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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803年-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唐代著名诗人、散文家，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著有《樊川文集》。
9月6日，故宫藏历代书画展在武英殿正式开展。其中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无疑是这次展览中最重量级的展品之一。此卷不单是杜牧仅存的书迹，更是唐朝诗人唯一传世的墨宝。此卷诗，曾被宋徽宗赵佶收藏，保存着当时内府的装潢样式，后在历代藏家之间辗转，最终落入清宫，又被末代皇帝溥仪带至关外。“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费尽心力搜寻，以五千金收回，“每夜眠置枕旁”，视若珍宝。1956年，张伯驹将其捐赠政府，重归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杜牧是晚唐著名诗人，与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后者曾赋《杜司勋》诗对他表示敬仰之情。杜牧不仅诗文出众，而且才多艺广，曾摹顾恺之所画维摩像，米芾称其“精采照人”；其书法潇洒流逸，《宣和书谱》评曰：“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相表里。”为更全面地了解这幅书卷背后的历史故事，《环球人物》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杜晓勤，在他的讲解下，追索这位“诗酒风流杜司勋”的人生轨迹。
两枝仙桂一时芳
杜牧，字牧之，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生于仕宦之家。京兆杜氏自魏晋以来就是高门望族，子孙世代为官，其中尤以西晋的杜预最为出名。杜预不但通晓战术，而且博学多能，精于刑律、历法、水利，时人称他为“杜武库”，言其胸中无所不有。
在唐代，杜氏一门更为煊赫。杜牧的祖父杜佑官至宰相，撰有《通典》二百卷，考溯历代典章制度。他的父亲与伯父也都在京为官，家宅正居长安城中心的安仁坊，一时显贵无比。
“对于自己的家族，杜牧一直颇为自得，他曾写诗夸耀家中的万卷藏书，可见很珍视这种家学传统。他生平留心当世之务，论政谈兵很有见地，也精通诗赋古文，是当时‘名振京邑’的才子。可是在他降生的时代，‘安史之乱’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朝廷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藩镇跋扈，宦官专权，土地兼并严重，贫富不均加剧。而在杜佑死后，杜氏一门也日渐败落，他不能再依靠家族的世袭庇荫，只有自己努力进取，才能施展平生抱负。”在杜晓勤看来，正是晚唐“多事之秋”的复杂局势，决定了杜牧此后的人生轨迹。
大和二年（828年），杜牧在洛阳应进士举，以第五名及第；回到长安后又应考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以第四等登科；在同一年，进士及第，又制策登科，杜牧此时可谓春风得意，正如他自己诗中所说的，是：“两枝仙桂一时芳”。
折取“两枝仙桂”的杜牧，心怀治国安邦的远大抱负，却被安排在学究满堂的弘文馆，从事校理典籍的闲差，看起来暂无出头之日。于是半年后，杜牧离开了生活多年的长安，跟随当时的朝廷重臣沈传师到江西观察使府担任幕僚。
在幕府中，杜牧虽然身居下僚，公务繁冗，但却落得自在逍遥，闲暇时就陪着沈传师以及同僚游赏宴饮。他出身名门望族，不免沾染贵公子的浮华放浪，《唐才子传》评价他“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时有纵情声色，狎妓轻狂之举。
有唐一代，狎妓冶游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士子商贾，无不沾染此风。“当时，凡是观察使、节度使或刺史的治所，都有官妓。这些官妓名列乐籍，不能随便脱离，每当官僚们举行宴会，她们就要来歌舞伴酒。杜牧所在的江西观察使府也不例外。到洪州（今江西南昌）的第二年，杜牧就在使府官妓中结识了张好好。” 杜晓勤说，“由此才会有了后来这幅《行书张好好诗》。”
张好好当时只有13岁，但歌技出众。有一次，沈传师带着使府幕僚到滕王阁饮酒高会，张好好初次登台试唱，沈传师听后非常欣赏，称赞为“天下独绝”，还送给她天马锦、犀角梳作为奖品。830年，沈传师调任宣歙观察使，又将她带到宣州（今安徽宣城），不久她就嫁给了沈述师——沈传师之弟——为妾。此后，每逢春秋佳日，张好好常会出来为宾客表演，杜牧就坐在酒宴间欣赏她的轻歌妙舞。
833年，沈传师回长安就任吏部侍郎，杜牧也结束了在江西、宣州两府的幕僚生活。他与张好好的交往本该就此终止，没承想两年后又在洛阳重逢，而彼时彼地二人的境遇，却是繁华落尽，物是人非。
十年一觉扬州梦
离开沈传师后，杜牧从宣州来到扬州（今江苏扬州），在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即“牛李党争”中牛党的党魁——幕中作掌书记。掌书记是负责“文辞之事”的要职，由此可见牛僧孺对于杜牧才能的重视。
扬州是唐代最繁华的商业都市，商贾云集，百货充斥。这样一个纸醉金迷的都市，对于喜好声色的杜牧而言，正是投其所好，于是常在秦楼楚馆流连忘返。
杜牧每夜私行出游，所去又是五方杂处之地，牛僧孺知道后十分担忧他的安全，又不便劝阻，于是密派兵卒30人在暗地保护，而杜牧始终没有觉察。等到大和九年（835年），杜牧赴京就任监察御史，牛僧孺摆酒为他饯行，规劝他检点品行。杜牧起初不愿承认，牛僧孺就命令丫鬟取出书匣，里面都是街卒的密报，写着“某夜，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或是“某夜，杜书记宴某家，无恙。”杜牧看后很惭愧，于是流泪下拜，表示谢意。后来，杜牧追忆这一时期的生活，有诗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然而，一方面固然是诗酒风流，纵情声色；一方面却是忧时感世，志在事功。这一时期，杜牧写作了《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一系列文章，论唐代藩镇问题及用兵方略，切于事情，深中肯綮，后世司马光将其采录于《资治通鉴》中，可见杜牧在政治军事方面的钻研和造诣。
在杜晓勤看来，杜牧身上的两面性，也是晚唐士人的普遍风气，因此不能单单指责他“轻薄无行”，而应该在历史社会的层面理解他的“扬州一梦”。“在当时，杜牧身处牛李党争之中，很难站队。在私人关系上，他虽然和牛僧孺交好，但在政治观念和治国方略上，他又和牛党的死对头、李党党魁李德裕是一致的。李党的主张是打击藩镇，恢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这也是杜牧的平生夙愿。但是李党中大部分人都是旧士族出身，看不起中下层的庶族寒士，尤其厌恶那些像杜牧一样，成天舞文弄墨又不注重个人私德的文人进士。所以在牛李两党中，杜牧都没能得以施展抱负。”
身处两难的夹缝中，空有经邦济世之才，怀才不遇，郁郁寡欢，于是或文字消遣，或声色自娱。杜牧如是，李商隐、温庭筠等晚唐文人亦如是。
835年，杜牧回到长安就任监察御史。这本是一个整肃朝政、直言进谏的重要官职，但面对权臣宦官垄断政治、排陷忠良的黯淡景象，杜牧深感危惧，心生退意，不久就以身体有病为借口，去了东都洛阳。
就在那里，他重遇歌女张好好。此时，张好好不知何故已被沈述师抛弃，流落洛阳当垆卖酒；正当盛年的杜牧亲历朝堂险恶，身心交瘁胡须早白。故人重逢，二人对坐长谈，讲起分别后各自的遭遇。感怀伤旧间，杜牧写下了《张好好诗》，“洒尽满襟泪，短歌聊一书”，字里行间既是对张好好飘零身世的同情，也是对世事沧桑、人情淡薄的唏嘘慨叹。
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
重遇张好好3个月后，长安朝廷中发生“甘露之变”。唐文宗布置诛除宦官的计划失败，宦官们自此气焰更盛，“胁迫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乃至文武百官在上朝前都要与家人诀别。此时的杜牧以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在洛阳避过了这一场险恶的风波，但从此对朝堂纷争越发忌惮，心态也渐趋苍凉悲观。
自此之后，杜牧浮沉于宦途，忽而作京官，忽而作外官，却始终不愿苟合取容，委曲求全。在李德裕执政期间，杜牧不得升进，外放7年，先后在黄州（今湖北黄冈）、池州（今安徽贵池）、睦州（今浙江建德）担任刺史，仍不改“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的抱负和志向，为讨伐泽潞、抵御回鹘出谋划策。
等到牛党上台后，杜牧回京任司勋员外郎，掌管官员的勋绩。这一六品官阶，也是杜牧平生最高的官阶，因此世人称其为“杜司勋”。杜牧不贪恋其位，三次上书请求外放为湖州（今浙江湖州）刺史。表面上是由于京官俸钱薄而外官俸钱厚，杜牧需要供养家人，但实际上另有隐衷。“杜牧觉得朝中政治生态太过复杂危险，同时也不满意牛党的执政方略。与其在朝不能有所作为，还不如到地方做一个好官员，为百姓做实事，也算于心有安。湖州有顾渚山，盛产紫笋茶，采茶时节，杜牧一边监督采茶，一边游赏溪山，相比朝堂倾轧，也算怡然自得。” 杜晓勤解释道。
851年，杜牧再度回京，这一年他已48岁，体弱多病，心情衰飒，明明是升官赴京，却有“流落西归”之感。再加上他最友爱的弟弟杜顗（音同“以”）和有知遇之感的好友周墀（音同“迟”）相继离世，杜牧心中更感悲凉。他将湖州任上积蓄的俸钱拿出来，修理祖父杜佑的樊川别墅，每逢闲暇时，常邀亲友同来游赏。还叮嘱外甥裴延翰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樊川集》，以此铭记这里的禽鱼草木，亲朋故旧。
852年冬天，杜牧一病不起。似乎预感到大限将至，他作了一篇墓志铭，叙述自己平生的经历。不久即去世，享年49岁。
在杜晓勤看来，“从盛唐的高昂张扬到晚唐的凄清萧瑟，杜牧的遭遇也是时代的悲剧。当大唐帝国日薄西山，藩镇拥兵自重，朋党互相攻讦，即便像杜牧一样渴望力挽狂澜的正直文人，此时也无力回天。”
在晚年，杜牧一再悲叹自己功业学问两无成，在病体沉重检阅诗文时，甚至焚毁大半，认为那些只是徒有奇辞丽藻，无助经国大业的“空文”。而事实上，在一片颓靡柔弱的晚唐文坛，杜牧笔力矫健，气骨遒劲，每遇社会事件都会发而为诗。即便也写有一些“青楼薄幸”的艳情之作，或者流露出一丝末世悲凉之叹，但还是蕴藏着豪放俊爽的气概风韵。细观此卷《行书张好好诗》，写得奇肆跌宕，潇洒自如，一派清新刚劲之气流溢于字里行间，从中犹可见这位“杜司勋”的文采风流，情思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