍的风采，那种东方风韵，沉甸甸的，着实有着几千年的分量；还有张爱玲旧照里各种旗袍的大气象，也是看得说不得，一说就走味儿。再后来，比如张曼玉饰演的名为《旗袍》的电影，虽然表达了不下一万种风情，但却是浮面的、隔靴搔痒般的浅显。

　　尽管如此，但我们向传统致敬的努力，还是值得一书。经常看到寻常的家居女人，着棉质的半短格子袍，或者浅灰淡蓝的颜色，也自有小夫人的雅致。纵使是去趟菜市，素着表情，挎一只竹筐，亦很得体。传统活在民间，此言不虚。把它装在镜框里敬起来，岂有不死之理？

　　今年去苏州，一件手绣的旗袍竟然开价万元，仍是咬牙买了一件。纵使哪一天穿不得了，压在箱子底下，到了人老珠黄的年纪，偶然翻出来相看，估计也能寻到点儿“衣上泪痕和酒痕”的轻狂吧！

　　写下这些，是浮想了许多次，试着要给自己找一个刺绣老师，认真学习一门技艺？若是生在古代，不读书不识字，我会不会是一位出色的绣女呢？

　　既然秋天来了，那就坚决去买一件纯色的亚麻衬衣，而且一定要在袖口处绣一朵花，用来怀念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