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比传统的安全理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更加平衡、合理的持久和平理论。这一理论不单基于大国之间的稳定，也关切中小国家的安全；不仅强调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作用，也主张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行为体一起参与到国际合作中来；不仅关注传统的军事安全，也关注非传统安全，更强调从根本上消除冲突和战乱的土壤。总体国家安全观契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相互依赖、命运紧密相连的客观现实，力图实现所有国家和个人的持久和平，而不是仅属于霸权国或者少数国家的短暂的和平，具有价值观上的进步性。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不仅倡导总体国家安全观，也在对外交往中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从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 合理性 进步性 持久和平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传统安全理论为何不能带来持久和平
如何营造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传统的安全理念大概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从国家自身出发，主要强调某种国际环境对本国来说是否是安全的，至于其他国家是否安全则不予考虑。第二类传统安全理念考虑的是国际体系的总体稳定，即大国之间不发生世界大战，没有世界大战的国际环境就是安全的。这类观点虽然着眼于国际体系的总体稳定，但也是一种明显的大国中心主义。第三类传统安全理念似乎致力于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的安全——或者认为需要建立某些强有力的管制国家行为的国际制度，或者认为必须将所有的国家改造为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这样就可以出现普遍的和平。持这类观点的人大部分是自由国际主义者。应该说，这三类传统的安全理念在构建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方面都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要么是自身逻辑缺乏符合现实基础的合理性，要么是价值观意义上缺乏进步性。
第一类观点只关注本国安全，忽视其他国家的安全，这方面最极端的代表就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把大国之间的竞争视为一场零和游戏；在无政府的世界政治中，安全是不能兼容的，只有一个国家能获得安全，那就是某个地区的霸主。为此，大国必须不断扩张实力、成为本地区的霸主，同时还要积极阻止其他地区出现类似的地区霸权国。但由于战争的巨大破坏性、民族主义的兴起、核武器的制衡、国际制度的约束等因素，大国未必能通过不断进攻的方式增强实力、获得安全。这种观点更大的问题在于，实力和安全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实力越强，往往意味着对其他国家的威胁越大，很容易引发所谓的“安全困境”。即便一个国家能够在军事和经济实力方面压倒性地击败对手、打破安全困境，但穷兵黩武、肆意横行，必然会引起大多数国家极度的反感和极端的反应。
第二类观点关注国际体系的总体稳定，认为可以通过大国之间势力均衡或者霸权稳定的方式避免大战的发生。这一类观点同样缺乏逻辑上的合理性和价值观上的进步性。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势力均衡包括多极均势和两极均势两种类型。多极均势指的是通过灵活变换国家间的阵营制衡那些野心勃勃的强国，阻止它们发动战争对外扩张。但是，大国的扩张战争只是战争的一种，导致战争发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寻求民族独立或者领土冲突。势力均衡或者霸权稳定都不能消除大量的其他类型的战争。彼得·瓦伦斯滕（Peter Wallensteen）和玛格丽塔·索伦伯格（Margareta Sollenberg）两位学者分析了1989年—2000年间的111场武装冲突，其中104场以国内战争和冲突的形式爆发，国家间的战争仅占冲突总数的6%，内战取代国家间冲突成为了冲突的主导形式。①从自身逻辑来看，无论是多极稳定、两极稳定还是霸权稳定都存在明显的问题：多极结构下大国数量多、关系复杂，未必能形成遏制某个强国的联盟；两极结构中，虽然两极国家倾向于避免生死决战，但“代理人战争”并不少见，而且两极结构的形成不是可以人为构建的；霸权稳定的逻辑则天然假定霸权国倾向于稳定，却忽视了霸权国可能对崛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以及支持其他国家对崛起国的战争。
第三类观点虽然着眼于国际体系的普遍和平，希望通过强有力的国际制度或者将所有的国家都改造为“自由民主国家”的方式达到目标，但其逻辑合理性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对于前者，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制度主义者相信国际制度可以约束国家的行为，减少国家间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国际合作和稳定。但是，当前的国际体系仍然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制度并不具有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力。如果将国际制度转变为世界政府，那么世界政府之下的各个单元为了全球最高权力将继续进行争夺，“中央权力越大，各国致力于争夺控制权的动机就会越强烈”。②“民主和平论”的潜在逻辑是通过改造其他国家来实现持久和平——他们认为，只有所有国家都变成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世界才是安全的，但是，如何才能实现所谓的体制变更？即便各国都变成了“自由民主国家”，它们之间仍然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一旦涉及到领土争端这样的重大利益，“民主国家”之间也可能发生武装冲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和发展道路，从外部强加的政治体制能有效运行的情况很少发生。
因此，传统的安全理论并不能确保绝大多数国家都能获得持久的和平，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各国内部日益增多的冲突。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与当前世界现实相适应的新安全理论；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更多关注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困难群体的新安全理论。中国所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这两方面都明显不同于传统的安全理论。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方案与中国贡献
2023年2月，外交部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指出：“习近平主席2014年首次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赢得国际社会普遍响应和广泛认同。这一安全观的核心内涵，就是主张秉持共同安全理念，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主张重视综合施策，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协调推进安全治理；主张坚持合作之道，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谈判来实现安全；主张寻求可持续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的土壤。我们认为，只有基于道义和正确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理念指引，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是基本前提，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根本遵循，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是重要原则，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是必由之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是应有之义。”理念指引、基本前提、根本遵循、重要原则、必由之路和应有之义共同构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相比传统的安全理论，总体国家安全观在逻辑上更符合当今时代的现实、具有更强的合理性。
一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倡导“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充分认识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安全已经紧密相连、无法独善其身的基本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问题早已超越国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短板都会导致外部风险大量涌入，形成安全风险洼地；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外溢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安全问题。”现实主义的自助原则意味着增强本国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但这却可能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于是，其他国家也会相应地发展军备、增强武力，军备竞赛和紧张气氛可能有增无减。这是由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所决定的。想要有效化解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就必须尊重其他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避免谋求单边优势和奉行强权政治。“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的理念意味着，各国对自身安全的追求不能绝对化，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反对谋求单边安全、绝对安全，通过增强军事领域的透明度、积极参与国际裁军、重点增加防御性武器而非进攻性武器、明确无条件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等方式，在不损害各国现有安全水平的情况下提升全球安全水平。
只有“大国无战争”的世界并不是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大国和中小国家共同安全的世界才是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和新型国际关系原则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无疑更具有现实合理性和价值观上的进步性。工业革命以来，通过对外扩张战争增加领土和人口来提升实力与安全的做法已经过时。这主要有两个原因：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得政治统治的成本大为增加；土地和人口的重要性已经进一步下降。迈入现代社会以后，大国的崛起越来越依赖于内部经济组织的效率，以及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知识、信息和智力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要素。“国家通过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可以改变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从贸易扩展和增长中获利。”③
在实践中，强调“共同安全”意味着要坚持“合作安全”，需要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同时，需要大国致力于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做负责任的国家。中国一直是以《联合国宪章》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支持者，积极承担国际责任、调解国际冲突。例如，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经费的第二大贡献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军事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是沙特和伊朗的重要伙伴，积极推动沙特和伊朗和解，为中东地区的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2022年1月，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指出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在联合声明磋商过程中，中方还推动写入重申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其他任何国家等重要内容。中国始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这本身就是对全球战略稳定的重要贡献。
另一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的理念，旨在消除引发战争和其他冲突的根源，而不仅仅是着眼于国家间的短暂的和平。从现实合理性的角度来看，“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切中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国内因素相互交织、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因素紧密联系的现实。当前，非传统安全的地位日益上升，国内冲突很容易外溢成为地区乃至全球性的问题。想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就要消除冲突和战争的土壤。国际安全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国家间军事安全领域，环境安全、经济安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等越来越成为各国关注的热点领域，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家造成的伤害已经不亚于传统安全问题。《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指出：“当前，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呈现更加突出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为了应对这些复杂多样的全球安全问题，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必须综合施策，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能力、提升欠发达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根本上减少滋生全球安全风险的土壤、夯实全球安全的根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也就是要坚持综合安全的理念。如果不实现各领域的国家安全，那么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也是不可持续的。
过去几年中，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凸显了缩小南北差距、提升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的紧迫性。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等具有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综合施策，尤其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中国一直以来发挥农业技术优势，在帮助非洲和南太平洋等许多区域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的超级水稻已经在20多个非洲国家落地生根，有力保障了非洲国家的粮食安全。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国是全球气候治理重要的参与者和引领者，在国内气候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国际合作层面，截至2023年9月，我国已与40个发展中国家签署48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累计合作建设4个低碳示范区，开展75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举办52期能力建设培训班，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2300余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
从长期来看，实现普遍、持久的世界和平，必须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和繁荣。现实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内部的阶层矛盾、民族矛盾和地域矛盾凸显，而这些矛盾和问题又容易外溢成为地区和全球性的问题。在国际发展领域，中国奉行正确的“义利观”，强调不干涉受援国的内政、不附加政治条件，从受援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国际经济援助与合作。196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就系统阐述了“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申明“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2013年9月，外交部长王毅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一文时引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正确义利观”的重要阐述：“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这些原则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框架，中国充分发挥自己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帮助“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中国到老挝的跨国铁路是老挝有史以来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铁路。这条铁路把中国和老挝两个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使得老挝从一个“陆锁国”变成了“陆联国”。中国在非洲建立的许多工业园——例如埃塞俄比亚的东方工业园——给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和税收，甚至还促进了当地的性别平等。截至2024年6月，中国已经对非洲27个最不发达国家98%税目产品实施零关税。中国不仅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双边贸易往来，也注重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传授技术、增强这些国家的造血能力。这些都是中国秉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在对外交往中贯彻可持续安全理念、促进发展中国家总体安全的生动实践。
相比传统的安全理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更加平衡、合理的持久和平理论。它不单单针对大国之间的稳定，也关切中小国家的安全；它不仅仅强调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作用，也是主张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行为体一起参与到国际合作的进程中来；它不仅仅关注传统的军事安全，也关注非传统安全，更强调从根本上消除冲突和战乱的土壤。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大国应该肩负起更多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合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相互依赖、命运紧密相连的客观现实，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力图实现一种针对所有国家和个人的持久的和平，而不是仅属于霸权国或者少数国家的短暂的和平，具有价值观上的进步性。只要各国都能够坚持“共同、合作、综合和可持续”的理念指引，遵守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规则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合作，那么就有希望构建一个持久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不仅倡导总体国家安全观，也在对外交往中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从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调解各类国际和地区冲突，坚决反对核战争和军备竞赛，强调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中国不仅关注传统安全问题，也非常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帮助发展中国家强化治理能力、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尽管构建一个持久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但是中国所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理论及其实践已经成为世界和平事业的重要方案。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注释】
①Peter Wallensteen and Margareta Sollenberg, “Armed Conflict,
1989-2000,”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8, No. 5, 2001, pp.629-
644.
②[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8页。
③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Y.: Basic, 1986, p. i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