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讲述中国抗战真相

　　“以英文出版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官方版本，这还是第一次，可谓‘零的突破’。”10月21日，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英文版出版座谈会上，该书中文版编写组的首席专家支绍曾如是说。

　　25万字、60余幅珍贵历史照片，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央编译局专家组数月辛勤工作的成果。它向世界讲述了中国抗战历史的真相。

　　弥补历史空白

　　中央编译局的外籍专家Holly Snape是英国人，她有一个美丽的中文名：桃李。她与美国专家及很多中方专家一起，全程参与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的翻译工作。

　　在桃李所受的教育中，中国抗战几乎是一个空白。“说起来真的特别遗憾，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基本不会学到中国在二战时的贡献，更不用说重大的贡献了。很多西方人可能根本都不知道中国是二战盟国的一部分。很多国外研究用的都是日本资料。”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桃李这样说。

　　支绍曾表示，这种情况也和中国关于二战的研究、译介、宣传长期滞后有关系。

　　正如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所言，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几乎是一个“被遗忘的盟友”。外界对于中国在漫长抗战中付出的沉重代价、作出的巨大贡献缺乏认识，即使知道中国参战的人，也往往将其视为“次要战场”；同样，不懂中国抗战的读者，也很难理解这场战争给现代中国进程、中国社会与民族心理带来的深刻改变。“了解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和贡献，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当代‘过敏’的一些情绪，包括中日关系、中国当前的政策都有帮助。我觉得这件事特别有意义。”桃李说。

　　负责本书出版的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告诉本报记者，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一些德国朋友给予本书很高的评价。他们告诉我，以往二战“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认为主战场在欧洲，往往忽视东方主战场尤其是中国的地位。通过这本书，西方读者可以对此有新的认识。

　　艰辛的翻译历程

　　翻译工作是艰辛的。中央编译局文献翻译部英文处处长王丽丽告诉本报记者，从3月底接到任务，到7月初交稿，中间只有70多个工作日，加班加点是常态。而在翻译过程中，该书的中文版本还经历了两次修改。

　　单看书名，就能看出翻译工作的创新。本书英文名为“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内含深意。

　　桃李说，“抗日”以前有过很多译法，比如“anti-Japanese”，不但无法体现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质，而且也体现不出“抵抗”的意思，听起来更像是“反日”“反日本人”，和这场战争的本质相差甚远。因此，他们选用了“resistance against”这一西方读者都很熟悉的词组。在二战史语境中，“抵抗纳粹”用的就是“resistance against the Nazis”。

　　“中国人从小就知道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但西方读者不一定知道。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就要体现出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王丽丽说。对于日军“侵华”战争，书名中使用的是“aggression”。在此之前，曾经有过用“invasion”的译法，但这个词更强调是军事入侵，而且可能还是合法的；但用“aggression”，就能体现出日军对中国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等的全面侵略，表明战争的根源不在中国。

　　词语的变化，体现出话语体系转变的意味。这本书非常注重与国际语言对接，有时甚至为此改变句子的结构、改换方式进行表述。“我可以很自信地说，翻译之后的这本书，西方读者读起来没有任何语言上的障碍，非常顺畅。”桃李表示。

　　翻译组还在历史细节的考证、术语的翻译上花了大量时间。在中文版中，几乎每一段文字中都会出现地名、人名和历史事件。而其中很多术语都被日方翻译过，比如“九一八事变”，日方的翻译是“Manchuria Incident”（满洲里事变），看上去很中立。桃李甚至对“Manchuria”（满洲里）这个词语表示了疑问：“我们以前读书看到这个词，根本不知道这是中国的领土。”

　　因此，翻译组进行了大量日文、俄文、英文和中文相关史料的交叉查证，求证了许多原始材料，更正了许多错讹、衍生和丢失的说法译法。“只有这样，才能把这本书做成真正的信史。”编译局英文处副处长刘亮说。

　　突破性的创新

　　虽然是翻译，但在支绍曾眼中，这本英文版的中国抗战史，还是有很多“再创造”。

　　“主要是从外国人的文化背景出发，提出了很多中文语境中可能顺理成章、一笔带过的问题。比如细菌战、化学战的罪证问题，不同语言史料之间存在差异，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证。而一些历史上的地名，经过几十年的时间，都有变化，也需要去跟踪。这次翻译，其实也给中国的抗战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课题，督促我们加强研究，逐步打破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支绍曾说。

　　编译局资深翻译童孝华告诉我们，在中文语境中经常使用的一些表态性质的修饰词，比如“大好河山”“宝贵生命”“胜利会师”“错误政策”等，落实到英文里，就显得逻辑不顺畅、表达冗余。西方读者不喜欢在历史叙述中加入评点性质的表达，所以在翻译中，这些排比、限定、修饰性的词语，能去掉的就去掉了。

　　“我们希望在历史翻译中尽量做到客观中立。”桃李表示。这种“客观中立”也体现在对抗战史的全面叙述中。本书正面肯定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用，也详细记录了其在抗战初期的消极政策和相持阶段的动摇甚至挑起摩擦和内战的行为；也展示了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与英缅军并肩作战的历史，表现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性。

　　该书电子书将在亚马逊等一些国际电子商务平台上面向全世界读者销售。“这本书一定会在国外的政界、学界、思想界产生积极影响。”刘明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