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蒋，1921年的政见分歧

    1906年，年方20岁的蒋介石由同盟会元老陈其美引荐，在日本革命人士宫崎滔天家第一次见到40岁的孙中山。到1925年孙中山病逝，两人交往时间涵盖了蒋介石20岁至39岁的“壮年时代”。

    蒋介石后来回忆：“我是21岁入党的，26岁就辛亥革命了，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的对我加以训诲，并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别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从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正是总理了解我、砥砺我、培植我的德意。”

    蒋介石这番话，是以孙中山的继承者自居，带有塑造自身正统性的意味。其实，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关系并非其日后所记述的那般始终信任如一，而是经历了一番碰撞与冲突。孙中山直到去世前，对蒋介石的倚重基本限定在军事领域，并且有所保留。

    若即若离

    蒋介石认识孙中山10年后，他亦父亦兄的人生导师陈其美遇刺身亡，他悲痛欲绝。不过正是在此之后，他和孙中山建立起比较直接的联系，得以称孙中山为“中师”。可这种联系在长达七八年里，始终若即若离。

    孙中山1917年护法运动的重要收获，是当年11月成立的援闽粤军。第二年，援闽粤军总司令部成立，总司令是陈炯明。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军事幕僚，赴汕头总司令部就任负责参谋事务的作战科主任。刚过而立之年的蒋介石便任“上校参谋职”，踌躇满志，在日记中写道：“忍耐五年，用功五年，不过三十多岁，何事不可为，何事不可成。”他的确展现出一名职业军人的良好军事素养，半年便升任独当一面的第二支队司令官。

    但1918年底，蒋介石擅自攻占福建永泰，又“过信停战协定，以为敌无反攻之计”，致使永泰得而复失，失去了陈炯明的信任，在粤军中的处境微妙起来。于是蒋介石给孙中山寄去“辞去第二支队司令官书”，并考虑“筹措费用，游历欧美三年，再定进退”。但孙中山需要蒋介石在国内助理军事，因而反对他的“游学”计划。既不愿回粤寄人篱下，出国又遭“中师”否决，蒋介石痛感“世界之大，竟无介石立足之地也”，陷入茫然不知所从的人生危机中。

    当蒋介石离开广东，混迹上海，愁闷抑郁之际，孙中山正寓居上海著书立说。他出版了《孙文学说》，目的就是让革命党人，特别是让“中途旁皇”者“坚定信仰”。蒋介石虽然也读了这本书，但仍然没能坚定信仰，在日记中悲叹：“茫茫前途，不知何所底止耶？悲不自胜。”

    失去人生方向的蒋介石，在建设力量与破坏力量之间挣扎，对孙中山的态度也在消极与积极间徘徊。见“中师”对自己不离不弃，“恳恳施教重复之状”，他内心感到“惭愧不已”，“恐不副其所望也”。对于孙中山在日本友人面前对他“称许异甚”“垂爱之状，不可言喻”，他更感“自愧殊无以当中师之赞也”。

    但同时，蒋介石又始终视孙中山命他去福建筹划辅佐军事为畏途，多次去了又走，最终于1920年10月抵达汕头。当时陈炯明决定兵分三路进攻广州。蒋介石率领第二军从老隆出发，攻克河源、惠州，顺利攻占广州。10月29日，陈炯明宣布克复广州。那时，积极参与驱逐桂系军阀的老同盟会成员朱执信刚刚被杀害，于是蒋介石代替朱执信，成为孙中山最信任的军事人才。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又过之。”

    患难与共

    孙中山在称赞蒋介石“知兵”长处的同时，也看出蒋介石性格之短，“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希望他能“为党负重大之责任”，牺牲个人成见，与陈炯明合作。但蒋介石对陈炯明始终“抱怀疑不安之态”。

    1920年11月下旬，当孙中山率部回粤组织军政府时，蒋介石正寓居浙江武岭家中，以“家事未了”“家慈病甚”为由，再三拒绝孙中山电催返粤的要求。直到1921年2月，蒋介石才抵达广州，但不到10天，就因为军事进展缓慢和粤军内部矛盾而感到“穷窘难过”，又跑去了香港。

    蒋介石这次离开，一方面是不满孙中山在军事上过分依赖陈炯明；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有一不忍言而又不能不言者”，即反对孙中山早选总统。蒋介石认为“先生之主张早选者，其目的在乎注重外交，与对抗北京政府”。但蒋介石反对借重外交，“回忆吾党失败之历史，无一次不失败于注重外交者”，“吾党标榜显著，外人目中，无不视吾党为劳农制之化身。故无论为美为法，与吾党个人有极善之感情者，至一顾及其本国之政策，鲜有不为其所反对与梗阻者”，因此“本党惟有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则内部巩固，实力充实，自有发展之余地也”。

    但孙中山没有采纳蒋介石的建议。他认为自己与陈炯明“意见不同，确无可讳”，但“决无公开破裂之理”。至于选举总统，孙中山力主坚持，发表谈话称：“此次费无数力，始得回粤。如不举总统，西南无发展之望。我今次回粤，具破釜沉舟与粤共存亡之意。”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举行，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

    其后，孙中山开始筹备北伐。陈炯明出任广东省长后，企图据广东自治，不愿再出兵。但孙中山坚决表示北伐“决不延滞”，于12月4日在桂林设立大本营，筹划北伐。

    1922年3月，孙中山召开紧急会议，蒋介石力主回兵讨伐陈炯明，为了预防陈炯明叛变，还建议孙中山“即时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炯明，再行回师消灭在桂叶举等各部陈军，然后北伐”，但没有被孙中山采纳。于是蒋介石再次辞职离粤。此后，蒋介石虽心系广东局势，但始终没有回粤应付危局。

    不料6月16日，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及时得到消息，假称是医生，脱险登上楚豫舰，第二天移住永丰舰。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最危险的遭遇之一。蒋介石得知消息后，悔恨交加，在日记中痛感：“吾速返粤不滞迟，则此事或不至于如此也，吾亦有罪。”

    6月29日，蒋介石穿越叛军封锁线，登上了永丰舰。孙中山随即授予他海上指挥全权。在接下来的1个多月里，蒋介石表现沉稳，保护孙中山安全，指挥舰队作战，鼓舞军队士气。直到8月9日，孙中山与蒋介石等人离舰赴沪，这场冒险才告结束。蒋介石的“救驾”让孙中山铭感在心。他称赞道：“陈逆（炯明）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

    总理“信徒”

    蒋介石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患难与共的经历，虽然增进了两人的私谊，但并未令他在事业上获得起色。蒋介石很快又陷入名位不定、方向不明的苦闷之中——“住址未定，行踪不决，看书无书，学字无贴，欲行无处，欲住难安。天下惟无职业者与地位者为最难安。”

    1922年10月18日，孙中山电令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蒋介石为总部参谋长。蒋介石抵福州后不到一个月，因对东路军内部的派系争斗产生恶感，去意又起。孙中山复电督责蒋介石完成讨贼重任，“万勿轻去，以致偾事”，还以代其联系赴苏一事加以“诱掖”。 

    1923年，孙中山派蒋介石访苏，在给列宁等人的信中，称蒋介石是“我的参谋总长和最可信赖的代理人”。蒋介石自喜“前程发轫有望”。不过在国民党内，蒋介石并没有立即被委以重任。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蒋介石虽然出席了会议，但因孙中山的劝告，未当选中央委员。

    孙中山在一次次依靠军阀失败后，决心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他在这年1月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月3日，又任命蒋介石为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最初担任的职务。

    等待多年终于迎来人生重要转机，可出人意料的是，在建校紧张进行时，蒋介石突然在2月下旬以 “自惟愚陋，不克胜任，务请另选贤能”为由，提请辞职。孙中山回复称：“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著手进行，经费亦有著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迟。”

    蒋介石给孙中山回了一封长信，详细解释离粤原因，抱怨孙中山对自己缺乏信任，谓：“先生不尝以英士（陈其美）之事先生者期诸中正乎？今敢还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在很长时间里，蒋介石觉得，孙中山对他没有达到陈其美对他“信之专、爱之切而知之深”的地步。

    结果，蒋介石获得了更多军校人事、财政权力，于4月回粤。5月3日，他被正式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

    军校的开学典礼定在了6月16日——正是两年前陈炯明兵变的日子。孙中山讲道：“中国革命（建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完全是失败”，“民国的基础一点都没有，原因就是：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从今天起，要用这个学校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

    此后，蒋介石严厉治校，在学校里树立起个人权威。黄埔系成为他日后最重要的政治资本。

    1924年10月，直系军阀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并表示拥护孙中山。孙中山为了迅速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决定北上。

    11月3日，孙中山向黄埔军校全校师生作了长篇告别演说，勉励学生“忍苦耐劳，努力奋斗”。10天后，孙中山登上永丰舰，离开广州北上。他又特意在黄埔停留，蒋介石率全校师生在校门口列队恭迎。检阅巡视后，孙中山对蒋介石说：“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蒋介石听此不吉之言，非常惊愕，追问为何言此。孙中山答复：“余盖有所感而言也”，“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事业，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业，则可以死矣。”当晚，孙中山便乘舰北上，年底抵达北京。没想到一语成谶，这是蒋介石与孙中山最后一次见面。

    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又不安分起来，于1925年1月进攻广州。广州政府决定出师东征。蒋介石率领的黄埔学生军作为先锋，于2月3日出发，相继占领东莞、淡水等地。正当战事紧张进行时，3月21日，蒋介石突然接到电文，得知孙中山已于3月12日逝世。第二天，他发表通电，表示“谨承总理遗志，继续努力革命”。在3月30日举行的追悼孙中山及东征阵亡将士大会上，蒋介石以“弟子”身份，宣读《祭总理文》称：“廿载相从，一朝永诀，谁为为之，而竟使至此！英士既死，吾师期我以继英士之事业。执信踵亡，吾师并以执信之责任归诸中正。……朝闻道，夕死何憾。主义不行，责任未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

    这年10月，第二次东征开始，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最终歼灭陈炯明叛军，取得了全面胜利。因两次东征战绩显赫，蒋介石名声大振，在之后的国民党二大上，全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跻身国民党权力最高层。由此可见，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的获得，是在孙中山死后而非生前；孙中山生前并未把蒋介石作为继承人来栽培。

    蒋孙二人虽经历过认同危机与政见分歧，但蒋介石对“中师”的个人忠诚从未动摇。不过这种“忠诚”更多是基于对孙中山人格魅力的敬仰，而非对其革命理论的信仰——孙中山病逝后，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日益巩固，他才开始系统阅读孙中山革命理论，成为真正的总理信徒——对性格暴躁孤僻、格局褊狭的蒋介石来说，“中师”宽容大度的人格魅力令他神往。好友戴季陶就曾劝蒋介石学习孙中山的“中正和平”。直到1936年，蒋介石还在为自己气度不宏、举止局促所苦，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容止言辞皆不能宽裕大方如总理也。勉之！”

    也正因蒋介石早年追随孙中山主要源于情感感召，因而带有传统的忠臣报君色彩。1923年蒋介石访苏期间，对是否加入共产党，回复称须请命孙中山，被“留俄同志”讥讽为“忠臣多而同志少”。这一令蒋介石感到骇然的评语，却成为他日后求之不得的党内情感——1932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再起后，面对内忧外患，感慨手下无人排忧解难，“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如余对总理之精神者，至今不可再得，此吾党之所以失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