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跨国公司在华的经营活动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产业政策的调整、全球供应链的变动等。此外，也受信息技术革命、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区位优势的变化，外资逐渐向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这既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基于当前区位优势的战略选择。尽管面临一些挑战，但我国作为全球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依然强劲。未来，随着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产业与科技创新，我国经济将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共创更加辉煌的篇章。
【关键词】跨国公司 供应链 外商投资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将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产生哪些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本文从区位优势演变角度考察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的变化，并从全球供应链重构视角，结合我国比较优势特征，提出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的具体措施。
我国吸引外资的区位优势发生新变化
过去40多年我国吸引外资的情况。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的历史，有三个重要事件。首先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期间发表重要谈话，促成全国范围的全面开放格局，并极大地提高了外商的投资热情，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了高速增长。其次是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对外开放迎来历史性飞跃。最后是“两税合一”。我国自2008年1月1日起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此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15%，而内资企业的税率高达33%。传统的外资企业超国民税收优惠待遇，如更低的企业所得税率、减免税期限等，自2008年起逐步减少，并最终趋向于内外资企业税收政策的统一。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是2010年，我国宣布从当年12月1日起，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开始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这意味着外资企业开始承担与内资企业相同的税费负担。2018年全国统一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正式上线并实行动态调整机制，禁止准入和许可准入事项不断缩减；201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对外商直接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通过一系列努力，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我国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框架下，外资企业到特定的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需要当地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根据该理论框架来分析我国引进外资情况，2011年以前外商对华投资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重要因素：
第一，规模庞大和廉价的劳动力。东道国劳动力价格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这是重要的区位优势。据统计，2010年我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和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分别为20759元和37147元，属于较低水平。再加上中国人民勤劳、敬业等传统美德，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我国在前期吸引了大量纺织与服装制造、制鞋、玩具制造和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外资。许多外资通过在华投资设厂，将我国作为优质的出口加工基地。外资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活动使我国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一环，大量制成品出口到世界各地，显著扩大了我国的出口规模。特别是在服装、电子产品、机械制造等行业，外资加工贸易企业贡献了大量出口值。
第二，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根据国际投资的垄断优势理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需要自身具备技术或管理等方面的垄断优势，以抵消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生产经营必须面对的“外来者劣势”。但对于对外开放早中期的中国，外商投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税收、土地使用费减免、水和电等基础生产资料费用优惠等政策吸引外资，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可以优先获得短期周转资金和信贷资金的支持。
第三，本地的产业技术基础较为薄弱，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改革开放早中期，国内产业技术相较于国际跨国企业尚显薄弱，市场竞争能力不足。得益于技术领先和政策优惠，众多外资公司迅速在我国本土市场发展。我国加入WTO不久，外国跨国公司即在轻工、医药、机械、电子等多个行业领域迅速扩大影响力，掌握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内市场份额。例如，在移动通讯领域，2005年摩托罗拉、诺基亚和爱立信三大品牌在我国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90%；在软饮料行业，可口可乐公司几乎独占了我国国内大中型城市的饮料市场等。
第四，我国国内市场规模较大。巨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我国拥有一个庞大且潜力无限的市场。2001年我国加入WTO，作为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较为灵活的实施时间表，即较长的过渡期来逐步履行降低进口关税、开放市场等承诺。此外，在一些行业，如农业、汽车制造和金融等服务业，我国采取逐步开放的策略，设置较高的进口关税保护或逐步降低关税壁垒，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进口冲击。对于一些外国跨国公司而言，通过对华直接投资，可以绕过贸易壁垒，一方面与本地技术和管理尚不成熟的企业合作或竞争，另一方面可以避开与中国以外的同行的竞争锋芒。
总之，在改革开放早中期，跨国公司在华经营活动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在受税收等政策优惠、关税保护的大型经济体中，利用低廉劳动力，与相关企业进行竞争。为了争夺这样的商业机会，大批外商投资企业纷纷进入我国，造就了我国改革开放前期外商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
2011年以来我国针对外商投资的区位优势变化。首先是劳动力成本变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平均工资水平逐渐增长。2023年，全国城镇私营和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68340元和120698元，按消费价格指数（CPI）换算为2010等价水平分别为50704元和89551元。国际比较方面，2021年越南和柬埔寨的最低工资水平约为我国的48%，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则分别约为我国的69%和76%。从生产要素结构看，2018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和研发（R&D）两种要素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26%和21.2%，而1980年该两种要素的占比仅为1.8%和0.5%。
其次，2011年之后内外资适用于同一税率，其他各类对外资的优惠措施也逐渐减少，外资企业超国民税收优惠待遇基本取消。目前仅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或高新技术研发中心等地区，对外商投资设有审批流程以及税收减免等的优惠政策。此外，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生态环保法律体系，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为环境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2020年9月，我国明确提出了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进一步强化了法律的约束力和执行力。目前我国对各类生产废物排放的标准要求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世界先进水平。
再次，国内市场上，跨国公司的竞争对手已今非昔比。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仅在纺织、服装制造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且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研发密集型领域，内资企业的竞争力也已显著提升。当前，内资企业在市场份额、技术创新、品牌影响力等多个维度上均展现出极强的竞争力。在高端制造业、消费电子、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社交媒体等新兴及高科技领域，我国已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如华为、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百度、拼多多、比亚迪等。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商业环境年度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在华企业将“与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视为在华经营的第四大挑战，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我国企业的快速发展。
最后，我国贸易自由度得到极大提升，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显著降低，我国关税总水平从2001年的15.3%逐步下降至2010年的9.8%，并进一步降至2023年的7.3%。二是我国根据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对原产于伙伴国家或地区的部分商品实施协定税率优惠。如2022年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旨在推动成员国间90%以上的货物贸易实现零关税。三是我国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零关税待遇，2024年继续为43个已与我国建交并完成换文手续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零关税待遇，并致力于逐步实现对所有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8%税目产品的零关税。
综上所述，自加入WTO以来，我国在降低进口关税、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既是我国践行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承诺的体现，也是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有力举措。在此背景下，以往通过绕过贸易壁垒寻求竞争优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动力逐渐减弱。
当前我国针对外商投资的全新区位优势。据统计，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由1992年的110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1633亿美元，增长13.8倍，年均增长9.1%。2023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占全球的12.3%，连续3年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构建起针对外商投资的全新区位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庞大的市场规模。我国拥有庞大的消费群体，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日益壮大，对高品质商品与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为外国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机会。第二，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我国具备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和高效的供应链体系，能够为企业提供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制造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有效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第三，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全球范围处于领先地位，包括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现代化港口和国际机场等，为货物运输与人员流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显著降低了物流成本。第四，丰富且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我国不仅拥有庞大的劳动力资源，而且随着教育水平和技能的提升，劳动力素质显著提高。工程师和技术人才数量不断增加，能够充分满足各类企业的用人需求。第五，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与互联网生态。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拥有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和先进的数字支付系统，为外国企业进入电子商务、金融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提供了宝贵的机遇。
由于区位优势的动态变化，当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已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就是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向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是基于当前区位优势的战略选择。为顺应发展趋势，我国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鼓励高新技术企业设立研发中心，旨在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多参与我国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合作的机会。投资导向的转型，预示着我们将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挑战。相较于过去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企业普遍且易于吸引外资的情境，当前技术密集型与知识驱动型企业较为稀缺，能够在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海外投资者数量较少。加之技术创新及其商业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准确评估项目市场潜力成为对投资者智慧与地方政府决策能力的双重考验。
综上可知，早先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实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象；而当前较为平稳或中速的增长态势，更加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可以说，自2011年起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仍能维持平均每年2.6%的增长，是我国经济稳健前行的有力证明。
外部冲击下的外商直接投资变化
上文已从区位优势的角度剖析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演变趋势，但是未能充分考量全球FDI格局的变动，以及对中国与世界经济均产生深远影响的两大事件：中美经贸摩擦与新冠疫情。考虑到投资行为的惯性与滞后效应，我们的分析将主要回溯2000年以来的情况。
全球FDI在经历多年停滞后，呈现出震荡下滑的趋势。自金融危机以来，尽管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全球GDP与贸易的快速增长，但保护主义抬头导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FDI设置重重障碍，加之高利率环境抬高了融资成本，致使全球FDI陷入停滞状态。新冠疫情叠加地缘政治风险，导致全球FDI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进一步遭受冲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2年间，全球FDI年增长率依次为-43.7%、53.7%（尽管有反弹，但基数低）、-12.4%；2023年全球FDI总量约为1.37万亿美元，名义上较上年增长3%，但若排除一些国家的避税型投资，实际增长率应为-18%。从区域分布看，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金额下降9%，其中亚洲发展中国家减少12%，非洲减少1%，东盟地区下降16%。值得注意的是，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柬埔寨等国家得益于制造业领域强劲的投资需求，其绿地投资项目实现了37%的增长。
我国近年来的FDI表现同样显现出波动性，但相较于全球整体情况，我国无疑更为稳健。尽管2023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比增速有所下滑，但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增至53766家，同比增长39.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全球FDI缩减的大背景外，还涉及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第一，新冠疫情致使在华跨国公司营收受到影响，削弱了其再投资能力。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中有相当高比例来自于在华跨国公司利润再投资。图1展示了2000年以来我国通过新建投资和外资并购两种方式每月流入的FDI情况。根据该数据，2023年我国新流入的FDI相较于2022年实现了27%的增长，2024年第一季度较2023年同期增长了12%。由此可知，2023年以来我国FDI总规模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华跨国公司降低了利润再投资。这一判断在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上得到了进一步验证：2023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0.6%，低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3%的增速。进入2024年，随着稳增长政策的持续发力，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回暖，2024年第一季度累计同比增速为4.5%。但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处于负增长状态，2024年第一季度增速为-10.4%。在经营业绩下滑的情况下，企业的再投资能力受到制约，进而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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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美经贸摩擦及一些国家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影响凸显。不仅导致我国企业面临严峻的国际经营环境，也给在华跨国公司的供应链稳定性和产品出口带来了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性预期的干扰下，加之一些国家采取的制造业回流政策，不仅导致美国对华投资逐渐减少，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对华直接投资也受到了波及。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估算，美国在2020年—2021年间对华投资较2018年—2019年间下降了40%。尽管面临不利的国际环境，但我国作为全球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依然强劲。美国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发布的202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排名从2023年的第7位跃升至第3位。当前，随着国内经济稳步恢复长期向好以及一系列促进开放和吸引外资政策的持续发力，外资在华发展的条件、环境及前景均展现出越来越好的态势。
第三，FDI轻资产化趋势显著。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全球FDI呈现轻资产化趋势。这一现象实际上也是2010年以来全球FDI总额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我国FDI的结构持续优化。一方面，制造业吸收外资比重持续下降，服务业占比持续提升。随着我国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制造业服务化趋势的加速，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吸引外资的新引擎。据统计，截至2022年，制造业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占比已降至12.0%，而服务业则高达87.1%；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方面，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占比分别为30.2%和69.6%。为应对国内市场的同质化竞争，制造业企业通过增加产品附加服务，如设计咨询、定制化生产、产品培训、物流配送以及售后支持等，满足客户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进而不断提升竞争力。这种服务化转型不仅推动了制造业产业升级，也带动了服务型投资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外资进一步向高新技术产业集中。据统计，2022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0885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83.5亿美元。在高技术产业内部，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信息服务等行业均实现了显著增长，增长率分别为56.8%、35%和21.3%。2023年，高技术产业继续成为引资热点，全年引资额达到4233.4亿元人民币，占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37.3%，创历史新高。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均实现了外资使用额的增长，特别是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和研发与设计服务领域，均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跨国公司在华研发（R&D）投入的增长速度逐渐加快。自2020年起，外资研发投入的增速回升至10%左右，表明外资本土化研发的趋势正在不断加强。
当前跨国公司供应链的调整受信息技术革命、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近几年，跨国公司从我国撤资的案例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事实上，部分在华跨国公司从中国撤资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需分类剖析。为深入探究微观企业的撤资情况，本文以“2023年财富500强企业”中披露中国区营收数据的48家企业为样本进行分析。从营收数据上看，尽管受我国经济复苏承压影响，一些在华跨国公司2023年营收相较于2021年出现负增长，但中华区营收占比并未出现显著下滑，且多数公司仍对中国市场保持积极态度。这一现象表明，大型跨国公司只是调整部分业务或加工环节，其核心业务和市场重心仍在我国。
首先，新冠疫情、贸易摩擦等因素促使跨国公司重新评估供应链的安全性和韧性，安全考量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多样化和弹性化布局被视为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平衡的一种方案。跨国公司为了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风险，积极寻求供应链的多样化，建立备份供应商体系，确保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供应链的连续性和安全性。比如，对于在华跨国公司而言，美国推出的关税惩罚、进口限制和技术封锁等措施，迫使跨国公司采取“中国+1”或“中国+N”的策略，甚至将部分供应链撤回国内，以保障其供应链的连续性和安全性。
其次，地缘政治的变动及一些国家制造业回流政策，进一步加速了产业链的区域化和本土化趋势。企业倾向于缩短供应链半径，减少对远程运输的依赖，以增强供应链的韧性，降低外部冲击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一些在华跨国公司选择撤离，尤其是那些在我国市场逐渐失去竞争力的企业。例如，日本政府为减少对我国产业链的依赖，出资支持日本企业撤离中国，并鼓励其回迁或转向东南亚。
最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规制标准的提升，对在华跨国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标准的提高可能意味着企业运营成本的提升。在数字经济领域，我国对数据监管、个人信息保护和国家安全更为重视。我国2017年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之后陆续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治理企业数据建立了严密的监管框架。在数据治理问题上，我国与美欧等国家在数据主权与数据国际流动、数据治理模式、数据保护与商业利益、技术与标准制订、隐私保护等方面存在一些分歧。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不断提升的合规要求使数据、个人信息和网络安全规则在企业排列出的十大挑战中位居第二位。跨国公司普遍关注数据本土化、跨境流动及安全合规的高昂成本。对此，我国应在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为跨国公司提供更为清晰的合规指引，降低其合规风险与成本，从而促进数字企业和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将进一步促进跨国公司在华发展
事实上，我国作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热点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一方面，近年来我国FDI的增长速度与结构紧密契合我国区位优势的动态演变，部分在华跨国公司撤资行为主要归因于受全球经济波动影响，经营业绩遭遇挑战。另一方面，撤出我国的跨国公司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加工环节，这一调整反而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减少了对低附加值产业链的依赖。当前，稳定外资工作的核心在于通过更高层次的开放与良好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加强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的信心。
近年来，我国在推动高水平开放、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方面不断努力。除了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逐年缩减，一系列重大开放政策密集出台。例如，2023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旨在扩大市场准入，提高外商投资自由化水平。2024年3月，国务院印发《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持续推进电信、医疗等领域扩大开放。这些举措为稳定外资预期、增强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基于我国当前的比较优势，应加大在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引资力度，积极支持外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同时，全面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要求，从降低贸易壁垒、扩大服务领域开放、提供投资便利、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着手，加强与成员国供应链的互联互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以稳定外资预期，提振外商在华投资信心。应把握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契机，加强与成员国的交流合作，通过减少规制差异，尤其是数字本地化和跨境移动方面的差异，增强成员国企业对我国市场的投资信心。此外，还应注重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可预见性。
回顾过去四十余年，我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外资的支持。在华跨国公司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国际合作与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在华跨国公司通过市场竞争、示范效应、人员流动等，显著提升了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通过技术溢出，推动了国内高附加值产业的成长，助力我国经济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转变；不仅推动了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还通过本地前后向关联，促进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深度融合；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助力我国劳动力整体技能水平提升；为地方政府和中央财政提供了稳定的税收收入，助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项目的建设。同时，众多跨国公司也在参与我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壮大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以特斯拉、宝马、苹果、微软、辉瑞等全球知名企业为例，它们不仅在我国建立了生产基地，还设立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或创新中心，体现了对我国市场的长期承诺与战略重视。展望未来，随着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产业与科技创新，我国经济将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共创更加辉煌的篇章。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主任）
【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国政府网，2024年7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