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纵观人类历史，不同文明之间互鉴交流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星座文化同样也是。中国古代的星占体系，以二十八星宿、四象和十二星次等为核心，构成了独特的天文观测和文化解释系统。至迟在公元6世纪，随着印度佛经东传，域外完备的十二星座体系已传入中国，开始了中国化、本土化发展。在当代社会，星座文化与科技、媒体和商业紧密结合，数字化转型、媒体融合和商业模式创新使得星座文化以全新的形式出现在年轻人的生活中，星座预测受到部分年轻人的喜爱。作为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现象，星座文化存在于人类不同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人们预测未来、避祸就福这一朴素愿望的直接反映，其流传、演变和发展，反映了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和理解。
【关键词】十二星座 二十八星宿 星占学
【中图分类号】B933 【文献标识码】A
中外历史上的星占学，大体可分为两个类型：一类专以战争胜负、年成丰歉、王朝盛衰以及帝王安危等军国大事为占测对象，称为“军国星占学”；另一类则专据个人出生时刻的天象以占测其人一生的穷通祸福，称作“生辰星占学”。
严格意义上的“星座”，与黄道十二宫体系密切相关，属于生辰星占学。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黄道概念的雏形就已在古巴比伦出现。在约成书于公元前700年的星占学文献《纲要》中，黄道带被称为“月道”，沿月道排列的星座有十八个：白羊座、双子座、狮子座、室女座、天秤座、天蝎座、人马座、摩羯座、宝瓶座、双鱼座、昴星团、毕星团、猎户座、英仙座、御夫座、鬼星团、南鱼座。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3世纪间，十八星座逐渐演变为十二星宫。星座预测、星座占卜作为西方星占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流传到世界各地，在中国亦有传播和发展。随着星座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出现了将血型、生肖与星座相组合，对个人性格、命运进行预测的做法，催生出丰富多彩的星座文化，部分青年热衷研究星座文化，并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现象。
中国星占体系的早期发展
实际上，星座文化在中国早已有之，且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星占之学。《周易·系辞上传》云：“仰以观于天文，附以察于地理。”这里“天文”的含义是指天象，即各种天体交错运行而在天空上所呈现的景象，这种景象被称为“文”。不过古人仰观天象，其目的并非探索自然奥秘，而是为了从天象中看出人世间的吉凶祸福——这正是星占学的根本宗旨。《汉书·艺文志》：“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在古代中国，“天文”一词通常都是指仰观天象以占知人事吉凶的学问，即星占学。
汉代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说：“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类法于地。”传世的中国星占文献卷帙浩繁，除了历代正史中天文、律历等志，还有各种专书、专著传世，如北周庾季才撰、宋人重修《灵台秘苑》，唐李淳风《乙巳占》，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等。出土文献中，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最具代表性。敦煌卷子中也有一些星占文献，只是零碎不全。按相关文献，中国古代星占体系，以二十八星宿和四象为核心，构成了独特的天文观测和文化解释系统。二十八星宿，又称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包括：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以苍龙象征之；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以玄武象征之；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以白虎象征之；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以朱雀象征之。这一体系不仅在天文学上有着重要地位，也在生产生活、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多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星占体系中也有十二星座，或称为十二星次。十二星次的名称依次为：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沉、鹑首、鹑火、鹑尾。相传十二星次为黄帝所创，《帝王世纪》曰：“及黄帝受命，始作舟车以济不通，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十二星次对周天作均匀划分，每个星次与特定的节气相对应，是天文观测和历法制定的重要工具。十二星次与二十四节气、十二地支、十天干、四象、五行、二十八星宿等一起构成了东方星占学的基础，用来预测和解释天象与人事之关系。十二星次和十二星座都在星占学中被广泛应用，但它们的文化起源、划分依据、象征意义和应用方式等皆存在差异。此外中国的星官只是对一组恒星的称呼，而西方的星座则是指一片天区，这也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就功能对象而言，中国星占学与西方星占学明显不同。西方对个人命运的预测主要通过生辰星占学来实现，这一职能在中国则主要由四柱八字、纳甲筮法等传统命理之说来承担。中国星占学侧重于战争胜负、水旱灾害、社稷安危等国家大事，即所谓军国星占学。《新唐书·历志》云：“三代之兴，皆揆测天行，考正星次，为一代之制。”受天人感应思想影响，历代朝廷皆重视天文星占，认为天象变化与家国命运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天文星象也由此成为受到官方严格限制的专门之学，历史上也多有禁习之律，如晋武帝曾下令“禁星气谶纬之学”，后赵石虎令“郡国不得私学星谶，敢有犯者诛”，天文现象的解释权均由官方垄断。
正是由于天文现象与国家命运紧密关联，星占之说也往往成为影响古代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例如，汉文帝因发生日食，下诏罪己，并首次诏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开创选官用人新径。金海陵王攻宋之前，曾多次求助于天文占候，以决定是否出兵。中国星占文化与政治决策、宗教信仰等紧密相连，形成了独特的二十八星宿、四象和十二星次等天文系统，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宇宙观。
域外星座文化传入中国
纵观人类历史，不同文明之间互鉴交流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星座文化同样也是。随着佛教东传，域外星座文化进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的星占之说融为一体。隋初，天竺僧人那连提耶舍从印度带来一批梵文佛经，并着手翻译成中文，其中《大方等大集经》便提到十二星宫：“是九月时，射神主当其月；十月时，磨竭之神主当其月；十一月，水器之神主当其月；十二月，天鱼之神主当其月；正月时，特羊之神主当其月；二月时，特牛之神主当其月；是三月时，双鸟之神主当其月；四月时，蟹神主当其月；此五月时，狮子之神主当其月；此六月时，天女之神主当其月；是七月时，秤量之神主当其月，八月时蝎神主当其月。”唐代，汉译佛经《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中十二星宫的汉译名称为羊、牛、男女、蟹、狮子、双女、秤、蝎人、弓、摩羯、宝瓶、鱼，《灵台经》则将其译为狮子、人马、磨蝎、宝瓶、双女、蟹、牛、羊、鱼、阴阳等。可见隋唐时期十二星宫的排序跟现在的十二星座基本一致，只是当时译名尚未统一而已。
至宋代，十二星宫的说法广为流布，并多用其推算命格和运程。朱翌《猗觉寮杂记》载：“星辰家以十二宫看人命，不知所本，然其来久矣。”《康遵批命课》中有大段文字，将十二星宫与算命相结合。《武经总要》运用十二星宫“推步占验，行之军中”，称“夏至，五月中，日在井八度四十分，后六日入巨蟹宫，其神小吉”。当时流行一种名叫“占五星”的相术，其中就应用到十二星宫的知识，如《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称：“欲课五星者，宜先识十二宫分名及所属。寅为人马宫，亥为双鱼，属木；子为宝瓶，丑为磨羯，属土；卯为天蝎，戌为白羊，属火；辰为天秤，酉为金牛，属金；巳为双女，申为阴阳，属水；午为狮子，属日；未为巨蟹，属月。”可见，在域外星座文化东传及其中国化、本土化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版星座文化。
十二星宫图在隋唐以后也极为常见。苏州宋代瑞光寺遗址发现的《大隋求陀罗尼经》，有一幅环状的十二星宫图，图案非常清楚，与如今的十二星座形象几乎没有差异，天秤宫的图案还是西式的天平，而非中国传统的杆秤。唯摩羯宫画成龙首鱼身的有翅怪物，有别于今天常见的羊首鱼身图。出土的宣化辽墓壁画中也有一幅十二星宫图，除了金牛宫图案被盗洞破坏之外，其余十一宫的图案皆保留完整。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甬道南北壁上，也分别绘有大约属于西夏时期的炽盛光佛图，图中炽盛光佛坐于车上，周围簇拥九曜星神、二十八宿与黄道十二星宫。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有些星宫图已风化剥落，但天蝎、巨蟹、金牛、摩羯、双鱼、天秤等星宫图还清晰可辨。这些图像不仅展示了古代中国对域外星座文化的接受和吸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天文知识的重视和崇拜。
在众多星座中，摩羯座较为特别。“磨蝎”常见于文人诗作之中，最为典型的要数唐代韩愈和宋代苏轼。他们不仅在文学史、思想史上成就卓著，也在个人命运与星座的联系上多有颖悟，展现出了独特的星座情结。韩愈《三星行》诗言：“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牛不见服箱，斗不挹酒浆。箕独有神灵，无时停簸扬。”苏轼闻之，自嘲命途多舛是因与韩愈一样，皆为摩羯座。苏轼《命分》一文曰：“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又说：“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后世文人士大夫也纷纷“对号入座”，以此抒发身世浮沉之感。如南宋时方大琮曰：“枯槁馀生，逢春已晩；奇穷薄命，任斗不神。惟磨蝎所莅之宫，有子卯相刑之说，昌黎值之而掇谤，坡老遇此以招谗。而况晩生，敢攀前哲。”晚清曾国藩也曾感叹过：“诸君运命颇磨蝎，可怜颠顿愁眉腮。”古代文人将自己的命运与星座联系起来，既是一种对残酷现实的无奈感叹，也是一种对个人命运的哲学思考。
大约从晚明开始，外国传教士来华，也把西方的天文学知识带了进来。但这些往往被统治者视为奇技淫巧，未能广泛传播。直到清末，随着西方科学著作被系统引进，黄道十二宫等学说才以新的面孔重新被中国人所认识。康有为《诸天讲》对十二星宫名称做了一次总结修订，如将“阴阳”改成了“双子”，“天女”“双女”“室女”统一翻译为“处女”。至此，十二星宫之名，基本接近了现在我们熟悉的名称。
星座文化的现代发展
在当代社会，星座文化与科技、媒体和商业紧密结合，数字化转型、媒体融合和商业模式创新使得星座文化以全新的形式出现在年轻人的生活中，星座预测受到部分年轻人的喜爱。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近年联合问卷网对2033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70.3%的受访者称自己身边喜欢星座文化的人多，16%的受访者觉得非常多。据学者调查，六成多受访者表示尝试过星座预测，女性相对更加相信“求签”“星座预测”“周公解梦”等预测手段。对星座预测的依赖，投射出当今社会人们面对现实焦虑和困惑时，渴望寻求心理依赖和精神寄托的愿望。
星座文化虽然是社交工具、心理慰藉和个性化表达的重要方式，但也存在一些消极因素。一是对某些星座形成刻板印象和歧视，如处女座常被认为爱挑剔、有洁癖。二是可能产生“自我实现预言”效应，即人们接收到与自己星座相关的积极或消极信息时，倾向于按照预期的方向行事，导致个人在无意识中限制自己的行为和潜力。三是星座预测可能会影响个人的情绪状态，如消极的星座预测可能引发焦虑和担忧，影响个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四是星座预测与科学方法相悖，可能导致公众对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界限产生混淆，不利于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
随着互联网上悄然流行起“网络算命”，个别不法分子打着星座预测的幌子，投机取巧借机敛财，更有甚者实施诈骗，尤其是随着大数据以及AI技术的运用，很容易让一些人迷失方向，掉入商家设计的圈套之中。尽管相关整治在不断推进，多地针对此类活动进行了多次打击，但总体而言，仍需进一步加大对“网络算命”整治力度。首先，需要加强科普教育，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通过普及星座知识，引导公众正确认识星座文化，理性看待星座预测，避免盲目迷信，并鼓励公众参与科学实践活动，提升增强辨别真伪的能力。其次，媒体和社交平台应承担起社会责任，规范星座相关内容的传播，避免过度渲染和误导。再次，网信等相关部门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把该行为明确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划出“网络算命”的边界和禁区，对利用星座预测进行欺诈的行为予以打击和惩处。作为新时代公民，应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大脑，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学习、工作和生活等，尤其要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些伪科学、真迷信加强防范和戒备。
无论是我国传统的四柱八字、纳甲筮法等预测手段，还是以色列的卡巴拉、希腊灵数学、日尔曼卢恩符文以及塔罗牌等，与星座文化一样，它们尽管形式各异，但其内容、方法相似，立意、目的相通，共同体现了人类对避凶趋吉的向往和对未来发展的思考。总之，作为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现象，星座文化的流传、演变和发展，反映了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和理解。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赵贤莲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永乐大典》易学典籍辑校与研究”（项目编号：21VJXT010）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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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刘永明主编：《增补四库未收术数类古籍大全》，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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