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两个清史学家的握手

　　北方冬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办公室里，却荡漾着春天一般的暖意。一位器宇轩昂的美国学者紧紧握住一位须发皆白的中国长者的手说：“90岁不算大，要活过100岁嘛。”长者则开怀大笑：“我努力！我争取！”

　　这位美国学者是哈佛大学副教务长、美国清史研究领军人物欧立德教授，长者则是闻名于世的中国清史工程的执牛耳者、“国宝”级史学大师戴逸先生。用北京大学历史系罗新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清史的头一把和美国清史的头一把会师了，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就座甫定，戴逸先生谈起他念兹在兹的清史工程。清史工程已进入最后阶段，预计2018年上交初稿，主体部分100册，有二十四史加起来这么多。欧立德教授笑言，如果乾隆皇帝知道大清朝的历史有这样的规模，一定会非常高兴。 

　　戴先生称赞欧立德教授的中国话说得好，闭起眼睛听，就像中国人一样。教授很开心，说自己开始学中文是1979年，那时美国学中文的人很少。现在哈佛的学生选修外语人数第三位就是汉语。在中小学，小朋友们也在学中文。

　　从语言学入手把握文献，是从王国维、陈寅恪一脉下来的中国传统史学最正宗的路子，也是国际历史学研究的核心方法论。戴逸先生曾多次谈到掌握少数民族语言对清史编修的重要性：“满汉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汉族同样也吸收了满族的文化。‘档案’二字，即出于满族语汇中的‘档子’。所谓‘京派’‘京味’，其实都保存了大量的满族文化。”

　　戴逸先生感叹，清朝档案文献数量之大不可想象。一个人投入毕生精力，也只能接触清史一个角落，要把整个清代历史的汪洋大海都描绘出来，实在是困难。欧立德教授宽慰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其实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古代罗马也是如此。”欧立德非常肯定清史工程在文献整理和翻译方面的贡献。说到这里，两双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离开时，戴逸先生扶着门框目送，欧立德教授频频回顾招手。走廊很长，先生的身影渐渐模糊。欧立德教授默默地走着，突然说：“这是一位可爱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