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欲与孙中山绝交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是中国妇孺皆知的大汉奸。但在孙中山开辟的革命路途上，汪精卫又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和得力助手，他们之间还有一段离合往事。反清革命时期，汪精卫备受孙中山重用，是其左膀右臂；民国成立后几年，两人政治理念日渐分歧，汪精卫试图以无政府主义另辟革命蹊径，一度对孙中山颇多不谅，甚至恶言相加；但最终，汪精卫仍回到了孙中山主导的政治道路上，由此而确立了其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领袖地位。

    “文武兼全之能员”

    汪精卫与孙中山初次会晤，在1905年夏，时值清末乱世，国家板荡，民变蜂起，满汉相仇，人心激越。是年，39岁的孙中山从欧洲回国，途经东京，22岁的汪精卫正留学日本，与好友朱执信等一起前往拜会。汪精卫深为孙中山联络人才、组织统一革命团体的主张所动。同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汪精卫加入，担任评议部部长、机关报《民报》主笔。从此直至1910年谋刺摄政王被捕入狱，汪精卫是革命党的重要理论家与宣传家。他一面发表文章，传播革命思想，批判保皇党的君主立宪、开明专制理论，一面四处演说鼓动，为革命行动奔走筹款。

    汪精卫批驳立宪党人指控革命将招致瓜分之祸的文字，被孙中山视为革命理论之经典，尝言：“拜读精卫先生革命可召瓜分之论，不禁五体投地，神圣奉之”，认为该文“言中外之情势原原本本，使中国人士恍然大悟”，“透言列强之政策了如观火”。后来孙中山亲自在南洋《中兴日报》撰文批判“革命召瓜分论”，大段摘录汪精卫《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文。

    1907年，汪精卫随孙中山到新加坡、安南、香港等地。当时孙中山忙于大局，奔走于各国，组织同盟会分会百余处，而汪精卫就承担起为革命宣传、筹款的重任。汪精卫的演说能力非凡。据说，当他还未到场，全场已座无虚席。当他踏上讲台，满堂即鸦雀无声，每逢讲至精彩热烈处，掌声如雷而起。还有人说：“汪君之演说，题目既簇新，而事事颇得肯綮，因此极得听众信仰，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不为诬也。”1908年3月，孙中山派汪精卫出席新加坡新舞台剧院举行的第二次革命演说大会，勉励侨胞人人作郑成功、洪秀全，博得热烈欢迎，侨胞群起高呼“革命万岁”。同盟会元老胡汉民说：“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未见有工演说过于精卫者。”

    彼时，孙中山与南洋侨胞的联络、筹资，常交与汪精卫负责，显示出对汪精卫的高度信赖。当时一些人非议孙中山“得名”“攫利”并质疑钱款的来龙去脉，孙中山在致吴稚晖函中说：“收款多由精卫，支款则我与汉民也。此事弄清，则可破疑惑矣。”

    然而，汪精卫并不满足于以宣传、筹款从事革命，心中常怀慷慨赴死之浩荡激情。尝言：“抵掌之顷，不敢忘喋血；濡笔之际，不敢忘执戈。”1907年到1908年，孙中山先后策划钦廉防城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等起义6次，皆告失败。革命行动陷入低谷，而清政府的立宪丑剧则“日演于舞台”。汪精卫恐国人将越来越相信立宪而不相信革命，须有一种“直接激烈行动”以振革命党人声势，于是与1910年1月潜入北京，谋划炸死清摄政王载沣。但他失败入狱，在狱中写下名言：“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孙中山说：“吾党失一文武兼全之能员，殊感痛惜也！”并竭力敦促各方同志打探消息，筹资营救。

    孙中山曾慨言，其发动反清革命，本不信有生之年能够成功。及至同盟会成立，集合全国留学生之英俊，为革命开一新纪元，“始相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同盟会让汪精卫走到孙中山的身边，也让众多汪精卫这样的留学生加入到反清革命中来。辛亥革命成功后，汪精卫被特赦出狱，凭借高度政治声望，议和南北，受到双方倚重。孙中山论及辛亥之役，认为：“革命党人以一往直前之气，忘身殉国；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军队与会党；踔厉奋发，各尽所能，有此成功，非偶然也。”汪精卫在这一过程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

    “非复昔日之精卫”

    清廷被推翻后，孙中山选择退出政治舞台。在回答记者“退职后何所从事”问题时，他说将“发起一巨大之社会革命”。随后，他开始在各种场合演说平均地权、民生主义等问题。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但他表示对中国社会革新比党务与政治更有兴趣，便委任宋教仁为代理事长。他说，国力衰竭，非一时能解决，若只从政治入手，徒增纷扰，“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

    孙中山不当大总统，有时势原因，但他仍希望革命战友守住革命成果。1912年2月23日，孙中山委任汪精卫为广东都督，汪精卫坚辞不就。他在辛亥前，即有一种无政府主义信仰，拒斥官僚政治。1912年初，他与同盟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在上海发起成立“进德会”，提倡会员不做官吏、不赌博、不纳妾等, 以改良社会风气。1912年8月，他和新婚妻子陈璧君赴法留学。他说：“兆铭之志，则以为革命后之最大希望，莫如藉言论出版之自由以传播真理，而移易国人之思想。”他还与李石曾、吴稚晖、张溥泉、张静江等人共同发起留法俭学会，欲以留学“造成新社会、新国民”，并发起成立《民德》杂志，“专发挥人道主义和科学知识，不谈政治”。

    由此可见，虽然民国元年孙中山和汪精卫都选择退出政治舞台，但孙中山对政治的态度，远比汪精卫现实而复杂。当汪精卫沉浸在“教育救国”中时，孙中山正忙于筹措资金，再图大事。1912年9月，孙中山电告汪精卫，“铁路计划已有端倪，蜀、滇、粤、桂、黔五省已由公认，即可着手先办”，希望他能向法国资本家商议借款，如有头绪，再往纽约、旧金山，请求美国资本家的帮助。

    没有材料显示汪精卫是否曾帮助孙中山筹集兴建铁路的资金。不过，正致力于留法教育运动的汪精卫，确实曾赴南洋为教育运动筹款。令他感到尴尬的是，他在南洋碰上了“争款”对手，他们都是从前的同志。

    当时，国内政治日趋恶化。1913年3月，宋教仁被北洋政府暗杀，袁世凯为千夫所指。4月，袁世凯在未经国会讨论通过情况下，悍然接受五国银行团有损国家主权的苛刻条件，订立2500万英镑“善后大借款”。孙中山认为，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无一不与民国为仇”“其不轨之心，日甚一日”，开始策划武力讨袁，发起“二次革命”。追随孙中山从事反袁斗争的革命党人，为军事行动便赴南洋筹款。

    汪精卫虽然也反对袁世凯专权，但认为外患方殷，必须维持国内政局稳定，因此不赞成孙中山领导的“倒袁”军事行动，曾抱怨：“在南洋不难于向南洋同志筹款，而难于与来南洋筹款者争款……所希冀者，尚有一二之地与三五之人，未为他人所知，可以一筹而已。今始知此一二之地与三五之人，皆已在来筹款者之包围中。”

    因“争款”而与革命党人发生龃龉，使汪精卫与曾经的同志关系恶化。他在致吴稚晖信中说，革命党人说他受陈璧君控制，“乃无一毫之自由也”；革命党人还要编一本《填海录》，专述他的“变节”，谓从前以革命而填海，今以“恋妇”而填海；他们甚至要杀陈璧君。更让汪精卫不满的是，孙中山相信这些话，致书于马来西亚革命党人说：“精卫现受制于璧君之下，行动不能自由，非复昔日之精卫。”

    “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镇压后，国民党也被袁世凯强行解散，孙中山流亡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等级制区分党员，使党员立誓服从孙中山，“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并盖指模为证。汪精卫对此激烈反对，欲与孙中山绝交。他在致吴稚晖信中说：“尽千万侦探之造谣、千万文人之曲笔，当亦不能想到杜撰出如此之党纲以污革命党人之面目……我等白白与中山相识一场。”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即在孙中山的组织下展开武装讨袁斗争。汪精卫没有参加，而是继续在法国读书、写作，参与组建“华法教育会”，践行他的教育救国理念。

    从孙中山、汪精卫的分歧以及汪精卫对中华革命党的不满，可见辛亥历史经验和无政府主义信仰对汪精卫的影响。在民国政党腐朽、军事专制渐成的新形势下，汪精卫对政治的理解还停留在辛亥革命的历史阶段，寄望于以风烈、道德、舆论感召国人，对于任何帝王思想或带有“专制”色彩的组织与行为方式，都强烈反感。而孙中山在此时已清醒认识到，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革命党对于政治斗争的意义，认为“国是未定，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力，质言之，即是武力”。如何创造可靠的武力？须有敢死得力之党员。而将来革命成功，也须有此“真民党”承担政治重任。否则，即使革命成功，一般旧官僚纷至沓来，不过重演辛亥故事，不能真正维持共和。

    对于中华革命党引起的“专制”非议，孙中山认为，“一国三公，只足败事”，“专制”一词，本用于批判政府对于一般人民而言，若一党内之党员，一政府内之官吏，“则惟有使服从命令而已，不闻自由意思也”。在军事时期，党魁更有特权统领一切，党员各司其职，服从命令，焉能以专制为诟病，以不自由为屈辱？

    重新成为孙中山的臂膀

    1915年1月，日本驻华大使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孙中山批判袁世凯是甘心卖国的祸首罪魁，并致函南洋革命党人为讨袁筹款。汪精卫虽然在欧洲投身教育救国，但对于国内政治危机不能忘怀。得知“二十一条”的消息，他直斥日本为“木屐儿”：“木屐儿蠢动之消息，已如疾风骤雨而至……木屐儿已直视中国为彼之印度。”他于当年6月回归，提出“欲求中国不至于灭亡”的十三条构想，最终仍落在“教育救国”。但他也意识到，教育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国家完全独立。若亡国后，教育之权操于外人之手，“虽欲不受愚民教育，亦有所不能也”。

    汪精卫对袁世凯的态度也发生转变，想重演暗杀摄政王的旧例，去暗杀袁世凯。他试过以蒙面、潜伏、“易容术”等办法刺袁，都未成功。他对吴稚晖说，宋教仁案之前，欲取袁世凯人头，直如探囊取物，然而当时袁世凯的真面目尚未暴露，总以为罪不当诛；当宋教仁被杀，袁“死罪已着”时，就对革命党人也早已有了防范，难于下手。这让汪精卫徒然感慨：“书生之不如奸雄，真矣无可救药之病。”现实政治的危机与无政府主义党人的无力，让汪精卫对自己曾经的抉择产生怀疑，感到不应在民国初年退出政治。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实权落入段祺瑞手中。段氏继续袁氏的独裁卖国政策, 公然毁弃约法，解散国会，引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1917年7月，孙中山高举“护法”大旗，联合西南军阀, 成立护法军政府，并于9月1日当选为陆海军大元帅。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放弃了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等苛刻条件，并大量吸收青年入党。汪精卫也于1920年10月奉孙中山之召，从欧洲回国，次年担任了广东省教育会会长和广东军政府最高顾问，1922年又担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1923年成为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在这几年中，汪精卫重新成为孙中山的臂膀。在孙中山与各地军阀的周旋中，频现汪精卫尽心竭力的身影，特别是联合北方实力派反对直系军阀，就是汪精卫做的联络工作。

    当时，中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际共产主义势力来到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培养的新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孙中山以大智大勇，判定“今后革命，非学俄不可”。基于与汪精卫交往近20年，孙中山对汪精卫的思想与能力有着清醒判断，知他并不理解俄国革命，曾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且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现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当易于维持，若另开新局，非彼之长……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溘然长逝。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汪精卫一直随侍左右，并根据孙中山平生著述及近来谈话要点，拟就了“政治遗嘱”, 然后读给孙中山听。孙中山听毕点头说：“好呀，我甚赞成！”接着，汪精卫又将起草好的“家事遗嘱”读给孙中山听。孙中山听毕说：“好！我极赞成。”

    在孙中山留下的权力真空中，汪精卫很快成为国民党新的领袖，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等职，迎来了其一生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代。乃至1927年制造“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工农群众，破坏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抗战时转为汉奸，更是违背了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回想孙中山临终前对汪精卫所嘱：“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汪精卫辜负孙中山，何其深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