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的全球联盟体系对于维持其主导地位以及实施全球战略至关重要。随着中国经济以及技术的持续快速发展，美国意图借助其联盟体系实施对华技术遏制战略。从“巴统”到“瓦森纳协定”，再到“小院高墙”，美国构建的联盟体系不断调整对华战略。然而，由于美国与其盟友对华经济的深度依赖，以及利益诉求不均衡，加之政府与企业间的利益诉求不一致，联盟体系内部亦存在裂痕。对此，中国对内应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增强中国市场粘性，通过系统性创新政策推动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在新一轮全球技术竞争中占领先机；对外保持战略定力，通过RCEP、 CPTPP、DEPA等区域合作协定推动中国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关键词】美国联盟 联盟体系 技术遏制 自主创新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当前，大国竞争加剧引发地缘政治危机，全球发展和安全面临多重风险，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深度交织，世界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由效率驱动转为安全保障。笔者从美国联盟的视角出发，简要梳理冷战以来美国联盟体系对华技术遏制的历史演变，在此基础上分析联盟体系内部矛盾以及外部力量的制约因素，以期为中国应对美国联盟举措提供参考。
美国联盟体系对华技术遏制的历史演变
作为对华经济和技术施压的重要载体，美国联盟体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从无到有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从殖民地时期到一战爆发是美国联盟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直到二战才真正形成遍布世界的联盟体系，二战后美国联盟体系历史演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94年）：巴黎统筹委员会。冷战时期是美国现代联盟体系的全面组建和发展时期，借助二战中美国积累的权力与威望，形成了以对抗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主要目标的联盟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49年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确立了高技术封锁的基本原则和工作流程，如动态化的管控清单、一致同意原则等。1952年，巴统设立了管制水平更为严格的“中国委员会”。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科技水平提升以及西方国家市场变化，巴统管制范围逐渐缩减。加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巴统于1994年正式解散。但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制裁从未停止，巴统的禁运清单被瓦森纳协定所继承。
第二阶段（1996-2017年）：瓦森纳协定。冷战后，美国为延续其全球霸权，对联盟战略做出调整，使得联盟从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为目标转变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工具。1996年，美国联合欧日韩等33个国家签署瓦森纳协定，精准遏制相关敏感物项和技术的扩散，阻止全球先进技术落入成员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协定共有42个参与国，无论从成员国构成还是机制的实际运行上看，明显存在着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倾向，而快速崛起的中国成为其核心封锁对象。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瓦森纳协定不断修订针对中国高新技术的出口管制范围，尤其是在半导体领域。
第三阶段（2018年至今）：“小院高墙”策略为主。2018年美国宣布进入大国竞争时代，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拜登政府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的竞争者”，提出“小院高墙”战略，从全面脱钩转向精准脱钩，从“全面竞争与对抗”转向长期持续的“精准对抗与精准合作”。这一战略更加凸显精准打击、政府支持、重视安全和依托盟友等特征。拜登政府还形成了多种美式小多边，如五眼联盟、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并在半导体领域组建“芯片四方联盟”，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
从“巴统”到“瓦森纳协定”，再到“小院高墙”，美国联盟体系应对国际形势变化不断优化调整，愈加凸显出美国及其盟友对华经济以及高科技行业发展的遏制意图，限制中国获取外部关键核心技术，对中国进行自主创新造成负面冲击。
美国联盟体系的制约因素
美与盟友利益诉求不均衡掣肘联盟凝聚力。其一，美国与盟友在利益诉求上存在分歧。美国基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对手”，奉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遏制中国发展。而欧盟基于战略自主考量，综合考虑中国的经济、政治、文明以及多边主义等方面，并不将中国崛起视为生存的威胁，在对华经贸、安全等领域与美国存在利益分歧。2023年6月，欧盟发布首份经济安全战略文件《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将以对华“去风险”区分美国对华“脱钩”论调。而日本和韩国更可能在中美间权衡利弊，采取两面下注策略。2024年4月，日本《外交蓝皮书》重申了时隔五年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承诺建立稳定、建设性的中日关系。长远来看，在全球性安全挑战增多的背景下，维护与世界大国，尤其是与中国的友好合作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
其二，美国与盟友之间存在成本分摊的矛盾。随着联盟成员国数量增加和议题范围扩大，维持联盟成本日益高涨。长期以来，美国承担了大部分联盟成本，而小国更倾向于“搭便车”。随着欧盟、日本等从属国“搭便车”行为加剧，美国要求其他盟国承担更多成本，引发关于成本分摊的争论。依据世界银行数据，北约中仅有美国和英国实现军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至少2%的国防投资标准，其余国家均未达标。美国多次要求盟国增加军费开支，尤其是对欧洲国家国防投入不足感到不满。然而，欧洲国家倾向于“搭便车”确保自身利益，不愿实质性增加军费。对于日本、韩国等亚洲盟友，美国同样施加巨大成本分摊压力。
其三，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不平等。由于实力悬殊，美国建立了绝对的“威权式”联盟，占据顶端和中心地位，其他国家依赖并追随美国。这种等级制关系导致盟国在安全、国防和经济合作方面对美国需求远大于美国对它们的需求，只能被动接受美国强硬要求。美国将联盟体系视为维护霸权的工具，要求盟国服从其意志，甚至在盟国带来威胁时采取制裁措施。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日本“经济奇迹”产生“权力转移”的恐慌情绪，实施“敲打日本”策略。由于美欧产业发展相似、比较优势趋同，美国采取次级制裁等“长臂管辖”进行针对性打压。2022年8月，美国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引发了美欧绿色产业补贴的争论。这些制裁措施损害了联盟体系的凝聚力，难以实现对华技术围堵目标。
美与盟友的政府与企业之间利益诉求存在错位。首先，美国及其盟国普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特点是“大市场、小政府”，政府决策地位处于私人企业的主导地位之下。与各项利益集团相比，非商业集团通常占据次要或从属位置，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需要考虑商业集团的利得情况，企业具有强大的自主权，不一定严格按照政府制定的政策执行。
其次，政府与企业利益诉求不同。政府以保护国家安全为首要任务，而企业追求经济效益，二者虽有合流的情况，但常出现分歧甚至对立。当政府政策损害企业利益时，这些企业将会利用各项资源限制政府对其的伤害，甚至公开批评或采取抵制措施。随着大国竞争加剧，美国政府将安全逻辑置于经济逻辑之上，如发布半导体禁令，虽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实则损害了市场主体经济利益，破坏了市场经济规则，引发企业不满。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就曾发布声明希望政府审慎考虑对华芯片出口限制，这一举措会削弱美国半导体行业的竞争力。
最后，政府与企业间也存在成本分摊问题。美国维持联盟续存和扩容以及实施联盟措施都需要大量资金，最终成本多数由企业承担。然而，政府所制定的联盟举措并不以企业效益为首要考虑，常导致企业成本上升而收益下降。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美日欧等经济体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内部市场无法满足企业发展需求，美国及其盟国更倾向于寻求外部市场开拓与合作，“小院”是不切合实际的，这些企业亦存在转向中国市场的可能。
总的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体系无法阻挡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内生动力，也无法满足美国与盟友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更难以平衡好国家安全与企业利益诉求之间的错位问题。尽管美国不断强化对华联盟战略，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带来负面影响，但中国可以抓住联盟体系中的制约因素，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中国的应对策略
美国联盟体系并非铁板一块，中国需以这些制约因素为抓手，从内在夯实和外部化解两方面应对美国联盟技术遏制战略。
第一，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增强市场吸引力。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越深，对中国市场的黏性越强，联盟体系对中国的技术遏制战略越难以实现。为增强市场吸引力，中国应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强调此点。一方面，需完善相关制度性建设，加强顶层设计与科学谋划，着重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创新政策工具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充分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与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引导资本流向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加快推进科研成果转化运用，在全球技术竞争中抢占科技创新发展的主动权。
第二，保持战略定力做好应对最严格技术封锁的各项准备。中国需秉持长远的战略视野来审视双边关系，保持战略定力继续加强中美对话交流，找寻中美合作的平衡点，尤其是推进与美国企业间的务实合作，避免走向全面对抗。另外，中国也要未雨绸缪，为应对美国联盟对华技术封锁制定详尽策略，包括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打破美国“脱钩”，拓展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渠道。
第三，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强化发展共同体建设。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盟友间的经贸合作掣肘美国联盟对华围堵。中国应积极同欧盟、日韩等国打造中间地带从而推进“线外竞争”，还可以探索如中美韩、中美日等“中美+X”的小多边合作机制。另一方面，深化与相关国际组织的战略关系，巧妙化解传统地缘政治冲突和零和博弈思维的结盟策略。中国应积极促进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多边地区经济安全合作，引领RCEP合作走深走实，尽快加入涵盖亚太地区的CPTPP以及针对数据经济的DEPA，从而打破美国派系的“小圈子”。
国际联盟体系作为美国重大战略的关键支撑，未来也将继续强化其联盟战略，但美国联盟体系受内部矛盾与外部挑战制约，中国在应对对华技术围堵方面仍有空间。当前，国际局势充满变数，中国需密切追踪美国联盟调整变动，做好长期准备应对技术遏制，对内推进市场化改革，优化创新政策；对外保持战略定力，推进高水平开放和区域合作。
（作者分别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际发展共同体视域下中国产业链安全保障机制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1AGJ00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金香丹：《拜登政府“印太供应链联盟”的战略逻辑与困境——基于供应链权力视角的分析》，《东北亚论坛》，2024年第1期。
②杨成玉：《<通胀削减法案>加剧美欧经贸分歧》，《人民日报》，2023年1月10日。
③张宇燕、高程：《美国行为的根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