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中国的留学生”（百年留学）

    1914年，陶行知（1891—1946）抵达美国旧金山，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学。学习的课程既有政治学、公法和市政问题，也有欧洲大陆政治问题，而偏重于美国的内政、外贸、外交问题。

    在众多课程之中，陶行知兴趣较大的是《教育管理》。任课老师柯夫曼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是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的学生。

    当时，陶行知和孙科是同学，还是室友，又都是柯夫曼的学生。有一次柯夫曼邀请他俩来家里度周末。晚饭后，三人在客厅里漫谈。柯夫曼问他们学成归国后有什么打算。

    孙科回答：“我归国后，如能担任南京市长，我要把南京整治得和纽约一样，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城市。陶君是我的好同学，我要请他做副手，担任市政秘书长或副市长。”

    陶行知说：“我可不想当官，我要回国办教育事业。”柯夫曼知道了陶行知的志向，就向他介绍了自己老师杜威的教育思想。

    受此感召，1915年9月，陶行知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教育行政、比较教育、教育哲学、教育史、教育社会学等。指导教授有：孟禄、斯特雷耶、克伯屈、杜威、斯列丁、康德尔等，都是一时名家。

    纽约的生活水平高，陶行知不得不靠做工来维持生活和学习费用。每天下课后，他就到车站、码头、饭店打工，天黑回校，一头钻进图书馆看书学习，往往直到图书馆关门。

    1916年2月，经孟禄推荐，陶行知获得利文斯顿奖学金，解了部分生活之困。于是他致函师范学院院长罗素表示感谢，在信中他说出了自己的打算：“我终生唯一的目标是通过教育，而非经过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看到我们共和国突然诞生而带来的严重弊端，我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制存在。”

    陶行知在留学期间，时时不忘自己的祖国，不忘家乡的亲人，被称为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

    1917年，陶行知带着教育博士学位离美登上归国的海轮。随身的还有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儿童中心”等教育思想，这些为陶行知回国后，实施教育救国，办学兴学，开展平民教育、师范教育、乡村教育活动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