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者忘禅林谷芳

    林谷芳，1950年生于台湾。禅者、音乐家、文化评论人，台湾佛光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作品有《画禅》《落花寻僧去》等。

    高人异相，说的大概就是林谷芳这种人。他常年一袭布衣，仙风道骨。看到他，仿佛不自觉就会放下心中重负，转而去感受生命、思考禅意。

    “禅契合了我的生命性情”

    据家中长辈们讲，6岁时，林谷芳就有了超脱同龄人的悟性，开始追寻、叩问死生大事。高一时，偶然间读到佛书，被深深触动，有所省悟，于是开始习禅。

    《环球人物》：听说您6岁时因为看到一个男人的尸体，开始有感于生死。当时心里想到的是什么？

    林谷芳：现在回忆起来，用大人的话来讲，就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沉重。很混沌，但死生的议题从此在我心头占有最核心的位置。

    《环球人物》：后来就开始习禅？

    林谷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北其实是不乏修行人的，很多都是1949年从大陆过来的高人。我读的建国中学前面的植物园，传说就有一位武林高手。所以说，当时的氛围反而比现在更浓，能买到相关的书，能找到相关的人。

    我从小学六年级起就学道家气功。后来在学校附近的牯岭街旧书摊偶然翻起一本佛书，里面有句话深深触动了我：“有起必有落、有生必有死，欲求无死，不如无生。”原来长生之术并非修行之道，既然你不想在生死中轮转，那就应该在生死的源头做一个“无生”的了断。所以就去习禅了。不过，在我习禅的历程中，有一点倒跟别人很不一样，我没有直接跟老师，而是到处去寺院、道场参访，渐渐地自己辟建出一个脉络，而这也是我后来写那么多禅书，别人看起来很不一样的原因。

    《环球人物》：在禅、密、华严、天台等佛教宗派中，您独选择了禅，怎么看待佛教的这几种不同的派别？

    林谷芳：佛之所以说八万四千法门，正为应对八万四千众生，我习禅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它跟我生命的情性有契合之处。

    禅与华严、天台、密宗等诸宗都不同，很适合性格干脆直接的人学，直捣黄龙、快刀斩乱麻，因为要你举慧剑直斩烦恼丝。我们世间许多的事物，都是在为问题找答案，但禅连问题都斩掉。这几十年间，我对各宗都有所了解，当年我学密宗时，全台湾学密宗的可能都不超过200人，可是我深深知道我不是那里的人，只要上师传法，传大家最喜欢的那种有形有相的法时，很奇怪，我就打盹。而当谈到有关心性的观照时，我的精神却又来了，所以当时密宗道场里一些人就为我取了一个绰号——达摩，说你跟我们真不投机。总之，我习禅主要还是跟自己的生命情性有关。

    《环球人物》：在您读书的时代，禅在台湾是一门显学。如今呢？

    林谷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中有几个是必须懂得的：一是禅，二是存在主义，三是心理分析。上世纪70年代中叶后，禅又回到不那么醒目的位置，一直到近来才有复兴的感觉。西方也一度兴禅，跟乔布斯有关。据说他在选择苹果手机机型时，从来没做过市场调研或策略分析，而是把几个不同设计放在禅房里，打坐，在最寂静的状态下睁开眼睛，哪一个顺眼就选哪一个，从来没有错过。正因如此，让许多人开始注意到禅所具有的那种与物感通的直观能力，就像明镜鉴物般，不需经过转换，直接映现。

    “出名晚的好处是蓄积会厚一点”

    18岁考入台湾大学人类学系，自那时起，林谷芳就游走于出世与入世间。他隐居修行过，数年、数十年不问世事；后来也会不时露脸，甚至一度积极入世，做过态度峥嵘的文化评论人；林谷芳还花了20多年的时间，乐此不疲地做着收集、编撰、抢救中国传统音乐这种阳春白雪的事。

    《环球人物》：您大学期间放弃学业去修禅，一学就是20年，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林谷芳：因为当时整个身心都在里面，想要弄清楚生命的去来，弄清楚烦恼的根源，弄清楚解脱的大道。

    《环球人物》：每次修禅与入世，时间的间隔都很长，这是一种自我的心灵修复和补给吗？ 

    林谷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出来做文化工作，其实是因两岸来往加强，再加上台湾当时各种社会能量释放，风起云涌，我自然就跑得勤些。等做到一定程度以后，有个因缘，就又去创立佛光大学艺术研究所，回到禅者的角色。这些当然都有因缘的外在对应，可内在的，是一个修行人生命轨迹的自然转换。

    《环球人物》：上世纪90年代初，您的文化评论被誉为“无役不予”，所有的“战斗”您都参加了。那似乎是一段峥嵘的岁月？

    林谷芳：台湾文化界台面上的人物几乎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崭露头角的，而我可能是这一辈文化人中最晚出的。晚出来的好处是蓄积会厚一点。但晚出也有个局限，可以说出身寒微，缺乏各种社会关系，几乎就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美术、音乐、戏剧、舞蹈、评论，广义的文化场域几乎都可以看到我的身影，所以说“无役不予”，因为只有如此你才能杀出一条血路。

    《环球人物》：在印证学问的过程中，您是怎么开始对音乐感兴趣，并逐渐在艺术方面闯出一番天地的？

    林谷芳：人是带着禀赋来到人间的，我们家到台湾四代，从我曾祖父开始就做苦力，我是整个大家族第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家没有任何背景，没有课本以外的书，可是从小我对这些东西就有一种直觉性的掌握，从诗词、绘画到佛学经典，这中间，音乐其实是我最晚接触的。

    我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听到一个朋友吹《江干夜笛》这首曲子，笛声在峡谷中回荡，直接就触动了我，所以高一就去参加国乐社，也买了笛子，后来又去学琵琶。我买的第一张琵琶唱片，里面有一首曲子叫《月儿高》，引子的几个音出来，我的感觉就好像已经听了它好几辈子似的。然而，当时中国传统音乐的处境很糟，中学校庆时，各社团表演，一听国乐社上台，下面同学就开始发出嘘声。那时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年代，当时的情形也带给我很大的疑惑与震动。

    《环球人物》：您去了大陆500多次，几乎走遍全中国，是什么在吸引您？

    林谷芳：人们总从比较狭义的本土立场出发，认为上学时课本里讲的中国，好像离现时现地所发生的事情太远，但人本来就是历史的产物，本该在时间轴和空间轴上有其一定的生命延伸，如此，你才不会被当下的价值观和个人好恶所限。我就是秉持这样的观点，从这里切入，去真正了解一个实在的中国。在这种虚与实之间的参照中，对自己所处的文化也就会有更深的了解。

    不能以禅为学、以禅为趣、以禅为美

    作为一名有性格有才情的文化人，林谷芳在台湾名噪一时。但终究，他还是在2000年后淡出评论界，成了一位禅者。而他的禅又是超脱于禅本身的，对艺术、文化、社会多有关怀，以禅的眼光参诗、解画，甚至分析红男绿女。

    《环球人物》：您是怎么把艺术和禅统一起来的？

    林谷芳：如果近距离跟我接触，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禅家，每天要打坐、锻炼。我写的第一本禅书《禅——两刃相交》，以剑客对决比喻参禅。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这个禅家的个性反而是比较凛冽、冷峻的，所以我在很多的阐述中都说，不能以禅为学、以禅为趣、以禅为美。

    《环球人物》：为什么？

    林谷芳：用佛家的术语讲，禅就是要打破你的无始无明、俱生我执。所以它是很严厉的，你不能把它当艺术。不过一旦你这个人在禅有所悟时，你却又能接于诸事。举个例子，假设我是一个经济学家，可能就不懂文学；我是一个文学家，可能就不懂经济；诸如此类。你自己被后天的概念给设限，而禅就让你打破这局限，庄子也讲过“至人之用心若镜”，你的心就像镜体一样能够照见万物。禅宗讲“胡来胡现，汉来汉现”，胡人来就现胡人的样子，汉人来就现汉人的样子，它能够映现万物，却又不为万物所染，它既有主体，又能够接于诸事，禅宗的修行就是要让你的生命变成这样，到这时候，你当然又可以为趣、又可以为美、又可以为学。所以说，我谈那么多的禅艺术，一方面是因我的背景跟艺术有关，一方面对禅有所会得者也就涉于诸事。

    《环球人物》：作为一个禅者，反而要超脱于禅，具体应该怎么去做？

    林谷芳：先讲一个故事，禅门中以谈公案著称，日本人称作禅宗第一书的《碧岩录》，作者是宋代的圆悟克勤。他有次问老师法演禅师：我在禅的修行上，还有什么是不够的？病在哪里？法演直接回答他说：“病在禅太多。”他指的是，当你对一个东西执着以后，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你执着于圣，圣也是魔，所以一个禅者最后如果整天禅头禅尾的，禅也会变成你生命的负荷、生命的枷锁。正因连禅最后都得放下，所以我的号才叫“忘禅”。

    《环球人物》：琴棋书画诗酒茶，您曾说这些文雅的事如果没有生命的修行，就只是玩物丧志。对大多数人来说，难的是如何灌注那种生命的修行？

    林谷芳：生命的修行很重要的是不要变成标签，不要变成符号，不要变成张扬的东西。很多东西只要你如实进入，外行也会逐渐变成内行，原来只是为了附庸一点风雅，最后也会进入你的生活，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我之所以说不修行就变成玩物丧志，是因目前有太多人意在张扬，我会琴、我会茶，表示我有气质。因为有这样的动机，这里面就都是符号，跟生命就没有直接的连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