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花下

    西花厅的日常

    最亲爱的人：

    别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

    ……

    北京的春意已日在增浓了，丁香已开放，海棠正含苞，庭院已改观了。

    祝福你健康平安！

    你的知己兼好妻

    一九五五．四．十

    1955年，周恩来率团出席亚非会议，台湾特务机关策划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周恩来险遭不测。邓颖超闻讯，赶紧去信一封，表达关切。在那样人人神经紧绷的时刻，她不忘在信末提到一句“海棠正含苞”，因为这象征着他们爱情和甜蜜生活的花朵，必能给丈夫带去最深切的安慰。

    4月10日也确是海棠含苞的时候。“如果不下雨，天气正常，到了4月十二三号，海棠花就开了，那时院里花满枝条，房前都弥漫着花香。”赵炜说，“西花厅分前后两个院落，那时前院有4株海棠，后院里更多，沿着屋子，有一溜儿。”

    周恩来就是因为海棠花喜欢上了西花厅。“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邓颖超在周恩来去世后，还给他写了一篇似信似诗的文字，倾诉无限相思。

    从1949年搬进西花厅一直到之后的很多年，每当海棠花开的时候，周恩来和邓颖超总是相约着在院里散步、赏花。“你在的时候，海棠花开，你白天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抽几分钟散步观赏；夜间你工作劳累了，有时散步站在甬道旁的海棠树前，总是抬着头看了又看，从它那里得到一些花的美色和花的芬芳，得以稍稍休息，然后又去继续工作。你散步的时候，有时约我一起，有时和你身边工作的同志们一起。” 无论过去多少年，周恩来当年看花的情景，邓颖超总是不会忘记。

    两人有不少文艺界的朋友。1950年的一个冬日，邓颖超请来了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和范瑞娟等人。当周恩来工作回来，大家一起往饭厅走时，邓颖超就诙谐地来了一句越剧道白：“周兄，请用餐。”大家顿时被逗笑了。周恩来说：“小超很会唱歌唱戏，有副好嗓子。”刘春秀说：“每当周恩来提议邓颖超演唱时，邓颖超就会来上一段。即使在梅兰芳面前，她也敢一展歌喉，她这样做主要是尽力活跃西花厅的气氛，让周恩来在繁忙的工作中得到休息。”

    周恩来好客，有人来西花厅，赶上饭点，他总会挽留，“别走了，一块吃个饭吧，今天我请客”。赵炜说：“吃归吃，周总理却从不理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也不知道一个月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总理又留客人吃饭，照例还说是他请客。邓大姐听了就在旁边开玩笑：‘怎么老说是你请客呀，你一个月有多少钱？你们是在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算。’‘是吗？那就让大姐请你们吃饭。’周总理笑呵呵地说。”

    从1955年实行工资制起，一直到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他每月的工资是404.8元，邓颖超是343.7元。“1964年他们工资开始分开支配，一算，果然，周总理的工资扣掉交党费及房钱、水电费、资助亲属和各种开销后，一个月真剩不下多少钱。从那以后，他虽然请客如常，但留客人吃饭时，总忘不了声明一句：‘今天是大姐请你们吃饭。’”

    周恩来对邓颖超的感情并不经常表露，但不经意流露出时就无比真挚。周恩来的保健医生许奉生一直记得这样一件事。“一次邓大姐发烧，晚上9点左右服过安眠药后，先坐在沙发上休息，不等我倒洗漱水回来，就自己往床边走，哪知中途药力发作，差点跌倒，被我扶住。我扶她在床边坐下，又叫来服务员高秀云帮忙。这时邓大姐已经昏睡过去，高秀云不放心，匆匆去隔壁请大夫，从正在吃饭的总理面前跑过。总理立即扔了筷子奔进大姐卧室，一见大姐‘昏迷不醒’，情急之下大喊道‘小超’‘小超’。平时总理当着工作人员的面都叫大姐，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总理叫‘小超’。总理历来处变不惊，那次他是真急了。从那两声‘小超’中，我听出了他们的生死相依，无限深情。”

    两人难免有矛盾，不过赵炜也只见过一次。那是1973年冬的一个晚上，赵炜在客厅门口遇上周恩来。“他的表情很严肃，对我说了句，你在这儿陪陪大姐，安慰她一下，就走了。我进了客厅，见邓大姐正在饭桌前手扶着椅子呆呆地站着，也是一副十分生气的表情。我就陪邓大姐聊天，帮她平静下来。不过等到第二天再看他们，两人都很坦然，完全看不出拌过嘴。”

    风暴中的港湾

    来：

    为了捍卫毛主席，为了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为了开好“九大”，你要紧跟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动，力争保持你的身体情况能坚持工作。因昨日蒲老告我，望你应戒着急和激动，以免影响心脏波动。特草数语以寄意。务望你加以注意！

    超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二日 晚

    当“文革”风暴到来的时候，西花厅里的客人少了，欢笑少了，周恩来夫妇面临的风险却多了。

    “伍豪事件”是其中之一。伍豪是周恩来曾用的代号。1932年，国民党特务用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报纸上刊登了“伍豪脱党启事”，企图污蔑周恩来，瓦解共产党在白区的力量。早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就澄清过这件事。但1967年江青看到这张启事还是如获至宝，给林彪、康生和周恩来写信，说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叫伍豪。

    周恩来自然明白江青的险恶用心，回到西花厅，便把这件事告诉了邓颖超。两人一商量，觉得有必要再次把事实搞清楚，留下一个真实清晰的记录。于是邓颖超出面，组织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帮忙。赵炜回忆：“那天，邓大姐让我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约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司机和厨师，她向大家简单讲了讲这件事，便让人去图书馆借来1931年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我们分头查找，终于在1932年2月20日的《申报》上找着了那则启事。邓大姐叫我马上送给总理。总理认真读了启事，然后说再查，还有一条消息是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反驳国民党的。这一条也找到后，总理坦然地说：‘这就清楚了。’”

    周恩来让赵炜请来摄影师，给旧报纸一一拍照，并给毛泽东写信，汇报情况。1968年，又有人写信反映“伍豪脱党启事”，毛泽东亲自在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的污蔑。” 

    “文革”中，虽然邓颖超“靠边站”，但她的政治警觉性一点没有减少。1971年9月12日下午，周恩来离开西花厅，去人民大会堂准备当晚的一个会议，第二天还没有回，邓颖超马上担心起来。“虽然周总理经常要超负荷工作，但像这样20多个小时不回来也没有一点消息的情况很少见，也许是有大事发生了。”赵炜回忆道，“焦急的邓大姐给值班卫士打了3次电话，一再叮嘱要按时给总理吃药，不要饿得时间过长，要提醒总理休息，她又几次走到值班室问我，有什么消息吗？但值班室没有任何消息。直到下午广州军区司令员突然打来电话，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这通电话明显不同寻常，邓大姐听完后嘱咐我们一定要注意接听电话。”赵炜说。

    到了9月14日，周恩来身边的警卫人员去西花厅向邓颖超通报了一些情况。之后，邓颖超马上交代赵炜：“通知西花厅大门口的警卫将大门关上，总理不回来任何人通行都走小门，只有总理回来后再开大门。通知大家，提高警惕，以防万一。”

    “跟着邓大姐这么多年，那天她的表情很不寻常，也没有踏踏实实地吃饭休息，一直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赵炜说，“熬到9月15日下午，我们才接到电话说总理一会儿回来。4点多钟，总理回来了。站在门口迎接他的邓大姐一见面就心痛地说：‘老伴呀，我看你的两条腿都抬不起来了。’”

    后来赵炜才知道，原来9月13日凌晨，林彪乘机外逃，并在次日摔死在蒙古。自9月12日夜里得到消息，周恩来一连忙了三天三夜才回家。

    最后的思念

    小高转周：

    你从昨天下午六时起床，到今天晚上十二时睡的话，就达三十小时，如再延长，就逐时增加，不宜大意，超过饱和点，以至行前，自制干扰，那你应对人民对党负责了！！万望你不可大意才是！！这是出于全局。为了大局的忠言，虽知逆耳，迫于责任，不得不写数行给你。你应善自为之。

    小超

    三月三日 晚十一时

    这是邓颖超1971年托卫士转交给周恩来的一张字条。从1969年起，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了很多字条，都是让他注意休息。在另一张字条里，她忧心地叹道：我看你的面容精神是疲乏不堪了，应该休息一下才是！勉强挣扎不是办法。

    1972年，周恩来被发现患有膀胱癌，两年后才入院手术。当1975年西花厅海棠花开时，周恩来已经接受了3次大手术，正躺在医院里。

    在最后的日子里，邓颖超奔波于西花厅和医院之间。有一天，周恩来望着邓颖超意味深长地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邓颖超看看他也深情地说：“我也有很多话没给你讲。”两人凝视着对方，最后还是邓颖超说：“只好都带走嘛！”周恩来无言。邓颖超后来写道：“当你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了解你。你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走了。”

    过了1976年元旦，周恩来病情更重了。赵炜说：“我们每天从医院回来都很晚，夜里也常接到电话让我们过去，有时人刚回来电话就到了，马上转身又往医院跑。自从过了元旦，我们每天早上都去医院，但1月8日早上邓大姐没有去，因为前一天晚上总理的病情还算平稳，她准备下午再去。结果就在那天上午，医院来电话让我们快去。”

    等邓颖超走进病房，医护人员正在抢救。“她一下子倒在总理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当心脏监护仪上画出一条直线时，病房里痛哭声一片。邓大姐用颤抖的双手摸着周总理的面颊，最后亲吻了一下总理的额头。”赵炜回忆道。

    那一天的错过，大概成为邓颖超心中永远的痛。许奉生记得后来她去邓颖超那里值班，邓颖超总是反复问她：“小许，总理去世那天早上，我赶到医院只看见你们在他脸上压了个大黑皮球（指人工呼吸器），小许啊，那天我到底赶上了没有？”许奉生说赶上了。邓颖超就说：“我真后悔，那几天就应该住在医院里，还应该和总理照个相，机会是有的。哎！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月11日，是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日子，也是邓颖超见周恩来最后一面的日子。在八宝山告别室里，邓颖超一下子扑在周恩来的玻璃灵棺上，望着周恩来的遗容放声痛哭，不停喊着：“恩来！恩来！我们永别了！让我最后看你一眼吧！恩来呀！”此时，灵棺前的人越挤越多，赵炜怕挤坏了邓颖超，拉住她说：“大姐，咱们走吧！回家吧！”邓颖超哭着说：“让我再看一眼吧！再也看不见恩来啦！这是最后一面……”

    4天后，周恩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无儿无女的邓颖超一个人站在家属的位置上，泪流不停，但没有哭出声。追悼会后，邓颖超亲手打开骨灰盒，用双手一捧一捧地把周恩来的骨灰分装在4个袋子里。那晚，4袋骨灰被分别撒在了北京上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和山东黄河入口处。

    邓颖超说她在周恩来死后只哭过3次，“哭有什么用呀？只有化悲痛为力量。”她不哭，但她并没有忘记。1988年4月，海棠花开，84岁高龄的邓颖超触景生情，忆起往事：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十二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

    ……

    你看花的背影，仿佛就在昨天，就在我的眼前。我们在并肩欣赏我们共同喜爱的海棠花，但不是昨天，而是在十二年以前。十二年已经过去了，这十二年本来是短暂的，但是，偶尔我感到是漫长漫长的。

    ……

    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开放的时候，常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在花下树前，大家一边赏花，一边缅怀你，想念你，仿佛你仍在我们中间。你离开了这个院落，离开它们，离开我们，你不会再来。你到哪里去了啊？

    ……

    我们的爱情总是和革命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艰险困苦，患难与共，悲喜分担，有时战斗在一起，有时分散两地，无畏无私。在我们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

    ……

    每当我遥想过去，浮想联翩，好像又回到我们的青年时代，并肩战斗的生活中去，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我现在老了，但是我要人老心红，志更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努力为人民服务。

    同志、战友、伴侣，听了这些你会含笑九泉的。

    我写的这一篇，既不是诗，又不是散文，就作为一篇纪念战友、伴侣的偶作和随想吧。

    邓颖超分3次口述了这篇满含深情的《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文章整理出来后，她对赵炜说：“现在不发表。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喜欢海棠花的主人都走了，你们认为可以发表就发表，作为我的遗作，是对恩来的回忆和缅怀。否则，就烧掉。”最终，这篇文章在她去世5周年时发表了。

    1992年，邓颖超逝世。“她走时穿的西装就是当年送别总理时穿的。总理去世后，邓大姐不再穿这套衣服，她对我说，这套衣服你帮我收好，我走时你给我穿它，我喜欢。”赵炜说。而盛放邓颖超骨灰的骨灰盒，也是当年盛放周恩来骨灰的。按照邓颖超的遗嘱，她的骨灰被撒在了天津海河。那是她开始革命的地方，也是她遇见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