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军旅画家，从事主题性美术创作已有40余年。我的艺术之路始终与“行旅”二字相伴——军旅承载我的使命，行旅则是我完成使命的方式。写生是我创作的源头活水，从学画之初至今50余年从未间断。近年来我多次踏上红色热土，用画笔抚今追昔。我深知只有回到历史现场，直面真景，方能生出真情。

　　画历史题材，最难的是“真”。坐在画室里翻阅资料，与站在历史发生的现场，感受天差地别。真景与真情实感所产生的共鸣，是书本和照片难以比拟的。

　　为创作《走过岷山》，我沿着红军长征路线走了3个月，出发时穿着汗衫，回来时已换上毛衣。出发前，我是迷茫的，不知该用怎样的艺术语言来表达主题。一路走下来，脑海中的画面渐渐清晰。尤其在青海，高原的蓝天、白云以及大块云影投下所形成的强烈明暗对比让我激动——我找到了适合这件作品的艺术语言：用大块的黑白对比塑造红军战士坚韧不拔的风骨，用雕塑般的造型和肯定的边缘线，表现他们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毅。我还借鉴詹建俊先生《狼牙山五壮士》的造型方式，追求大刀阔斧的力量感。

　　在甘肃与青海交界处，我乘坐的越野车陷进了草地。司机和小战士着急地说：今晚住哪儿都不知道，你还有心思画画？我却觉得太难得了——站在红军走过的草地上，风儿吹过，云朵低沉，我真切体会到：没有理想和信念，红军不可能走过去。我画下了那片草地，后来它就出现在《走过岷山》里。

　　创作《我们一定会回来》时，我到江西瑞金，站在于都河畔，雨后的天空，乌云低垂，我瞬间感受到了当年红军夜渡于都河的悲壮。老乡告诉我们，送别的场面极其感人——妻子送丈夫、父亲送儿子，渡了三天三夜。我放着《十送红军》的曲子，从早晨5点一直画到晚上9点，就是为了让自己在写生中获得的感受不中断、不跑调。这张画的色调，便是根据于都河畔乌云低垂的写生感受铺就的。

　　如果没有行走和写生，我无法找到这些画面的灵魂。写生不是简单的素材收集，而是用脚步丈量历史、用心灵感受温度的过程。

　　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核心在于情感的投入，只有创作者先被历史感动，作品才能感动别人。因为绘画不仅要有生活的底色、自然的底色，还要有精神的底色。

　　画杨靖宇时，我几次到他战斗过的地方写生。他的事迹最打动我的是那句：“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我努力在画中表现出这种惊天动地的民族气节——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杨靖宇靠在大树上，为中华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创作《激战松骨峰》时，我读了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读到志愿军战士牺牲后两手仍紧抱敌人、手指掰都掰不开的细节时，我被深深震撼。后来这幅画展出时，松骨峰战斗幸存的7位老战士专程来看，他们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还没忘了我们。”那一刻我感受到美术工作者肩上所担负的责任如此之重。

　　在贵州遵义写生时，我始终怀着崇敬的心情去追寻红色印记。站在赤水河畔，流水声中仿佛能听到当年炮火连天的壮歌。在《土城的阳光》创作中，我想把今天的阳光充分表达出来，以缅怀先辈们为今日美好生活付出的牺牲。当画笔与历史相连，当写生融入对先辈的敬仰，画面便有了精神分量。

　　当前，主题性美术创作蓬勃发展，年轻画家纷纷投身其中，这是可喜的现象。但一些急于求成的倾向依然存在——找几张照片用电脑拼接起来就成了一幅画的草稿。这样的作品往往简单化、表面化、套路化。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同样是红色写生的前提。

　　我始终记得军博前辈艺术家高虹、何孔德等先生的教诲：创作不能离开生活。他们当年上井冈山体验生活一待就是半年。我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时，听老师们讲，演员王心刚为拍《海鹰》，先到鱼雷快艇上生活了几个月。美术创作也是一样——从体验生活、感受时代，到收集素材、画草图、打磨、完成，是一个系统工程。

　　现在大家经常说“深扎”，我感觉特别好——“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要真正扎进去。我常年坚持小幅油画写生，受导师朱乃正先生影响，每到一个地方就快速画一张，日积月累画了几百幅。它们是我人生的视觉日记。正是这些看似平常的写生积累，才让大型创作有了根基。

　　面对遵义的赤水河、岷山的雪景，面对一片片红色土地，我希望通过画笔向当代青年传递红色精神——在最困难的时候，凭着信仰、毅力和信念跨过去。战火硝烟虽已远去，但这种精神仍需传承。艺术作品要想有力度、有深度、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就不能太着急。把心沉下来，真正扎到生活和人民中去，让作品先感动自己，才有可能感动时代。

　　写生是我探索真理、探索世界的心灵之旅中一条久远的路，我会继续走下去。

　　（作者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美术创作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