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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洛尼亚是意大利北部的历史名城，老城区弥漫着浓厚的中世纪气息。红色的老建筑星罗棋布，造型朴素却不失一种整体美。这座城市没有罗马的恢弘和佛罗伦萨的浪漫，但独有一种气质，自由、热烈。文艺复兴时，这里是意大利唯一容许女性担任专业职位的城市；二战期间，这里是意大利抵抗组织的中心，许多市民在和纳粹斗争中献出生命；之后，这座城市便一直是意大利左派势力尤其是意大利共产党的根据地。
如果问博洛尼亚人这种烈性的源头，大多数人会提到城市的标志——博洛尼亚大学。曾有当地媒体请市民评选“城市之宝”，这所学校名列第一。它的珍贵之处在于悠久的历史，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1088年（具体年份不详，这是后来历史学家象征性为它拟定的），是世界上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在于其革命性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开放式的教育体制成为日后许多名校的模板；更在于它培养出的伟大学子，彼特拉克、伊拉斯谟、哥白尼等，都是以无畏前进的精神，最终影响人类历史的人物。
这所大学的历史，就是世界优秀大学的通史。
从被排挤对象变成了特权阶级
从诞生起，博洛尼亚大学就一直带着野蛮生长、披荆斩棘的气息——没有创始人，没有固定场所，甚至没有确切的年份，完全由一群学者自发组织形成。
11世纪末，欧洲中世纪进入尤为动荡的岁月，基督教大分裂、十字军东征、城市经济开始复苏。当时，欧洲的学校清一色是教会学校，普通百姓都是文盲。然而，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学习古代罗马法的需求，博洛尼亚一批学者突破了教会的垄断，以“游击战”的形式在城市各个场所讲授、学习古罗马法，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欧洲其他城市的留学生，由此形成了协会式的大学。这便是博洛尼亚大学的前身，也是西方世界最早的大学。
在这个协会式大学中，学生成为主动权最大的群体。他们组成委员会，聘用老师，在教堂、市场等地授课。学生委员会支付老师薪酬，有权对老师进行罚款、解聘。12世纪初，人们常常能在博洛尼亚城看到老师带着一群学生四处游学，进行各种研究和讨论。
这些学生的存在引起了两类人的反感：教会与市民。教会以学生们“对上帝不敬”为由，将他们驱逐出教堂，封锁他们的课堂；市民则认为学生占用公共资源，是社会不安定元素。他们收取留学生高昂的房租，对学生进行殴打，扰乱教学秩序。千里迢迢来博洛尼亚求学的热血青年自然也不示弱，常常以暴制暴，流血冲突不断。而对冲突进行仲裁的法官大多偏向市民，因此当时的学生几乎是在斗争中学习。
最早有记载的两位博洛尼亚大学讲师名叫佩波内和依内里奥，他们是帮助学生斗争取得胜利的大功臣。1158 年，刚刚登基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德意志腓特烈一世镇压了意大利北部的城邦起义，特地来博洛尼亚地区巡视新领土。佩波内和依内里奥就趁机带着学生“上访”，向腓特烈一世提议给留学生稳定的居住权。
腓特烈一世可是位不折不扣的暴君。他加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教皇哈德良四世要求他为其牵马扶镫，结果腓特烈一世大发雷霆，加冕礼变成了屠宰场，近千名教士丧命。跟这样的暴君谈条件，当时的博洛尼亚校友真为他们捏把汗。但依内里奥也绝非只是逞匹夫之勇，事实上，腓特烈一世在意大利的势力并不稳固，需要一批有影响力但又没有战斗力的人物来平衡教廷、意大利城邦以及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要知道，博洛尼亚的学生各个聪明能赚钱，这样的人才怎能不笼络？
于是，腓特烈一世以“对知识的研习有助于对上帝的认识”为理由，颁布了《完全居住法案》，规定“大学师生享有在其所在城市的居住权，城市必须为大学提供适合用于教学和生活的房屋……大学享有一定程度的司法自治权，与大学成员相关的商业案件，可以由大学自行审理。”
就这样，博洛尼亚的学子聪明地在多方势力的博弈中为自己争取到了最大利益，瞬间从被排挤的对象变成了特权阶级。
不务正业的校友改变了世界
自从有了神圣罗马帝国君主当靠山，博洛尼亚大学在之后的100多年里迅速发展，学生委员会制度成为欧洲教育的新模板。同时，有许多师生外迁，创办新的大学，比如位于威尼托的帕多瓦大学、位于托斯卡纳的比萨大学等等，都是其“后代”。
1200年，以法学见长的博洛尼亚大学又建立了医学系和哲学系，1360年增设神学系，到14世纪末，博洛尼亚大学在校生已有1万多人——那可是战争与瘟疫泛滥，人口增长缓慢的中世纪，一所大学的人口就能抵半座城了。博洛尼亚大学在城里建立宿舍、食堂和各学院，如今这些建筑依然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学校规模越来越大，学生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文艺复兴时期，这所大学里来了许多“不务正业”的学生，最出名的便是“文艺复兴之父”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和“日心说”的创立者哥白尼。前者是来学法律的，结果变成大文豪；后者则是来学医和神学，却成了挑战神学的天文学家。
彼特拉克进入博洛尼亚大学法学系是在14世纪初。他是佛罗伦萨名门之后，意大利著名法律公证人的儿子，他的父亲与但丁等人为维护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反抗教会与王权而被流放。父亲希望子承父业，彼特拉克只能半推半就地来到博洛尼亚学法。
然而，这所大学在彼特拉克心中早已不再是法学名校，而是一所充满古典气息、文化底蕴的殿堂。彼特拉克是好古之人，他将所有时间倾注在阅读古书上，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成为他在学校的精神支柱。
1326年，彼特拉克的父亲去世，彼特拉克立刻放弃法律，一面在教廷担任闲职，一面从事文学创作。教会生活使他亲眼目睹了人性的黑暗和虚伪，他尝试用古典文学作为反抗封建思想的武器。1342年，彼特拉克完成了叙事史诗《阿非利加》，他写道：“遗忘的沉睡不会永远延续。”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深深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家、艺术家，他因此被称为“文艺复兴之父”。
彼特拉克开启了文艺复兴的盛世，他的校友哥白尼则是复兴完成阶段最耀眼的一颗星。1496年，23岁的波兰人哥白尼到博洛尼亚大学学习。他10岁丧父，从小被送到舅舅家抚养。舅舅崇尚人文主义，和当时波兰进步的知识界、革命家交往甚密。耳濡目染下，哥白尼虽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却有了颗对旧思想不认同的心。
在博洛尼亚大学，哥白尼结识了天文学老师徳·诺瓦拉，从他那儿学到了天文观测技术以及希腊的天文学理论。大学里自由的校风让哥白尼的知识体系通贯古今，横跨文理。他仔细研究了托勒密的“地心说”，对此提出了质疑。
1514年，经过长达两年的观察与计算，哥白尼写成了《天体运行论》，创立“日心说”。当时罗马天主教廷认为他违反《圣经》，这本书直到1543年才得以出版。据说哥白尼收到成书时已重病缠身，只摸了摸封面便在两天后去世了。
《天体运行论》的出版揭开了现代天文学的序幕，半个世纪后，布鲁诺因为支持“日心说”被烧死，伽利略因论证哥白尼理论被判终身监禁；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问世，哥白尼体系被全面接受；又过了300多年，1992年，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正式为伽利略平反。
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自由、强大的博洛尼亚大学走出了无数富有人文关怀的学者。如同彼特拉克、哥白尼一样 ，他们追求真理和复兴的道路都异常曲折。但也正是这些人一步步的努力，最终成就了文艺的复兴以及现代科学的诞生。
正如博洛尼亚大学校训所言：因为有挫折，人生的美好才变得充实起来。
宽进严出，提倡自由
17世纪中期，博洛尼亚大学建起世界上第一间解剖教室，成为欧洲医学的典范；18世纪，医学家劳拉·巴斯成为该校教授，她是欧洲第一位女教授；19世纪，博洛尼亚大学学生伽利尔摩·马可尼用电磁波进行约2公里距离的无线电通讯实验获得成功，开创实用无线电报通信……直到今天，博洛尼亚大学依然是意大利最高学府：图书馆直接隶属教育部，馆内藏书92万册；每个学科都配有相应的博物馆，教育资源堪称意大利之最；学风自由，上不上课、上什么课完全取决于学生自己。
然而，博洛尼亚大学又被称为意大利最难毕业的大学之一，是典型宽进严出的教育模式，考试不合格，论文不过关，都有可能面临被劝退的风险。
辍学校友中也不乏佼佼者，乔治·阿玛尼就是最著名的案例。上世纪50年代，乔治·阿玛尼进入博洛尼亚大学医学系。他自认是个文艺青年，在学校整天看电影度日。作为医学生，阿玛尼发现自己竟然晕血，以后根本当不了医生。当时父母要求他坚持到毕业，他却觉得不能在无用之事上浪费时间，毅然决然辍学参军。
退役后，阿玛尼从服装销售做起，白手起家、自学成材，终于在1975年成立同名品牌，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成为继迪奥之后第二位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设计师。正因为有了阿玛尼的故事，意大利人戏称：即便是辍学生，博洛尼亚大学的也是最好的。
不论是900年前争取权益的学子，文艺复兴时追求真理的大师，还是勇敢辍学寻梦的年轻人，在博洛尼亚大学，自由选择和坚持个性独立始终是立校之本，也是这所最古老大学传递给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大学最宝贵的精神。1988年，欧洲430个大学校长共同签署《欧洲大学宪章》，确定博洛尼亚大学是欧洲所有大学的母校。
蔡元培先生说过，所谓教育，就是“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而用这句话来形容博洛尼亚大学，再合适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