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的B面

    晚上10点左右，隐藏在北京鼓楼等地的LiveHouse（音乐展演空间）才陆续有顾客上门。因为乐队开始演出的时间更迟，高潮更是在午夜之后才会到来。LiveHouse里有专业的乐器和设备，来表演的都是摇滚乐队。当演出开始，台上是爆裂的乐手与迷幻的灯光，台下是源源供应的酒精与弥漫的香烟烟雾。那一瞬间，你会接受关于摇滚的所有刻板印象：摇滚世界是与阳光完全隔绝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长安街F4，摇滚是一种有趣的生活

    董燕军的办公室在北京国贸嘉里中心的地下3层。35岁的他在这里做电梯维修工。每个工作日，他几乎都在国贸的几栋大楼间跑来跑去，检修那里的电梯。“在高档公寓里检修时，我们都要尽量避免被住户看到。”他的办公室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供两个员工写安全日志和休息。一个失去弹性的沙发，一张旧板床，一张已经斑驳的办公桌，几个架子，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其余的地方又挤挤挨挨堆满了工具，横穿房间上方的钢条被包上了海绵垫，以防撞着人。

    从董燕军地下3层的办公室乘坐他检修好的电梯上到地面，步行不到10分钟，就是国贸的另一栋大楼。再搭乘电梯上到21层，便能见到刘凯文。这里有大片开放的办公区域，大大小小的会议室，以及数个茶水间。员工们埋首在自己的工位上，对着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一派紧张有序的氛围。刘凯文供职的是一家跻身世界500强的知名IT企业。47岁的他已经做到了管理层，同事与他擦身而过时，会喊上一声“文总”。

    但下班后，刘凯文常常收敛起“总”的派头，戴上一顶鸭舌帽，沿着我们刚才的路线逆向而行，来到嘉里中心的地下3层，推开董燕军办公室那扇绿色的小门。

    “哎，刘哥来啦！”已经换下蓝色工作服的董燕军熟悉地招呼道。这一刻，他不再是电梯修理工，他也不再是文总。差不多同一时间，“80后”的邓斌和陈鹏也熟门熟道地走了进来。业余摇滚乐队——长安街F4的成员便聚齐了。

    “别看我这里条件不怎么样，大家都喜欢来。”董燕军笑道。两年前，他从张家口来到北京，找到一份维修电梯的工作。现在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仍在张家口，每到周末，他就要坐上两个小时的车，回家带孩子。除了工作和家庭，摇滚就是他生活的另一大重心。“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后来觉得光唱没意思，就想找点乐器玩玩。从吉他开始，什么乐器都学了点，也在酒吧唱过。”

    利用网络，董燕军在北京找到了很多摇滚同好。他喜欢招呼新认识的朋友“来我这里玩啊”。最多的时候，这个小屋里竟容纳了十几个人。“这里坐两个男生，那里坐一个女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董燕军很兴奋。“大家一起玩乐器，谁弹得好，谁哪里有问题，大家就直说，氛围非常好。”他还建了一个微信群“地下车库乐队大趴”——因为他的小屋外面就是车库——把认识的摇滚同好都拉到了这个群里。

    刘凯文、邓斌和陈鹏都是在这个群里结识的。“来我这里的人多，不过我们4个玩得最好。”董燕军说。

    在这4人里，刘凯文是老大哥，说话做事果断，语速快，事务也繁忙。大家在一起时，他时不时就要打一个电话，或坐到一边掏出笔记本电脑发两封邮件。不过他说话风趣，总能炒热气氛。1988年，刘凯文考进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那时清华的文艺氛围非常浓厚。“高晓松就是和我一个年代的，不过我在学校时不认识他。后来他出名了，我一回想，应该是他。在我后面入学的，还有李健。”刘凯文说。读大学时，他就喜欢崔健，这个爱好至今未变，每次演出，崔健的歌都是他的保留曲目。

    邓斌几年前从湖南来到北京打拼，目前也在国贸的一家IT公司工作。陈鹏是北京的大院子弟，曾在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过了几年疲于奔命、了无生趣的生活后，毅然辞职，现在自己倒腾一些古玩生意。“找到小军这个组织后，我的生活状态变得非常好。我家墙上贴了不少照片，除了家人的，基本都是我们乐队的。”按陈鹏的说法，他现在看上去比几年前年轻多了。

    4人聚在一起，董燕军便从床下翻出音箱，又从床上竖着的塑料板后拿出吉他。大家提着、背着各种乐器设备，走进夜色里——他们的露天演出就要开始了。

    去年10月的一天，他们一时兴起，去建国门外大街的一个地下通道里唱了一场。“那天感觉太好了，不少路人和我们互动，还有个广东老板一下给了300块钱。唱完大家非常开心，当即决定组一个乐队，还就地取名——那儿靠近长安街，就叫长安街F4。”邓斌翻出手机里存着的那天的照片，“在街头演唱的大多是一个人，像我们这样以乐队形式出现的几乎没有。而且我们都还有自己的固定工作。我们约定，隔一段时间就来演一次。”有一次，4人相约，都戴上了墨镜和红围巾，当真有了摇滚的范儿。

    “刘哥还喜欢买来各种凉菜。我们演出间隙，就坐在地上吃凉菜、喝啤酒，非常开心。”邓斌说。他们演出时，会放上一个打开的琴盒，人们可以往里投钱——虽然他们并不需要这笔钱。“就是营造一种街头氛围。如果收到几十块钱，我们就给刘哥，作为他买小菜的钱。还有多的，我们几个人就分一分，挺好玩的。”琴盒的盖子上，还贴着一张A4纸打印的二维码，扫进去就是“长安街F4的音乐之旅”，任何对这支业余摇滚乐队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加入他们的音乐之旅。

    2月21日那天，北京迎来了初春的第一场雪。“让我们在雪地上撒点儿野吧！”刘凯文在微信群里招呼道。于是那天晚上，从国贸地铁站匆匆走出的人，惊讶地发现纷纷扬扬的雪中竟然有一支摇滚乐队在演出。他们戴着鸭舌帽，手拿专业的吉他、贝斯，还有一个非洲鼓。很快，帽子和乐器上就积了雪，但冰雪的寒冷反而更凸显出他们的热情。路人纷纷被吸引，打着伞驻足欣赏。其间刘凯文唱起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他的嗓音低沉、沙哑，颇有几分原唱崔健的味道。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听到兴起之处，在雪地上即兴来了一段街舞。这段表演被路人拍摄了下来，上传到微信群，刘凯文将之命名为《新长征路上的街舞》。

    那个春雪之夜，“长安街F4的音乐之旅”群很热闹，新进来的人分享着刚刚拍下的照片、视频，以及自己的音乐心得，他们相约“下一次一起玩”。

    反光镜，摇滚是一种温柔的心态

    说起至今仍活跃在中国摇滚圈的老牌摇滚乐队，组建于1997年的反光镜跳不过去。2001年，他们以第一支中国朋克（摇滚乐的一种）乐队的身份在美国7座城市进行巡演，并在两年后成为首支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朋克乐队。

    2017年是反光镜成立的第二十年。20年里，有很多乐队解散，也有很多乐队建立，更多的乐队经历了人员变动，唯独反光镜的3个人仍然是当年的3个人：主唱兼吉他手李鹏，贝斯手兼和声田健华，以及鼓手兼和声叶景滢。

    比起早期激烈狂躁的编曲，现在他们更趋于安静平缓。从“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夺走别人拥有的”喊叫，到“我应该把握时代的节拍，不应该制造更多的意外”的吟唱，这3个赶巧都出生在1979年的大男孩，人虽然没变，心态却变了，仿佛青涩躁动的苹果已经瓜熟蒂落。而作为乐队的组建者，叶景滢也从当年一无所有的愣头青，变成如今圈内皆知的“中国朋克鼓王”。

    “鼓王？嗨！二十来岁年少轻狂，朋友们一个个尽瞎叫，不能当真。”叶景滢挥挥手，像谦虚，又像无所谓。这双曾经敲打出中国最早朋克鼓点的手，如今在午后的阳光里轻柔地抚摸着他心爱的猫。

    叶景滢是地道的北京人，因为工作原因租住在北二环一幢很普通的居民楼里，但他的打扮一点也没有要普通的意思，如果说人群里有一个人是玩摇滚的，那除了他别无二选：黑色皮质八角帽下面梳着大背头，连着一口络腮胡；敞开着的黑色皮衣里面是黑色衬衫；金属扣的黑色皮带扎一条黑色小脚牛仔裤；一双黑色亮皮鞋。尤为显眼的是左右耳一边3个耳环，以及捋起袖子后一条满是文身的大花臂。

    时间已是下午3点，但叶景滢仍睡眼惺忪，在路边等车的当口，他一直在用手搓脸。“刚睡醒，实在不好意思。”如此温柔的客气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有种巨大的“反差萌”。没有巡演的时候，叶景滢总是在这个时候醒来，因为他上晚班——乐队之外，他还经营着一家自己的酒吧，每天凌晨3点等客人散尽才收工。

    “你以为我想啊，但酒吧晚上才有生意，白天谁坐酒吧？”

    “靠乐队的收入已经活不下去了吗？”记者打趣道。

    “那倒不是，乐队挣着钱呢！可是得想着以后，总不能还像年轻的时候一样有多少花多少。以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得在有家庭之前把这观点扭转过来。”叶景滢笑道，“生活是细水长流。”

    从住处到酒吧，走路大概一刻钟，以往叶景滢都会一个人慢慢遛过去，这是难得的放空自己的机会。“什么也不想，看看天，看看云，看看树叶，舒服自在。”但此时他选择一头钻进出租车，“你们是客人，别累着了。”

    越往鼓楼开，叶景滢的穿着便越能融入人群。这个旅游胜地是新潮年轻人的天堂。他的酒吧就开在这里，门上还贴着一幅毛笔字：悦享时光四季平安。如果不是主人当值，陌生来客大概无法想象这样静好的语言出自一个朋克鼓王。连装修也是小清新的：玻璃吊灯、明黄色背灯、贴满小动物油画的墙壁、置放在桌上的绿植以及音箱里流淌的慵懒爵士乐……种种迹象不禁让人怀疑，这位朋克鼓王，在最初用摇滚叛逆了主流文化后，现在又开始叛逆摇滚了。

    “还是那句话，一个年龄有一个年龄的心态，不能说过去那个心态不好，它是一个必经阶段。”叶景滢挑了二楼靠窗向阳的地方坐了下来，在白开水里加入一片新鲜柠檬，“刚开始是挺躁动的，青春荷尔蒙分泌旺盛，总感觉浑身劲没处使。那时候正巧赶上互联网诞生和下岗潮，街上的人突然少了，身边的朋友也不出门了，天天在家里闲着或者玩电脑，一个个跟行尸走肉似的。”社会巨变中的他也有些不知所措，10多岁便开始喝酒、打耳钉，把矛头指向了缺少人情味的社会，“写了些不和谐的歌”进行控诉。这层意思在1999年的那首《我想说的话》里多少有些体现：“我们不想学习工作，我们不想打架骂人，现在下岗的人太多，所以大家闲着发慌。父母说我总在鬼混，没有一天好的脸色。这么大了我能说什么，没出什么事就不错了。”

    这样的控诉一直持续到2007年，终止在那年的迷笛音乐节上。“那次演出，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看着下面的年轻粉丝随着我们的音乐狂躁时，我突然怕了。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的言行举止对他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他们喜欢我们，就会跟我们学，我们骂脏话，他们就会跟着骂脏话。这太可怕了。”叶景滢头一次萌生“社会责任感”这个“很主旋律”的词。把摇滚做得向上一点、积极一点，从此成了反光镜的创作方向。同年，专辑《成长瞬间》出炉，其中，《还我蔚蓝》曾被收录在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策划的合集《呼唤》中，以支持当年举办的“环保手拉手，健康万里行”主题公益活动。

    随着乐队另外两个成员或结婚或生子，乐队的风格越发温情暖人，以往被不少摇滚人嗤之以鼻的爱情题材也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真是冒摇滚之大不韪啊，可见爱情的伟大，这么伟大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写？”叶景滢笑了笑说，“摇滚并不是为了控诉而控诉、为了吼叫而吼叫，不是无病呻吟，是有所指的，它也要反映现实。社会明显在变好，摇滚也分了杯羹，上了主流媒体，被人们接纳，为什么非要强行去骂一个臆想的东西？”叶景滢想了想，又问记者：“这样会不会对晚辈刻薄了点？我们是从那个阶段走过来的，也许他们只是处在那个阶段而已，只要阅历丰富了，看问题不片面了，就会好吧？”

    一只从屋顶路过的猫把他的思绪拉回现实。“哎哟，小猫头破了。”语气里满是心疼。他自己也养了一只斯芬克斯无毛猫，这种猫与其他品种的猫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很黏人。“跟狗一样，喜欢跟着我走，往怀里钻，睡觉的时候就用爪子和头蹭我的脸，特别暖。”这只猫叫特伯，是美国动画片《极速蜗牛》里蜗牛的名字。当他说自己最爱看动画片的时候，记者难以置信。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台风硬朗乖张的鼓王“还特别容易看哭”。撇开《海洋之歌》《我在伊朗长大》这样催泪的电影不说，就连最近热映的青春歌舞片《爱乐之城》也差点让他泪洒影院。“女主回忆小时候姑妈教自己演戏那段，音乐一起，我就特想‘哇’的一声哭出来，要不是跟哥们儿一起丢不起那脸，我还真哭了。”

    除了音乐，叶景滢还藏着一项绝活——做饭，为此他把酒吧改成了半餐厅，偶尔做两道菜，大众点评网上几乎全是五星好评。“我喜欢看别人吃我做的东西。有一次给17个朋友做饭，从下午两点做到晚上7点，看他们吃得倍儿香，我就特有成就感。”他哈哈大笑。

    “未来的女朋友有口福了。”记者笑道。

    “这还没谱呢，不过也说不好，兴许明天就有了，顺其自然吧。”叶景滢笑得很温柔。他得赶在3月来临之前跟朋友多聚聚，因为3月之后乐队就要开始全国巡演了，这次的主题是“只有音乐才是我们的解药”。

    塞琳特，摇滚是一种有甜味的坚持

    2017年2月21日，宝岛台湾艳阳高照，北京却迎来春雪。从T恤切换到羽绒服，山西“90后”女孩李晓宇准备得很周全，近20摄氏度的温差并没有让她觉得猝不及防。她不知道北京下雪了，但她每次出远门前都会带上四季的衣服，因为经历了去年为期两个月的全国36场巡演后，她知道路途遥远，天气迥异，也许今天尚在南方艳阳地，明日便身处北方冰雪天了。

    那次巡演把李晓宇累得够呛，但也让她担任主唱的交响金属乐队“Silent Elegy”（寂静的挽歌，音译“塞琳特”）成为摇滚圈的后起之秀。这种兴起于欧洲的摇滚形式，国内极为少见，它长于华丽繁复的吉他和键盘编曲，其中既有典雅的交响，又有激情的金属，而对主唱歌剧式的唱腔要求，往往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却正中李晓宇下怀——中央民族大学美声科班出身的她，拥有近四个八度的音域，时而浑厚有力，时而清澈悠扬。

    除了当主唱，由于自己的“女汉子”属性，她还主动担起了“后勤部长”的职责：乐队淘宝店的收发货，logo、宣传海报与服装设计，以及去年36场巡演的场地联系。

    联系演出场地是个琐碎活，“反反复复的，你得告诉场地方这是什么演出、什么风格，对方同意提供场地后还要给他们发演出logo和宣传海报，最后是安排档期。如果你想要的时间跟场地的档期冲突，那就得调整，包括之前订好的场地，都要变。”李晓宇让记者坐在沙发上，自己搬了把椅子坐在对面。穿着睡衣的她一副刚睡醒的样子，一头长发用一个发箍简单别在脑后，来不及化妆，素面朝天，大大咧咧，跷着二郎腿。从前年底开始，李晓宇就开始对着中国地图，在可能巡演的城市上一个个画圈：从沈阳到香港，从上海到西宁，只要能去，她就打电话，不管多远、不管演出费多少。去年秋天，当她最后把敲定的地点统计起来时，乐队的其他成员都炸了锅。“36场，要累死我们啊！”李晓宇模仿他们的口气大笑道，“其实我们也没概念，从来都没有过这么多场演出，以前想演都没地方。熬了这么久，我知道就算有100场，他们也愿意去拼。”

    有人说，在北京的乐队，一个月能演两三场就算活跃了，而当初塞琳特可能两三个月才有一场演出，而且这一场到底算不算演出，李晓宇都不确定。“那次我们去一个酒吧，赶最后一场，发现台下就剩一对情侣，特尴尬，关键是我们还要连唱5首。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跟他们大眼瞪小眼，估计他俩也是不好意思走。”

    所以声势浩大的巡演开始之前，李晓宇心里根本没底，万一巡演的情况很不理想，对乐队成员的打击只会更大。此时，给她信心的是巡演前在珠海的一次演出。

    “去年10月在珠海有个沙滩音乐节，人多，一两万呢！”在李晓宇登台之前，已经有其他乐队暖过场了，现场气氛很火爆，台下甚至有乐迷放起了冷焰火。“我正唱歌呢，就看到一些玩得很high的乐迷被保安带走了。”看到这一幕的李晓宇特别心疼，气得直接唱跑调，脱口而出一句“请尊重我们的乐迷”，台下便爆发出一阵热烈掌声。演出完后，李晓宇收获了惊喜，“回去翻微博，发现白天发的状态下面留言突然多了，都是粉丝的致谢，特别温暖。”因为这次的“护犊子”事件，乐队一炮走红，新增了不少粉丝，也给接下来的巡演做了一次不错的预热。

    巡演对乐队的每个人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乐队成立6年，没有迎合市场，没有签约公司，为了保持风格，一直是一支独立乐队，所以巡演的车旅费、食宿费以及所有宣传经费，都得我们自己负担。”但李晓宇觉得这并不是问题，每个人都在为乐队付出，只要心往一处想，那就是甜的。

    键盘手王麒崴是乐队的创建者，没演出时就带学生，把乐队看得比女朋友还重要，“如果乐队排练和陪女朋友吃饭冲突，他绝对选排练。”李晓宇笑道。贝斯手刘璠玙是北京人，开了一间玩密室逃脱的小店；吉他手战学文能唱流行歌，常去后海驻唱；“鼓手朱帅，山西人，对巡演的付出挺大的，因为他媳妇那时候正怀孕呢，而且预产期是1月初，我们巡演到年底，他差点没赶上孩子出生。巡演一完他就赶着飞了回去。”至于李晓宇自己，原本在国贸附近开了家美甲店，巡演之前关门大吉了。

    “现在美甲店不是挺挣钱吗？”记者问她。

    “可是老板心思不在挣钱上啊，都花在了乐队上。”她笑道。李晓宇几乎从没去过店里，只是每个月固定支付1.25万元的租金和1万元的员工工资。结果是开张后的6个月全赔了，一个月都没赚。

    好在巡演成功了，乐队挣钱了。

    如果说珠海沙滩音乐节给了塞琳特一个成功的机会，那么塞琳特则用自己的实力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专辑的主打歌《Valkyrie》（瓦尔基里，北欧神话里的女武神）气势恢弘，旋律优美，一下便抓住了乐迷的心，连歌手毛宁听完后也直呼“非常有特点，过瘾，用语言难以表达我的心情”。

    巡演到山东淄博时，发生了一件最令她感动的事情。“我看到台下有人脖子上还骑着孩子，就想怎么孩子也放进来了，我们风格不合适啊。唱完后那群带着孩子的大哥非拉着我们喝酒，我才知道，这群人都是‘70后’，是中国最早听金属摇滚的，专门来听我们演出，觉得特别棒。”李晓宇欣慰道，“被认可真是件很幸福的事。”

    武汉是巡演的终点站，这时李晓宇的嗓子已经快撑不住了。在最后一首歌曲结束的瞬间，她蹲在舞台上放声大哭起来，脱下爷们儿的外衣，她依旧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孩。“真的很累，有时候一天飞两个城市唱两场，二十几首歌唱完，人都是蒙的。”可心里，还是在疲累中涌上一股甜味，那大概就是让她和他们坚持的味道吧。

    巡演过后，李晓宇迫不及待地赶回家，陪爸爸妈妈看电影，在朋友圈晒爸爸给自己买的挎包，忙着迎接新年。久别重逢的家庭氛围，让李晓宇比任何时候都更能深切地体会到世界的温暖和美好。在3月演出前剩下不多的休息日里，她又去台湾给自己“放了放风，犒劳过去一年努力的自己”。因为她知道返京后，又要马不停蹄地开始战斗了。

    摇滚人是明媚的

    今年开年不久，各大综艺节目里就出现了不少摇滚元素——萧敬腾带领一支摇滚乐队参加湖南卫视的《歌手》，热门综艺《奇葩大会》有了摇滚人的加入。往前追溯，崔健曾担任音乐节目推荐人，黑豹乐队也登上过音乐节目的舞台。主流传播平台上，摇滚的身影越来越多。“摇滚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黑暗的，它一直是一种正面阳光的力量，是随时给你的生活带来希望的东西。”乐评人李皖说。

    主流意见把中国摇滚乐的起始坐标定在了1986年。那一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名不见经传的崔健演唱了一首《一无所有》，轰动一时。李皖说：“那时甚至还没有摇滚这个词，直到1989年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问世，摇滚一词才为公众所知。”

    从那时起，摇滚传递的情绪就是丰富的，作品就是多彩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里有一首《出走》，他不知道外面有什么，有一种迷茫，但他已经决定要走了，又有一种决绝和自信，歌曲最后是一种阳光普照的感觉。”李皖说。

    成立于1988年的唐朝乐队，也许最符合大众对摇滚乐手的想象。他们留着长发，看上去桀骜不驯。“唐朝乐队是最早把重金属带到中国来的乐队。他们的音乐非常激昂，节奏很快。”但在李皖眼里，他们的音乐主题是浪漫的。“《梦回唐朝》讲的是灿烂的唐朝文化，意气飞扬的精神生活，他们是借古代的招牌来做浪漫主义的音乐。”

    “再比如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他的歌有表达愤怒的，但他也有《钟鼓楼》，讲北京的世俗生活，风土人情，歌里有对北京的赞美和热爱。他还用摇滚的方式改编过中国民族交响乐的代表作《瑶族舞曲》，很好听。”

    在李皖看来，摇滚乐是形式和内涵的统一。“摇滚的本质就是严肃地对待生活和音乐。它包罗万象，不仅仅是愤怒的、叛逆的，也可以是快乐的、温情的、健康的。”

    上世纪90年代，一些玩摇滚的人活在一种“死磕”的状态中。“他们要玩摇滚，要在这上面出头，但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只能靠父母、朋友接济。我觉得这种状态其实并不健康。现在这样的人少了，很多人在乐队之外还有别的工作，乐队的生存状况也改善了。”李皖说。

    当下的时代是日益自由、开放和丰富的时代，创作者和听众对摇滚的认知更多元，摇滚也有了自由生长的空间。“现在人人都有表达的机会，有表达的渠道，也有表达的才华。当下中国活跃的摇滚乐队的数量，所创作的作品是历史上最多的。假如全国一天同时有100场演出，其中可能有十几场、几十场和摇滚乐有关。而在一个城市，可能每天都有摇滚演出，甚至还不止一场。这在上世纪90年代是无法想象的。”李皖说。

    在这样的氛围中，反光镜可以不断拓宽创作主题，塞琳特可以凭极其小众的背景杀出一条路，而更多像长安街F4这样的普通人可以在摇滚中获得快乐。在这样的氛围中，摇滚人是明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