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年，精神病监区的温和守护者

    朱海年
    生于1964年，1988年进入监狱系统从事狱警医生工作，现为广东省四会监狱主任科员，负责精神病犯人的防治医疗管理工作。

    过两间警卫室和三道关卡，最后一道铁门打开了，迎面吹来混含着桂花和紫荆花香的风，陪同采访的狱警说:“这道门以内的世界就没有自由了。”2月末，广州气温已有20摄氏度，监狱内外是同样如茵的绿草，伟岸的椰树，白墙朱顶的楼房。但一墙之隔，是两个世界。
    《环球人物》记者走进广东省四会监狱六监区三分监区时，犯人们正在集体看电视。当他们回望，眼神与普通人有细微的不同——那些眼神是失焦的。这里关押的都是精神病罪犯。他们是在入监前或在服刑期间经精神病司法鉴定机构确诊患有精神病的罪犯。这个特殊的监区成立5年了，有各种各样的犯人进监和出监，但狱警朱海年一直都在。
    “奇形怪状”的犯人
    与监区其他狱警不一样，朱海年还有另外一个主要身份——狱警医生。普通精神病医院的一位医生最多负责20多个病人。但在这个监区，朱海年和另一位狱警医生轮班管理一百多名精神病犯,其中因杀人入狱的近一半，原判死缓和无期有一半以上。
    朱海年的办公室坐落在监区一角，也是一个监视区，抬头就是两面大玻璃窗，能清楚地看到院里活动的犯人。虽然警服在身，但朱海年看起来甚至比普通中年人更温和，声音低且轻，每次开口前会习惯性地思考一下。办公室的电脑上，显示着一张繁杂缜密的大EXCEL表格，记录着每个犯人的犯罪事实、文化程度、化验检查、用药、等信息。
    朱海年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精神病犯杀害的人大部分是他们的至亲，包括他们的父母、妻儿、女友等，其中一些案发现场惨不忍睹，很多新来的狱警在查阅他们的档案后，会因那些血腥案史吃不下饭。”这些病人在监狱内的行为也是“奇形怪状”的。有的犯人不吃发的饭菜专门去垃圾桶找饭吃；有的犯人吃壁虎；有的犯人会在集体看电视的时候突然一声大吼，或者出手就打别人一巴掌或一拳头；还有犯人专门跑到他的办公室打报告说自己才7岁，为什么会被抓进来，什么时候能放出去。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做法，朱海年只能像哄孩子一样对待。
    狂躁型精神病犯发病时会有暴力的举动。有时候朱海年给他们吃药，犯人会说朱海年想害自己，给自己下毒，所以就恨他，骂他，甚至想要打他。“假如真的被精神病人打了，可能也不好意思承认，不怪他们，因为他们是一些特殊的病人，只能反思自己的安全措施做得不够。”朱海年对工作中的危险早已习以为常。
    晚饭后7点左右，朱海年开始给所有犯人发药。他两腿开立，身体绷直，威严地立在一排排药瓶和一队犯人前面。与刚刚见面时温和的感觉不同，他整个人瞬间多了一种不可侵犯的坚定。但是每个犯人上前，都会简单而亲密地跟他交谈几句，看得出他们之间的信任。吃完药，犯人们一个个主动张开嘴让朱海年检查。
    “炼”成全科医生
    2012年四会监狱准备成立集中关押精神病犯的监区，很多人不愿意来这里工作，有人说：“体验式待一两个月还可以接受，时间长了恐怕正常人也会变得不正常。”朱海年却主动申请，说自己愿意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主动去专业医院进修。
    这种主动或许已经是他的“习惯”，那些别人一听就要逃开的工作，他总是愿意默默地承担起来踏实地干下去。上世纪80年代朱海年从当地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监狱系统。当时狱警医生比较缺，他一人负责几千名服刑人员的医疗卫生保健工作，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后来四会监狱医院成立放射科，别人担心放射伤害身体不愿意干，朱海年就去干了许多年。90年代初结核病死灰复燃，朱海年又顶了上去。“当年一同分配进监狱系统的同学很多早已离开了，有些已经在监狱外的医院晋升到院长级别。”但朱海年一直在监狱系统的基层工作，并未感到缺憾。
    由于狱警医生长期不足，服刑人员患有各种各样的疾病都由朱海年一人处理，为此他不断看书学习，考了一堆的证书，包括放射、统计、内科、外科、全科等的从业资格证，把自己“炼”成了一个“全科医生”。朱海年为自己的付出感到欣慰，“30年的从业生涯若专于某个科目，取得些成绩不是难事，但做到各科熟练掌握则是很难的！”
    三分监区的精神病犯很多都伴有高血压、哮喘等其他病症，除极少的严重病情需外聘专家坐诊，朱海年基本上可以独自处理所有的病症。他打趣说：“除了妇科病没看过，其他病好像都看了，但妇科病也是能看的，只是因为这个监区都是男犯人。”监区长汤龙警官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去年一年本监区犯人因病入院（内部医院）的人数是3人，而其他监区一般都在10人左右。
    精神病药物被称为处方药中的处方药，以量少精微影响大为特点。而朱海年早已驾轻就熟，在那张详细的表格里，分级管理的精神病犯人“危险程度”逐渐降低，让他感觉“自己像农民那样要收获了”，很是欣慰。
    犯人黄某（化名）杀妻后被判入狱，在其他监区非常懒散，不劳动甚至不洗澡，曾被当作“抗改分子”送进集训队，后被诊断为重度抑郁送到精神病监区。朱海年说，黄某在刚进监区的一个星期内，一直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不说话，甚至不主动排泄，全靠输液维持生命。但是经过治疗后，黄某已经由重度抑郁转为轻度，前段时间开始打篮球了。
    “会想念朱医生和监狱时光”
    但精神病的根除是最大的难题，用药好转后又容易复发，甚至治疗到一定程度后药效不再明显。冯某（化名）因吸毒产生幻觉，声称自己的女友是“女魔鬼”，用极为残忍的手段杀害了女友，入狱后，虽经治疗已不再有人身攻击的倾向，但还存在着因为吸毒刺激产生的幻觉。他常说女友成了“女神仙”陪伴着自己，给自己揉肩捶背。每天早上洗漱后，他都要对着空气为女友刷牙洗脸。
    精神病复发的问题也有很多人为因素。朱海年说，很多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一旦好转后就不愿继续服药，因为恐惧精神病药物产生的副作用。由重度抑郁症转为轻度抑郁的犯人黄某，曾多次主动来找他申请不再吃药，说自己心情已大为好转，也不再想自杀。朱海年经过反复沟通，才成功说服黄某继续用药。监区的很多精神病犯人入狱前就有病史，也曾有过治疗，但没有完成治疗，一旦诱因出现就会再犯，这种后果更为严重。
    每当有人出狱时，朱海年都会特别嘱咐一定要坚持治疗完，如果实在没钱，可到当地慢性病防治站求助，他还把用药等注意事项也会跟家属一一交代清楚。
    有时候，精神病犯出狱前家人就已经决定不要他们了。有专业评估认为，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人带给一个家庭的经济负担相当于一个全瘫病人。四会监狱监狱长黄忠卫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有些犯人甚至不愿意出狱，他们在接到减刑通知的时候，会主动跟狱警说，自己不想要减刑，也不想签字确认，想继续在这里坐牢，接受朱医生的治疗。朱海年说：“有的病人不想出狱，不仅因为这里有吃、有住，主要是生病后能及时给他用药。而出狱后家人未必能给予他们专业的照顾。”
    《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了几个病症较稳定的犯人，他们用有些蹩脚的普通话反复说朱医生很“到位”，“每个人的病情都很清楚”。一个即将出狱的犯人把朱海年的叮嘱记得很清楚，显然是经过了反复多次的说明，“真的出狱了也一定会想念朱医生和监狱的时光”。
    精神病监区的故事太多了，朱海年觉得有时间的话可以写一本小说，也许经历几世轮回才能看到这么多人生百态。记者告别的时候，正值傍晚监狱里犯人们冲洗的时间，顺着浴室的后墙走过，犯人们的欢快声从窗子里传过来，还混着浓浓的洗发水的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