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书事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当年就读的学校，有一不大不小的图书馆。入学第一学期，一切都觉得新鲜，要做的事很多，图书馆没进多少次，只是课外活动时间偶尔在那里翻翻报纸杂志。

　　第二学期，“文革”开始，因受到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学校图书馆的藏书首当其冲，成为破“四旧”被焚毁的对象。后来，管理员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

　　转眼到了1967年，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一天，我发现几位室友神色有些诡异，相互挤眉弄眼，一脸的坏笑。话题有巴尔扎克的《守财奴》《荷马史诗》《十日谈》，还有莎士比亚……这些对我来说，不但陌生，简直是天方夜谭，听着如在云里雾中。

　　我猜想，这其中肯定掩盖着一个秘密。好在我们是“红卫兵亲密战友”，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叛变告密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

　　天黑下来，没有月光。借着校园里几盏昏暗的路灯，我们快步来到图书馆走廊，轻轻从附近教室搬来课桌椅，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双手紧紧抓住窗户的栏杆，然后，不顾手被玻璃划破的危险，腾出另一只手，从一块已被打破的玻璃缝里，拉下“翻跟头”窗户的插销，小心翼翼推开半边窗户，借着瓦缝间透出的微光，猫着身子，双腿颤抖翻进去，好在他们以前已将书籍垒得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软的落地保护设施。

　　黑暗慌乱中，饥不择食，摸到几本书壳厚厚的书揣在怀里，溜回了宿舍。灯光下，发现是《红与黑》和《基度山伯爵》。有了它们，我当了好一阵子“逍遥派”。常常成天躺在床上阅读，看了个昏天黑地，有时甚至忘掉了吃饭。书中的主人公寻宝成为亿万富翁，报恩复仇的故事，惊险曲折，它让我呼吸到了距离久远年代的空气。微弱的灯光闪烁着，在石灰墙上张贴庞大的影子，每次我都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进入了一个藏宝的密室。这种神秘所带来的快感真是难以名状。我甚至觉得，头脑里布满了清澈的文学阳光。由此，我第一次认识了大仲马和基度山伯爵，也认识了斯汤达和于连。也就是从那时起，才接触到“文艺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学”等新鲜名词。

　　不靠什么美女俊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就是简单的白纸黑字，犹如春雨润物，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们的灵魂。睡前，每每说起书中的故事，总是眉飞色舞，唾沫四飞。

　　几次得手后，胆子也大了起来，后来竟发展到白天也去光顾。趁校园里人少时，我们“猫上锅台——老路”，身手敏捷地翻窗而入，头顶着蛛网，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到经典和大师。我们在书山上躺着读，坐着读，聊一阵再读，甚至读出无端的傻笑。

　　1968年12月，我们“老三届”最后一批分配。其时，我正在家乡小学为一位休产假的老师代课，也可以说是提前上岗，学校的毕业典礼没有参加。后来听同学说，我的毕业鉴定中，有“要斗私批修”之类的话，猜想一定与那些书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