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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是孙中山生命中重要的一年，也是中国百年荣辱曲折中的重要一年——1月1日，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为民国元年。
在传统时代，“改元”是件大事，万象更新，普天同庆。然而到了民国，这样翻天覆地的“改元”，从此没有皇帝只有共和的“改元”，却很快变得一地鸡毛。孙中山和他的民国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绕不开的人：有权、有兵、有声望、老谋深算的袁世凯。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年幼的清帝溥仪退位。第二天，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之职，并推荐袁世凯担任。此后不久，孙中山在南方各地游历，了解社会经济状况和风土民情。袁世凯则多次致电孙中山，邀请他来北京共商国是。1912年8月18日，孙中山一行10多人从上海启程北上。
这时，革命党人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之间的矛盾已经日渐凸显。就在孙中山离沪北行前两天，袁世凯捕杀参与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舆论哗然，全国政治气氛为之凝重。不少人劝孙中山不要冒险北上。孙中山显示了一代伟人的胆魄，坚持北京之行。他说：“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
这一试，结果如何呢？
见面之语：“当赶筑全国铁路”
1912年8月24日下午5点半左右，孙中山抵达北京火车站。袁世凯的代表梁士诒、内阁总长段祺瑞、参议院议长吴景濂等要员均至车站欢迎，军乐队奏军乐，孤儿院孤儿队唱欢迎歌。显而易见，如此盛大隆重的欢迎场面，出自袁世凯授意与安排。据当时报纸报道：孙中山与各总长及各团代表接见后，高举其帽，从人丛中穿行，两旁人士争睹风采，西洋人各携写真机械摄影；当孙中山走出车站时，正阳门一带断绝交通，沿途瞻望者，楼间房上皆满，无不举帽欢迎。虽已卸任临时大总统，但作为革命领袖，孙中山此次莅京，万人空巷，可谓轰动京城。
在众人陪同下，孙中山乘车前往位于铁狮子胡同的总统府，袁世凯亲至大门口相迎。孙、袁各自脱帽为礼，握手至府内大厅，开始了两大巨头的第一次晤谈。
当晚8点，欢迎宴会开始，袁世凯亲自为孙中山执盏，态度甚是“谦恭”，身段非常柔软。他说道：“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鲜，深望先生有以教我，以固邦基。世凯忝负国民托付，谨代表四万万同胞，求赐宏论，以匡不逮，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则我民国幸甚。”
孙中山起身笑答：“文久居海外，于国内情形或有未尽详悉之处，如有所知，自当贡献。惟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发达为之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早日观成，则我民国前途受惠实多。”
初次见面，彼此印象良好。会后，袁世凯对人表示：与孙中山，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孙中山也对人称：“袁总统可与为善。”
首次见面就提到的铁路问题，实在是当时孙中山颇为挂念的一件事。来北京之前一个月，孙中山就在上海说过：“中国人民之众，幅员之大，而文明与生计均不及欧美者，铁路不兴，其一大原因也……美国有铁道七十万里，乃成全球最富之国。”8月29日，孙袁进行第五次会谈时，再次谈到铁路问题。孙中山说：“此10年内，君当为大总统，专练精兵五百万，始能在地球上与各强国言国际平等。我当于10年内筑路20万里，此路造成，年可获8万万，以之练兵及作中央地方行政经费，不患无钱筑路。”孙中山还表示，愿到外国商谈铁路借债事务。当时，很多国家还没有承认中华民国，袁世凯正打算请孙中山复游欧美，与各国接洽外交承认问题。孙中山说完，袁世凯微笑说道：“办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事。”
1912年9月9日，袁世凯“特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把建铁路的事交给了孙中山。美籍华裔历史学者唐德刚认为：“袁氏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显然是投其所好，给这个革命领袖找个优差肥缺，安顿下来，免得他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
忧心之语：“欲使蒙古取消独立，必先平西藏”
孙袁会谈之时，正逢蒙古、西藏宣告独立，边疆危机严重，袁世凯想以武力对付，于8月27日第三次晤谈时请教于孙中山。孙中山反对贸然动武：“以此次蒙、藏离叛，达赖活佛实为祸首，若能广收人心，施以恩泽”，或可收效；若单纯用武力解决，“势必反激其外向，牵连外交，前途益危，而事愈棘手矣”。
过了4天，两人第七次见面，又谈到边疆问题，孙中山再次反对用兵，给袁世凯出了“怀柔”之策：颁布待遇西藏条例；给四川都督尹昌衡加“宣慰使”头衔，让他只身入藏，宣布政府的善德美意，令西藏自行取消独立。至于蒙古，在次日第八次见面时，孙中山很有预见性地分析道：“如欲使蒙古取消独立，必先平西藏，以为取消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独立之预备。西藏平，则蒙古之气焰息矣……蒙古不独立，则边警息矣。”
那些天，袁世凯不断收到蒙古、新疆的急电，心神不宁，9月5日第十二次见面时，又问孙中山有何良策。孙中山就从这些急电入手，认为蒙、新两地离京城不下万里，所接电报不能确实，恐有人假造，应该派侦探专员去查实，以便确定应对之策。袁世凯深以为然。
其实，在民国元年，虽然“民国”的国号已经叫响，但全国统一并没有真正实现。在与孙中山的第九次谈话中，袁世凯就直言相告，现在各省暗潮涌动，直隶、山东、吉林、奉天、广东的省议会与都督屡屡冲突，险象环生，怎么维持下去？孙中山也没有良策，只是说，不妨通电各省，勒令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种一盘散沙的情况，离孙中山所期望的“五族共和”“相亲相爱”“共赴国家之难”，着实太遥远了。
孙中山之所以把铁路建设作为急务，也与边疆及各省的状况有一定关系。他在1912年9月2日的北京报界欢迎会上说：“现在以国防不固，俄在北满及蒙古进行，日本在南满洲进行，英国在西藏进行。我国兵力若能保护边圉断无此等事实……然用兵之处，则并一兵而无之，此何故哉？此即交通不便之故。”
防范之语：“武昌、南京、开封等地都可考虑为国都”
两人重点讨论的另一话题是迁都。8月29日第五次谈话中，孙中山就鲜明地提出，北京或许不宜作为永久国都，将来武昌、南京、开封等地，都可考虑。两天后，他在参议院欢迎会上专门提到此事：“北京以地势论，本可为民国首都，故自明迄清俱无迁移。”但现在北京城内“外人留居，特画区域，炮台高耸，兵队环集”，而且俄、日在北方形成威胁，“陷于外人势力包围之中，被束缚手足”，“故兄弟谓北京万不可居，将来须急速迁移”。
其实，早在孙中山举荐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时，条件之一就是临时政府必须设于南京，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到南京就任，他才解职。这一条件，说白了就是孙中山对袁世凯有所保留，要让袁世凯“离巢”。但袁世凯岂肯就范？他唆使北洋军第三镇在北京“兵变”，造成北京还需要大总统坐镇平叛的假象。北方各地商会、咨议局、团体、报馆纷纷上书、通电，反对袁世凯南下就职，段祺瑞等军界人士也表示“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孙中山为顾全大局只好作出让步。袁世凯实现了在北京就职的目的。
所以，与袁世凯见面后，迁都成为重要议题。9月3日第十次谈话，袁世凯说：此时尚未完全统一，外交上多有掣肘，财政困难，恐怕数年内迁都问题都不易解决。孙中山说：如果政府能抱定迁都的宗旨，则将来即可达此目的。他还建议迁往河南开封，袁世凯说：“我本河南省人，岂有不愿，特此着为事实上所万不能行者云。”
9月11日，上海《申报》刊文道：孙中山这次北京之行，所发诸多言论中最为世人注意者，铁路外，唯迁都问题。迁都就是让袁世凯离开自己老巢，制约、防范之意甚明。可叹孙中山的迁都交涉终告失败。后来，袁世凯无论担任正式大总统，还是加冕称帝，都未离开北京。
临别之语：“革命从此告终，恐未必然”
虽然在迁都问题上有根本分歧，但大多数情况下，袁世凯对孙中山所言并不反对，会谈气氛颇为融洽。从8月24日到9月17日，两人共交谈13次，常常从下午4点谈到晚上10点，甚至有三四次凌晨2点方散。所谈话题，也涉及内政外交等方方面面，甚至包括十分敏感的内阁人事安排，袁世凯也问孙中山意见。
有一天深夜，孙袁谈毕，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送孙中山回行馆，孙中山对他说：“我与项城（袁世凯）谈话，所见略同。我之政见，彼亦多能领会。唯有一事我至今尚疑。”梁士诒问是什么事，孙中山说：“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非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说及此项政见时，以为项城必反对，孰知彼不特不反对，且以为事所当然，此我所不解也。”梁士诒说：“公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北方，足迹未尝越大江之南，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是当然之事理也。”孙中山听了，以笑作答。
袁世凯为表示诚意，派人在石大人胡同孙中山的行邸照料。孙中山如果因公外出，就给他安排车马，沿途有军警护卫，断绝交通，并提前安排好休息、吃饭的地方。孙中山每次外出参加公开活动，总不见路人，感到奇怪。当他得知是袁世凯的特意安排，说道：“鄙人虽系退位总统，不过国民一分子，若如此尊严，既非所以开诚见心，且受之甚觉不安，应即将随从马队及沿途军警一律撤去，俾得出入自由。如大总统坚执不肯，则鄙人小住一两日即他去矣。”袁世凯赶紧撤除军警，取消戒严。
9月16日，即孙中山结束北京之行的前一天，孙中山再赴总统府，出席袁世凯为其举行的饯别宴会，并与袁进行第十三次晤谈，即两位巨头的最后一次会面。席间，袁世凯问孙中山：“方今革命克告成功，先生奔走数十年之目的已达，中华革命于是告终矣乎？”孙中山从容答道：“满清幸已推翻，如云革命从此告终，恐未必然。”融洽会谈之下，孙中山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本能依然清醒。
有人认为，孙中山北上，把希望寄托在幻想之上，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也有人认为，孙中山襟怀坦荡，一切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依归，毫无个人私利索求，表现出崇高的政治品格。不管世人如何争议，至少借由孙袁晤谈，革命党人与北洋集团之间矛盾得以缓解。这对双方，乃至在民初政治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拜访载沣，化敌为友
值得一提的是，在轰动全国的孙袁会面之外，孙中山在北京还见了一个特殊人物——被推翻的清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逊清摄政王载沣。
按常理，这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载沣恨孙中山入骨，两人还有什么好谈的？但事实上，退位的皇室虽然离开了权力中心，他们所代表的保守势力，依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与革命党人、北洋集团共存于民国初年的社会里。孙中山要“调和南北感情”，必然要见各方势力，包括逊清皇室。
逊清皇室也在观察孙中山这位曾经的清廷“头号通缉犯”，并思虑应对之策，最后清室还是决定与孙中山接触，“化解前嫌”，实现关系“正常化”。为此，清室暗中请有关人士与孙中山接洽。
1912年9月10日，孙中山走进了北京后海北河沿的醇亲王府，见到了载沣。对这次见面，载沣在日记中写道：“七月二十九日己丑。申刻（下午三时至五时），孙中山来晤谈。”至于晤谈的细节，载沣并未留下更多的文字记载，当时报纸的报道也很简单，无法得知详情。据载沣之子溥任忆述：此次晤谈，事先袁世凯派当时任北京步兵统领江朝宗来府中等候，当孙中山到达后，由载沣迎入至府中“宝翰堂”会晤，江朝宗也陪同就坐。略事寒暄后，孙中山提及载沣在辛亥革命时期代表清廷逊位，和平交出政权等事，向载沣致以慰勉之意，并希望今后在五族共和基础上，共跻富强。孙中山又对载沣提道：为了达成南北统一，自己已辞去临时大总统，将以在野之身，致力于社会建设工作，拟于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同时，把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赠送给载沣。
孙中山、载沣的会面，是民国元年政治和解进程中不可忘却的一幕，原先互相视为最大的敌人，开始冰释前嫌，在五族共和的历史呼声下化敌为友。媒体对双方都有赞美之辞。上海《民立报》报道：“孙君对于满人对待南方各领袖之情谊，极为赞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