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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简称周邓馆），一向人气很高。2月14日情人节这天，馆里的游客比平日更多。在那座原样仿建的中南海西花厅里，人头攒动，又格外安静。周邓二人半个多世纪婚恋岁月里的书信展吸引着人们的视线。外面，鲜花、巧克力和玩偶，装点出情人节独有的热切、激情与浮华；这里，书信、情话和琐碎家常，照见了半个多世纪婚恋生活的深情、绵长与沉静。
这些书信，岁末年初就已风靡网络。“吻你万千”“还吻你万千”“告慰老婆”“你的知己兼好妻”……结婚十几年、数十年之后还能这样浓情蜜意，你来我往，情书不绝，让网友们自嘲“单身狗受到一万点暴击”，但“心甘情愿吃下这把来自中央的狗粮”。周邓馆原副馆长李爱华仔细翻看了网友近万条留言，“一页一页地翻，没有一条负面评论”。1月7日周恩来逝世41周年前夕，解放军报融媒体以《一生一代一双人》的文章评论道：“这个英俊潇洒、位高权重的男人，一辈子忠于自己的婚姻，和结发妻子邓颖超不离不弃，共度一生。数十年后，他们的爱情故事，依然感动着你我。”
“英俊潇洒、位高权重”，这两个词往往引发现代人的爱情焦虑和婚姻困境。急速向前的社会进程，不断冲刷着父辈们传统、稳定的家庭模式所依存的土壤。时间土壤消退了——每天绝大部分时间忙于奋斗，工作伙伴成了朝夕相处的人，人生伴侣反而成了回家时早已睡下、见不到面的影子，聚少离多似是现代婚姻的必然。空间土壤消退了——婚姻内部沟通失效，婚姻外部处处诱惑，每段感情都或多或少面临信任危机。观念土壤也消退了——白头偕老依然是许多人的憧憬，但包容磨合未必是每个人的行动。凡此种种，使现代人难免陷入“丧偶式婚姻、守寡式育儿”的尴尬境地。
周恩来邓颖超的情书恰在此时重回大众视野。人们首先震惊地发现：一位以事无巨细、亲力亲为、鞠躬尽瘁而著称的开国总理，竟然在一生大部分时间里都能写下如此炽热、缠绵的与妻书。读完他们夫妻的全部书信后，更会震惊地意识到：现代人所面临的聚少离多、内部消磨、外部诱惑、信任危机、话题沟通等婚姻难题，周邓二人当年全都面对过，而且更多更难。他们的书信恰恰展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智慧与真情。
周邓馆有一个展厅，专门播放两人骨灰撒向同一处、穿越时空生死相依的纪录片。许多人看罢泣不成声。为什么今天的人依然会为周邓的爱情泪流满面？因为他们照见了人们对爱情的永恒渴望——找一个三观吻合的人，彼此安心，常葆温度，相伴一生，是为灵魂伴侣。
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
超：
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黄昏，月已东升，坐在一排石窑洞中的我，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今年此地年成不好，夏旱秋涝，直至前天还是阴雨连绵，昨天突然放晴，今天有了好月亮看，但是人民苦了，只能收到二成左右。河东来电，亦说是淫雨不止，不知你们那里的情形可好？
山居过节，居然也吃到两块月饼，几串葡萄。对月怀人，不知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假使你正在作农村访问，那你一定是忙着和农家姑嫂姊妹谈心拉话；假使你正在准备下乡的材料，那你或有可能与中工委一起过一个农村秋节。不管怎样，一切话题总离不开土地改革和前线胜利。九个年头了，似乎我们都是在一起过中秋的，这次分开，反显得比抗战头两年的分开大有不同。不仅因为我们都大了十岁，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为人民服务上得到了更真切的安慰……
鸾
九月二十九 夜
这是1947年的中秋之夜。周恩来在陕西榆林朱官寨的一个院子里，和毛泽东、任弼时一起请战士们过节，席地而坐，吃着月饼和葡萄。举头望明月，不由对月怀人，想念远在山西临县三交镇双塔村的妻子邓颖超。然而这想念不只是儿女情长，还有许多话要倾诉。彼时，他在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她在做土地改革的复查工作。他告诉她大反攻的情况，托人带材料给她看；又细细问她农村的情况，嘱她半年后见面时要详叙经验。当真是如他所言，“要说的话很多，执起笔来，又不知从何说起”。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话：“令婚姻不幸福的不是缺少爱情，而是缺少友谊。”“结婚时，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能跟这个人一直到老年也有话可说吗？在婚姻中其他问题都是暂时的。”1947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已经22年了，一个49岁，一个43岁，还有说不完的话，缘何？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三观吻合——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一致，因而在生活志趣、人情世故、金钱物质诸多方面高度契合，相处愉悦。正所谓“爱情最好的样子，不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而是两个人看着同一个方向”。
“我更喜欢称他们‘灵魂伴侣’。”李爱华说，“周恩来上世纪20年代在欧洲学习、游历，研究各种思潮，最终确定共产主义信仰。而他在天津觉悟社的社友们，虽然各怀救国之心，但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有的选择实业救国，有的选择教育救国，这些人都属于改良派；邓颖超则确立了和周恩来相同的信仰：共产主义。他们说话、做事有了共同的准则，很容易想到一起。”
他们之间总有一种无话不谈的默契。1947年两人的分别起于胡宗南部进攻延安，而我方决定主动放弃延安。3月19日弃城，3月25日周恩来就写了一封信给邓颖超：“超：我于二十一日晚便归队，未爽十日之约，但你已先我一日走了，留下的东西均收到……专告，祝你好。”4月，邓颖超回信给周恩来时，除了寄去周恩来必需的药品，殷殷叮嘱他按时服用外，更多是讲述自己的所思所想。“近来我感到我的性格正在有些改变着，喜爱幽静的境界，淡于热闹的场合（这与人民的斗争，土改的红火有别），对许多人和事，最好是沉默静观，且‘沉默’往往使我内心感到恬适！”“不日东行，将近两月阅存的《晋绥日报》和参考资料都转寄给你。《晋绥日报》近对此区情况颇多揭发，而土地斗争材料很多，可选看些，对你是有益处的。”
每每读到1947年的这些信，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原编审刘春秀很是感慨：“他们之间的爱情花朵，并没有囿于个人生活的小天地，而是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无限沃野中。他们之间除了缠绵的爱情倾诉外，更多是围绕着国家大事彼此鼓舞。”
他们对身份地位有相同的淡然。1949年，周恩来在酝酿政务院名单时，不少党内外人士提出，按资历和能力，应该给邓颖超安排一个职务，周恩来当即拒绝了。革命烈士彭干臣的妻子江鲜云专门找到周恩来，为邓颖超鸣不平。周恩来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小超再担任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当成是我这个总理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都到一起去了。这就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不利于我们的工作。”他放下茶杯，看了看邓颖超和江鲜云，又补充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原主任廖心文说：“此后，周恩来多次在任职、调级等问题上‘压低’邓颖超。对此，邓颖超从无怨言，她和周恩来的‘三观’是一致的，她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终其一生，他们对权力、地位和金钱看得淡然，自始至终保持着真心而平等的交流。从他们的书信中很容易看出，他们是一体的，从来没有分过你我和高低。”
心安处便是家
超：
等了几天没接到你来电话，今午听说你又病了，甚为惦记。明日当与你通话，希望你能提早回来。我大约可迟到二十三日再走。这几天为报告忙起来了，而国内外又有些文电和事情要办，睡眠便又少了起来。现已夜深，听说明午琮英去穗，写此短笺，聊表怀念。“三八”之日虽未通话，却签了一个贺片，而且还是三十年前的笔名，你看了也许引起一些回忆。老了，总不免有些回忆……
问好。
翔宇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八日 夜
“婚姻是一辈子的修行”，彼此安心是感情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身负“民国美男子”之名，早在而立之年就成为中共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的婚姻，只怕比常人更难实现安心二字。恰是因为这一点，他和邓颖超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恋，才会在历史的大浪淘沙过后，成为世间传奇。
他和邓颖超是如何做到安心的？这封写于1959年3月18日的信，或许可以窥见一斑——再过一个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就要召开了，周恩来要做《政府工作报告》，此时他已经在为报告忙碌了，但他仍然惦记着：给妻子签一张“三八”妇女节的卡片，署上自己30年前新婚时期用的笔名；约妻子通个电话；问妻子能不能早点回来，自己可以等她几天，见个面再走。
“最初看到‘来自中央的狗粮’，当然是被‘吻你万千’的激情打动了。但是看完他们的全部书信后，印象最深的反而是这些细节，这才是油盐柴米的生活里最深沉的感动，也是最不容易做到的吧。”在我们的采访中，许多年轻人不约而同提到了这封信，“戳中了心，戳中了泪点”。
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1948年1月22日，邓颖超在信中娇嗔，“先后寄你三次信和一些资料、刊物，据夏大姊来信说前两次都转给你了，当不致遗失，不过收件人虽忙不克写信，开个收条来总还可以吧，亦是应该的吧，你说对不？”2月2日，周恩来马上回了一封长逾千字的“收条”：“超：自从去年八月十五日下修书以后，一搁至今，未再执笔。你怪我好，骂我也好，我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正好陈毅同志来而复返，他可为此作证，故而托他带信，格外合适。”1950年1月12日，周恩来取道东北，前往莫斯科协助毛泽东与苏联政府谈判，途中托人带回书信：“超：明早将到满洲里。何谦告诉我说，给小超同志写几个字带回去。谢谢他的关心，我马上提起笔来写信。沿途平安，堪以告慰老婆……回来后，能看到你更加年轻，那将如何快乐！”1958年11月17日，周恩来连续到郑州、武昌开会，抽空写信道：“超：你离开北京一个多月了，打了几次电话，却没给你写信，总觉得欠债似的。”
这些书信本是夫妻的私物，1997年邓颖超去世5周年和1998年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才将其公开。廖心文从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一毕业就开始研究周恩来，她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周恩来和邓颖超原来在我心中都是传统的革命者形象，直到第一次看到这些书信，我着实吃了一惊：周恩来原来是这么情意绵绵，邓颖超原来是这么小鸟依人。”
周恩来给予了惦记，邓颖超给予了信任，双双就此安心。如此简单，又如此不易。“周恩来喜欢跳舞。抗战时期延安经常举行舞会，邓颖超常常坐在一旁欣赏周恩来跳舞。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孩跳舞，不是每个女性都能接受。据说有一位夫人看到丈夫跟别的女人跳舞，扇了丈夫一巴掌。但邓颖超就能接受，她和周恩来都是从五四运动中走过来的，思想开明，相互信任。周恩来跳舞还会一首曲子和好几位女性跳，即和每人跳一个小节。这恰恰说明，他不是为了接近某位女性而专门和她跳舞，而是开展工作谈心交流的一种方式。”廖心文说。
1942年，邓颖超在一次青年妇女座谈会上专门讲道：“有一些人，心地狭窄，受自私和独占欲的支配，不喜欢甚至干涉自己的异性朋友不能与旁人交往……怕自己的妻或夫的爱情转移，夫妇之外，概无朋友……爱情之外，还需要友情，则更能调剂夫妇的生活。如果夫妇二人，整日厮守，过着极狭窄的生活，日久必然厌腻、淡薄，爱情非但不能巩固，而且反会恶化。”1944年11月12日，邓颖超还在信中对周恩来说：“你走了，好像把舞场的闹热气氛亦带走了！昨晚的舞厅却是冷淡而减色呢。”
“心安处便是家。任何感情都需要双方长期经营，不然就会变成白开水。”李爱华说，“邓颖超善于经营爱情。她知道丈夫魅力强大，容易不自主地招蜂引蝶。但她处理得很巧妙，反而让这些成了夫妻生活的黏合剂。”1969年，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的越南正处于战火之中，邓颖超在家中一直非常担心周恩来的安危。周恩来回来后，刚进门，邓颖超就走上前对他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和好多越南的女孩子拥抱，你得抱抱我，亲亲我！”周恩来就非常自然地把她搂入怀里，在她脸上留下了一个甜蜜的吻。此时，他们已经是71岁和65岁了。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她有一次翻看老照片时发现，几乎每年的8月8日，伯伯和伯母都会拍结婚纪念照，以使爱情保鲜。
营造“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温度
超：
……
本星期六出院的计划是打破了，因为开刀起十九天，应该是十号或十一号，再过两三天出院，必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二十八号本天请人吃面，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补做，那就等我回来。不过据我所知，他的思想是很迷信的，过生日总愿当天过，儿子在不在跟前倒是次要问题呢。因此，还是希望你将就他一点罢！
鸾
6/7 晚于歌乐山
孩子是维系婚姻的重要纽带，是家庭的温度所在。照这个通行的观点来看，周邓婚姻的“硬伤”就是没有孩子。而且，他们失去的第一个孩子，主要责任还在邓颖超——1925年10月，新婚的周恩来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留在广州工作的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这段往事。“当时，家里就她一个人，她还在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才打开一点局面，她觉得没时间带孩子，就自作主张去街上买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药吃，孩子流产了。两人重逢后，周恩来觉得她的脸色不好，一问之下知道真相，非常生气：‘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为了革命，我们随时要有流血牺牲，但是决不允许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打胎，也该事先和我商量一下，听听我的意见嘛，怎么这样自作主张，轻率从事？’”
邓颖超晚年告诉赵炜：“说实话，在后来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我都没见过恩来发那么大的火儿，我知道是自己错了，就向他承认自己的轻率和幼稚，后来他也不生气了，还反过来安慰我要多注意身体。”两人平稳地走过了这次危机。1927年邓颖超第二次怀孕，生产那天周恩来不在身边，胎儿过大，出现难产，医生使用了产钳，结果孩子的头颅受到伤害，刚生下就夭折了。此后，邓颖超再未怀孕。
尽管缺失了婚姻中一个重要的纽带，但周恩来和邓颖超极力营造“上有老、下有小”的局面，使家庭生活保持了应有的温度。在重庆时，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都曾与他们夫妻同住。后来，在他们的书信中，周恩来时常叮嘱邓颖超照顾父亲的病体；邓颖超则叮嘱周恩来顺道给母亲扫墓。他们的信中还常常出现“女儿”字样。1948年3月7日，周恩来写信说：“超：两封谈土改的信，想已收到。这次维世女儿来河西，我又和她谈了许多同类的问题，要她先带去向你诉说。维世经过一年工作，人生观实际了许多，也懂得了不少，对她来说，的确是有长进。从性格上说，她仍是那样天真热烈，屡经挫折，仍能站住，这颇像你我的女儿。”信中的女儿，就是指两人的干女儿孙维世，当时27岁。而让孙维世参加工作，正是一年前，1947年4月16日邓颖超在信中叮嘱周恩来办的事：“鸾：大女儿维世不日亦要来此，当令她参加工作去。”
“他们把自己的爱融化在不幸牺牲的革命战友的遗孤身上。这些遗孤中，一直和他们保持着非同寻常联系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一个是李少石烈士的女儿李湄。她们一直称呼他们干爸、干妈。”赵炜说。
孙维世在他们的抚养下，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剧学院，1946年回国投身戏剧事业，是极为活跃的新中国第一代话剧导演之一。这个女儿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欢乐。1950年8月8日，是周恩来邓颖超的银婚纪念日，孙维世在西花厅“导演”了一场简单的庆祝活动，她把两朵大红花分别戴在“亲爱的爸爸妈妈”身上，令周恩来和邓颖超大为感动。赵炜记得：“这是他们唯一一次结婚纪念活动，连1975年金婚时都没搞过。”工作之余，孙维世经常陪伴在他们身边，1958年11月17日，周恩来还在信中说：“超：昨日颐和园之游，维世因旧病复发，被医生阻止在家。”
孙维世后来坚持嫁给情史丰富的演员金山。周恩来和邓颖超虽不同意，但也没有硬拦。孙维世结婚时，周恩来让邓颖超带去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当作贺礼。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这是周恩来、邓颖超想给孙维世的婚姻提个醒，增加一点儿保障。1968年，孙维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周恩来和邓颖超无法表达心中的悲痛，只有默默地在心里悼念。
好在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恩来夫妇特别喜欢孩子，大家常把自己的孩子带来，周恩来夫妇和这些孩子一起玩耍聊天，是西花厅的常事。这让他们在晚年依然享受到了平凡家庭的欢笑、温暖和亲情。
隔空相伴犹为难得
超：
正要洗脸外出，接着你的来信，很高兴，盼望得很久了。你除了与夫人联络外，就安心静养吧，完成两个月计划，会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利。望你约袁雪芬谈谈，约她于新政协时来平，有可能提她作自由职业代表。妥否，望先与夏衍一谈。
……
你看了《西伯利亚交响曲》，我看了《桥》，不知是否同一晚。我那天一直看到天明才回。
……
来
十九 下午四时
这封信写于1949年7月19日。新中国成立前，两人再次分离，周恩来留在北平筹备新政府的成立，邓颖超则前往上海休养，同时负责联络上海各界人士。
周邓半个多世纪的婚恋中，真正相处的日子并不多。谈恋爱时，一个在法国，一个在天津，完全靠跨洋书信定终身，等到见面就是结婚之日了。婚后，两人各自有忙不完的工作，真正是聚少离多。
一旦聚少离多成为婚姻的常态，一旦相伴成为奢求，最易消磨人心。1952年8月26日，邓颖超忍不住对远在苏联的周恩来倾诉说，两人“犹如参商二星”——参星和商星彼此两不相见，这一颗星出则另一颗星落，这是一个很伤感的比喻。
不过，他们总是尽最大努力在一起。“只要有条件，周恩来走到哪里，邓颖超就跟到哪里。1925年，周恩来到汕头东征，不久后邓颖超也前往汕头做妇女工作。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失败后到了上海，邓颖超身体虚弱，仍到上海登广告寻夫。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邓颖超也去了。1939年，周恩来在延安摔伤手臂，赴苏联治疗，在重庆上班的邓颖超又赶到苏联陪护。”李爱华说。
如果条件所限，实在不能相随，他们的另一个办法就是频繁地鸿雁传书、频繁地交换信物，不缺席对方生命中的每一段经历，营造一份“在场感”。这种隔空相伴尤为难得。
1947年3月，邓颖超和中直家属队离开延安，留在陕北的周恩来于3月17日写信告诉她：“延安天天来飞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信很短，但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时刻，寥寥几十字足以让对方宽慰。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两人是分开的，这也是两人通信最频繁的一年。如今留存的74封通信中，有14封都写于这一年。5月31日，邓颖超托人带去一支派克自来水笔：“把我正用着且是仅有的一支寄给你用（即附信内），当你拿起笔儿来的时候，亦许有时会想起一下人儿写几个字吧？你的51号笔如还可用，望带给我用，如何？”到了9月，周恩来则与她分享大反攻途中的见闻：“六个月中我们也走了不少地方，但既未到黄河边，又未看见长城，心既不死，又非好汉，相差又只有几里路，你说怪也不怪。”
这一年14封书信下来，两人对彼此的近况、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了如指掌。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开了3个月，两人也就分别了数月，其间又一次交换了信物。邓颖超去信说：“今天是中国青年节——五四运动三十五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是中国青年、中国人民以及你我二人的一个多么可纪念的节日……在郊区的山坡、泉水之旁，采了少许野花，又选上二三朵家花，一并随信寄你，给你的紧张生活，加上一些点缀和情趣。”周恩来回信说：“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来日内瓦已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每星期只能争取一两天睡足八小时。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并在信中回赠他在日内瓦采集的芍药花和蝴蝶花，“聊寄远念”。
1949年这场别离到来时，邓颖超在上海应邀看了电影《西伯利亚交响曲》，立即把观感告知丈夫：“该片曾荣获巴黎影评第一奖金，观后可称名不虚传。其剧情之好、技术之优、色泽之美、歌风之佳，给人以深刻难忘的印象。特别是剧情人物表现了崭新的社会——苏联青年的一代的新型人物，令人深为感动。表现了青年一代的爱情与事业的结合，又表现了其爱情之热烈、深长、坚定，以及冷爽决绝，远避以去，努力于事业的成就，不强人之爱而爱，不防人之爱而爱，给人们以良好教育，诚不可不看的佳片。且是一看而欲再看的佳片。我提议，你有机会，亦要看看。”
1951年3月17日，轮到周恩来向在杭州休养的邓颖超推荐电影了：“在京三周生活照旧无变化，惟本周连看了三次电影，其中以《两家春》为最好，你过沪时可一看。”这也是一部爱情片，讲述的是冲破家庭阻挠，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
“可以看出，他们两人中，邓颖超是经营婚姻和家庭的主力，同时，周恩来也给了她一个女人最需要的那种底气：忠贞不渝。”李爱华说，“他们两人相识于五四运动中，既有中国传统爱情的含蓄隽永，又有近代新青年对爱情的热烈表达，这让他们的书信成为传世之作，成为今天人们依然渴念的那种婚姻之美的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