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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飞鸿定情
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
1923年，周恩来从法国给身在天津的邓颖超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有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两个一起被杀害的共产主义者的画像，还有他的这句话。这句话可以看成是两人的定情之语。除了周恩来，谁会把断头台写在求爱信里？除了邓颖超，又有谁会接受这样的求爱？如果没有灵魂的结盟，谁也做不到。
两个年轻灵魂最初的碰撞，是在毗邻天津海河的一个小小院落里。这个院落如今隐藏在一片居民区中，并不起眼。但临街门楼上邓颖超的题字“天津觉悟社纪念馆”，让有心追寻他们足迹的人不会错过。1919年，20个迷茫的年轻人走进这个小院；几个月后，他们又从这里离开，奔向各自的前程。周邓的情缘便因这场短暂相遇而起。
“在北洋政府拒签巴黎合会条约后，五四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往前怎么走，学生很迷茫。于是，运动中的优秀代表创立了觉悟社，大家一起讨论问题、撰写文章。”李爱华说，“为了体现男女平等，参加的成员是10个男生和10个女生，男生以南开学校为主，女生以直隶女师为主，其中就有毕业于南开的周恩来和来自女师的邓颖超。”
“为什么天津那么多学校，就只有南开和女师脱颖而出？这和校长有关系。南开的校长是张伯苓，而邓颖超在女师上学的那几年，原来的校长出国了，恰好由张伯苓兼任。张伯苓把他爱国的理念带给了他的学生。”李爱华说。在1951年3月17日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信中，他还提到“恰巧张伯苓先一日逝去，我曾去吊唁。……吊后偕黄敬等前往南大、南中一游。”
觉悟社时期，没有人把周恩来和邓颖超看成一对。那时的周恩来太过耀眼。在南开读书时，他就是风云人物，长相帅气，担任过校刊《校风》的总经理、演说会的副会长等职，还在新剧中扮演过女角，轰动一时。“南开创办人之一的严修，就有意选周恩来为女婿。严家是大盐商，非常有钱，严修也曾给予周恩来很多资助。”李爱华说。当周恩来五四时期从日本回国，便旋即又成为女生们热切谈论的对象。
而当时邓颖超才15岁，在女生中称不上最有名。她记得：“那时，我看恩来同别人谈话，谈的时间很长。我是一个少女，他找我谈话不多。偶尔谈谈，时间也不长。”不过邓颖超充满热情，口才非常好，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队的队长。后来周恩来曾向邓颖超回忆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廖心文说：“觉悟社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只能算一个青年进步团体，但这是周邓两人参加革命组织的开端。创办觉悟社的20个人靠抓阄决定代号，周恩来的代号伍豪（5号）就是这么来的，邓颖超是逸豪（1号）。”
在觉悟社出版的第一期，也是唯一一期杂志《觉悟》上，有一篇文章叫《三个半月的觉悟社》。“事实上，觉悟社也就存在了3个半月。”李爱华说，“觉悟社1919年9月成立，第一期《觉悟》12月底截稿，次年1月出版。几乎同时，周恩来和其他几个成员，就因抗议北京政府同意与日本关于山东问题直接交涉而被捕，到了7月才被释放。”
出狱之后，大家有了不同的选择。周恩来和几个家境比较好的觉悟社成员决定出国留学。邓颖超家境比较差，就留在国内当小学老师，赚钱供养母亲。“与周恩来同行去法国的，有一个女生叫张若名，当时和周恩来关系非常好，大家也觉得他们很般配。到法国后，张若名专心学术，成绩很好，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心理学博士。但学术道路不是周恩来的选择。他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是革命，还发下誓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他确立了自己的理想，也就明确了爱情的方向。”李爱华说。
“觉悟社里，比较有家底的女生，选择的人生方向多是学术或比较小资的。邓颖超与她们不同，她在国内一直坚持做女界的工作。”李爱华说，“由于和国内保持通信，并且能在刊物上看到对方发表的文章，周恩来和邓颖超对彼此的思想都有所了解。”虽然远隔重洋，但两个人不约而同选择了相同的人生道路。同一时期，周恩来在巴黎入了党，邓颖超在天津入了团。只是他们遵守组织纪律，都没有相互通报。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曾经问伯伯的爱情往事，周恩来说，当时他在法国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信中确定关系的。”
“总理从欧洲给邓大姐寄了100多张明信片。邓大姐在长征前都保留着，可惜后来遗失了。”赵炜说，“据大姐说，总理的来信中已经有了追求她的意思。但她知道张若名的存在，也就不相信总理的话。后来周总理可能着急了，一封封信追得越来越紧，还特意说明他和那个女同学因政治上观点不合，已经不来往了，而要同邓大姐确定关系。邓大姐征求她母亲的意见，杨妈妈说，‘恩来在国外，还是等到他回国再定吧。’可总理等不及了，一封一封地写信催问。于是，邓大姐就按照自己的主张做了答复，同周总理明确了恋爱关系，那是1923年的事儿。后来，邓大姐把自己的意见告诉她母亲，杨妈妈也就默许了。”
邓颖超后来如此评价她和周恩来之间的信，“可以说是情书，也可以说不是情书，我们信里谈的是革命，是相互的共勉。”当两颗心都有了不惜上断头台的信念，便“谁也没有计较谁的相貌，计较性格有什么差异”。灵魂的结盟，无疑是爱情最牢靠的基石。
“送上门”的新娘
超：
……
你的休养情况如何？这次没能同来广州，许多同志问到你，我也有时想到你。昨天车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快三十年了，不能不引起回忆。明天拟再过万福路，看看南华银行大楼在否？据蔡大姐说，她经过文明路，已看出区委的旧址，我却没有看出。文德路又是什么机关在过？三月二十事变，我们是否住在那条街的巷子里？这次只许走马观花，不许下车探路，时间比上次多，实际恐看得更少。但是如此休养，也别有趣味，我是不择地的。
……
专书问好。
周恩来
十一月九日
1954年11月，周恩来去广州出差，邓颖超久病未愈，没有同行。周恩来旧地重游，生出很多感慨。在给周恩来的回信中，邓颖超也感叹道：“羊城，是多么值得纪念和易引起回忆的地方！它是我们曾和许多战友和烈士共同奋斗过的地方，又是你和我共同生活开始的地方。三十年前你和我是天南地北害相思，这次我和你又是地北天南互想念。”
30年前的那场异地相思，是以邓颖超不远千里，从天津赶到广州而告终的。只是那场相见，并不全是美好。“我去广州结婚时，生过恩来的气呢。”邓颖超有一次对赵炜感叹。
1924年，周恩来从法国回到广州。第二年，21岁的邓颖超也因在五卅运动中表现活跃，被国民党政府通缉。于是她南下广州，去找周恩来。
邓颖超清楚地记得，自己是1925年8月7日下午到达广州码头的。一下船，她就急切地在人群中搜寻周恩来的身影。由于事先给周恩来发过电报，两人又5年没见，她满心盼着周恩来会来接自己。但眼见着人都走光了，周恩来也没出现。邓颖超一肚子不高兴。但气了一会，她又平静下来。心想，准是恩来工作忙，走不开。好在她手里有地址，便雇了辆人力车，自己找了去，在门房等着。
结果没等到周恩来，先等来了他的警卫副官陈赓。原来那天周恩来确实很忙，就让陈赓拿着邓颖超的照片去码头接人。但陈赓在人群中找来找去没找到，只好打道回府。在门房见到邓颖超，陈赓赶忙解释，又把她接上楼。屋里陈设很简单，只有一张双人木床、一个玻璃门衣橱、一个藤制书架、一张书桌、几把藤椅、一个衣架和一个脸盆架。但邓颖超看出，周恩来还是用心布置过的。
邓颖超不愿休息，陈赓便带着她去了文明路的中共广东区委会，当时周恩来是广东区委的委员长。到了那儿，周恩来刚走。陈赓又带着邓颖超赶到省港罢工委员会。“我四下寻找恩来，看到他在屋子一角正低头写着什么，5年不见，他比以前瘦了些。这时陈赓走到他身旁在耳边说了几句话，他才抬起头向我点点头笑了笑。本来我想他一定会过来同我说几句话，没想到他继续谈工作，谈完了也没打招呼，站起来就和别人走了。”更有甚者，那天周恩来忙得没回家，邓颖超也因宵禁时间临时提前回不去，就在外面凑合了一夜。
但邓颖超既有多数女性都有的小心思，更有难得的大格局。第二天，她不但没有耍脾气，反而直接忙起了自己的工作——协助何香凝，挑起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的担子。那天下班回家，她没进门就听见周恩来笑着对陈赓说：“小超真积极，昨天刚到，今天就急着上班，现在是我等她。”邓颖超急忙跨进门说：“你等了这么一会儿就急了，我都等你一天一夜啦！”
李爱华笑言：“谈恋爱没在一起，结婚自己‘送上门’，然后人家有空理，没空还不理，第二天才说上话。这种事哪个女人受得了！”而邓颖超不过用一句小小的抱怨，便把所有的委屈都轻描淡写地带过了。
“那天晚上，我和恩来去了一家有名的老店太平馆，吃烤乳鸽，这是恩来欢迎我到广州工作，同时也是庆贺重逢和结婚。我们结婚没有什么仪式，也没请客人，很简单，我们就住到一起，第二天照样分头上班了。”邓颖超如此回忆他们的新婚之夜。而太平馆这家创立于清朝光绪年间的西餐厅，也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而有了特殊的吸引力，平时就顾客盈门，到了情人节这一天，顾客就更多了。
那时，周恩来还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等同事听说他结了婚，都嚷嚷着要他请客，还要见见新娘子。于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便请了两桌客，张治中、邓演达、何应钦、邓中夏、陈赓等都来贺喜，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赶了来参加。
那天的情形邓颖超记得很清楚：“听说我在五四运动中当演讲队长，张治中就提出让我讲恋爱经过，大家鼓掌。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还让我站在板凳上。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们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番，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我介绍后得到热烈掌声，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这时我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
就是从那样一个热闹的夜晚开始，周恩来和邓颖超并肩站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幸存者的依恋
超：
想起你来给你写几个字，准备托李海同志明后日下乡时带去。我的右手写字的本领已经恢复得不错了，只是吃饭、穿衣、拿东西等等运动还是不行得很，主要的原因是右臂的关节动作进度很慢。据医生讲，原因之一，也许是因为我在动作时怕疼而使进度很慢；这样愈怕疼，也许时间久了便再不能有所进益。我想要大胆试试，不管它疼不疼，都要使关节多弯曲些才好。鼻子明天可电疗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问大家好，特别问大姊姊好！
翔 十月十三夜
一九三九年于莫斯科。76. 5. 27记。
这封信写于1939年10月13日。那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坠马，右手受伤，随后赴苏联接受治疗，邓颖超也随行照顾。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周恩来的病情日趋稳定，邓颖超也就有时间探望当时在莫斯科工作和学习的朋友。在她离开后的一天夜里，周恩来忍着剧痛，试着用右手写字，给邓颖超带去了意外的惊喜。
“这封信的落款是周恩来曾经的化名‘翔宇’的‘翔’字，说明他在被病痛折磨时，是凭借他们年轻时的回忆来战胜痛苦。这引起了邓颖超的遐思，她接到信后，没有再耽搁，立刻回到了周恩来身边。”刘春秀说，“邓颖超对这封周恩来在病中思念她的信印象极深，周恩来病逝4个多月后，她又将这封信找出来翻看，并在周恩来的落款后补记下‘一九三九年于莫斯科。76.5. 27记。’”
右手受伤3年后，周恩来又住了一次院。
超：
告你一件事：线拆了，痛未止，所以未能出院。现在急需做个“兜子”，非你莫办。尺寸你上次看见过了，需要将全部兜起来，并要有宽紧带。因为痛的地方，恐怕是血块未散，故须向上兜。其他办法都试过，均失败，只有求救于你。……
翔 1/7
这封信写于1942年7月1日，重庆歌乐山的医院。周恩来是在经历了一连串极度紧张的工作后病倒的。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5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突发叛变事件，刚刚紧急处理完，又传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的消息。便在此时，周恩来高烧不止，经查是小肠疝气。写信时，他已做完手术，不能翻身，还需要每天灌肠，夜里靠打吗啡才能入睡。
为早日康复，周恩来写信向邓颖超“求救”，请她做一个兜子，将往下掉的小肠全部兜起来。邓颖超收到信后，立即找来细软的棉布，精心缝制了一个兜子，第二天就送了过去，效果非常好。周恩来在7月3日给邓颖超的信中赞道：“昨天你们走后，朦胧睡去，醒来已近黄昏。……其后，王大夫至，甚称赞此兜子，而痛苦亦减轻。……天气虽热，尚能静心。望你珍摄，吻你万千！”虽然邓颖超隔一天就去医院探望一次，周恩来还是忍不住要给妻子写信。
在3天后的一封信里，周恩来又内疚前一天在病中说错了话，赶忙赔礼道歉：“结婚十八载，至友兼爱妻；若云夫妇范，愧我未能齐！”
一天后，邓颖超的回信来了：
来：
……
真的，自从你入院，我的心身与精神，时时是在不安悬念如重石在压一样。特别是在前一周，焦虑更冲击着我心，所以，我就不自禁地热情地去看你，愿我能及时地关切着你的病状而能助你啊！
现在，你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而且快出院了，我真快活！过去虽不应夸大说度日如年，但确觉得一日之冗长沉重——假若我未曾去看你的话。我希望这几天更快地度过去，企望你，欢迎你如期出院。我想你一回来，我的心身内外负荷着的一块重石可以放下，得到解放一番，我将是怎样的快乐呢！
……
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颖妹 手草
七．七前夕
这种患难中对彼此深深的眷念，是在一次次同生共死的考验中累积下来的。
1927年，中央派周恩来去领导南昌起义。由于要严格保密，他走之前什么都没有对邓颖超说。直到7月19日吃晚饭前，他才对邓颖超说了一句：“今晚要动身去九江。”去九江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周恩来没有讲，邓颖超也没有问，她已经习惯了离别。但那一次又有些不同。临走之前，周恩来紧紧地握了握邓颖超的手。他明白这次行动的危险性，生离可能就是死别。一直到8月初，邓颖超在报纸上看到了南昌起义的消息，才知道丈夫去做了什么。而她又只能从报纸上对周恩来通缉、悬赏的消息里，确认丈夫还没有被捕，还是安全的。
3个月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才在上海重逢，不及放松，便又投入了隐蔽战线的工作。“在上海白区做地下工作，非常危险。那时革命正处于低潮，许多不坚定分子退党、脱党甚至叛变，常常有同志牺牲。每有情况突变，邓颖超就得在接到通知后马上转移搬迁。有时一个月内就要搬两三次家。”刘春秀说，“邓颖超一直是周恩来的忠实伴侣和得力助手。那时，周恩来编出一套密码，叫‘豪密’，邓颖超就把密码背了下来。因为把密码记在哪里都有危险，只有记在脑子里最安全。可以说，总理需要什么，她就会什么。”
“在白区，在长征路上，在解放战争里，在那些艰险的环境中，他们一直并肩战斗，悲喜共担，这个过程锤炼了他们的爱情。”廖心文说。
后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常常说自己是幸存者。他们因幸存而更珍惜时间，恨不得把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他们也因幸存而更珍惜彼此，他们是真正九死一生而不变初心的伴侣。这样的幸存太珍贵，在那个年代是，在今天更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