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赵恒写过一句话:“书中自有黄金屋。”流传到今天,宋版书真的“自带”黄金——按坊间的话说,“一页宋版,一两黄金”。
这些珍贵的书里,《锦绣万花谷》为目前已知的海内外最大部头的宋版书。7月15日,古籍专家李致忠在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一场讲座,专门讲授《锦绣万花谷》这部书。《环球人物》记者随后专访了李致忠先生,他像一位高明的向导,带记者领略到了千年前的故纸遗香之美。
一部书,能换一个庄园
当代藏书家韦力曾经评价:“宋人印书,纸白洁如玉,两面光滑,墨的色泽鲜艳,油光可鉴。”宋版书的用纸、用墨确如他所说,相当考究。
那个时代,造纸术已经相当发达,印刷用纸种类繁多,比如以竹为原料造出来的纸,色黄而薄;以树皮为原料的纸,色白而厚。当时,印刷术的普遍发展,使得民间盛行刻书,再也不是唐以前那种人工手抄的困顿模样。
宋代人崇尚简约美、婉约美,宋版书大都版式简洁、大方,墨香纸润,字体秀雅古劲。宋代又有专门的校对体系,责任分明,图书里的谬误很少。因此,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图书质量上,宋版书的成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后世一直以模仿、颠覆宋版书为行业标杆。
明清时期,藏书家就已无法抵挡宋版书的魅力。明嘉靖时期流传过一个“美人换书”的故事。进士朱大韶喜欢藏书,尤爱宋版书。有一天,得知一个人家里藏了宋刻《后汉记》,书中还有陆游、刘辰翁等前朝名士的题签手记,十分珍贵,便想求取。书的主人却不要金、不要银,就要他身边的一位美婢。朱大韶权衡再三,还是换了书。美婢临行时非常伤心,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内容是:“无端割爱出深闺,尤胜前人换马时;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就是说:你无端为了一本书把我舍弃了,比古人之间换马还仓促,既然如此,以后若是再相遇,你也别难过。朱大韶看到诗后还是后悔了,不久去世。
这个故事可能结尾夸张了点,但明清两朝与朱大韶类似的藏家可真不少。同样生活在明代嘉靖年间的王世贞,家中藏书极富。他在弇(音同眼)山园建了5座楼,专门藏书。某天,有位书商拿来一部宋刻《两汉书》,王世贞当然不愿放过。书商要价奇高,王世贞凑不够那么多银两,不惜以自家一座庄园换取这部书。
明末的大藏书家毛晋,在其藏书楼“汲古阁”门前贴了一张告示:有带着宋版书来的,门内主人会按页码给您优厚报酬。清代浙江海宁人马思赞,听说同乡查慎行家里藏有一部宋版《陆状元通鉴》,朝思暮想,多次求购未成,后来查慎行安葬亲人,选了马家的田土,马思赞立刻以良田10亩换了这部书。
经历了近代的兵荒马乱、天灾人祸,流传至今的宋版书比明清时期更为稀少,由此也更为珍贵。作为千年瑰宝,寸纸寸金的价格就不难理解了。
宋代的百科全书
“书成锦绣万花谷,画成天龙八部图。”清代学者阮元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锦绣万花谷》的丰富内容。这部书分前、后、续集,各40卷,此外又有别集30卷。辑者将自己看过的书、通晓的典故,按照内容的不同,分门别类,汇编而成,包含天文、地理、植物、动物、书画等具体门类。
“它的确是一部具有独特史料价值的类书,相当于我们今天用的工具书。宋代人写文章,有很多时候需要引经据典,为了查阅起来方便,便编纂所谓的类书,比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锦绣万花谷》也是如此。”李致忠介绍道。
但奇怪的是,如此卷帙浩繁的一部作品,竟然没留作者名字,这成为历史给后人出的一道谜题。长期研究古籍的李致忠就像个解谜人,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一点点找线索,一步步接近答案。
“从南宋时期开始,所有的图书目录著作中都没有记载《锦绣万花谷》的辑者是谁。明代孙能传编《内阁藏书目录》时,说此书是‘万详编辑’,但万详为何人,谁也不知道。这个说法便没有任何依据。”李致忠向记者列举他的推理过程。
到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面说这部书在前集的末尾单独附上了衢州(今浙江衢州)卢襄的《西征记》一篇,与书中其他体例不太类似,或许辑者也是衢州人,所以附载乡里前辈的文章?
以此为线索,李致忠开始寻找卢襄其人。“关于卢襄的传记资料零零散散,至今没有完整而系统的描述。因为宋代有两个卢襄,而且字都是赞元,一个是衢州的,一个是西安的。文献里常常将两人弄混。”
衢州的卢襄,根据李致忠的搜索归纳,大致有这样的人生轮廓:卢襄,旧名天骥,字骏元。宋徽宗年间为了避讳“天”字,改名为襄,字也改成赞元。大观(徽宗年号,1107年—1110年)年间,卢襄考中进士,走上了仕途。他先是在浙东为官,靖康元年(1126年)调任中央,当上了兵部侍郎。
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攻破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在这场战役中,卢襄防守不力,甚至以病为由,没有实行任何御敌措施,因此被降职处分。
都城失守后,朝廷大乱。大臣张邦昌早在金兵围城时就力主议和,此时则被金人扶植为“伪帝”。卢襄这一次又犯了政治错误,站在了张邦昌和金人一边。金兵撤走后,张邦昌虽主动还政赵氏,立了康王,即后来的南宋高宗。但后来还是被整治,卢襄也受牵连,被贬到衡州(今湖南衡阳一带)安置。
“《锦绣万花谷》自序中,作者的文字给我们留下了几条线索,第一,他生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第二,他成年后生活的地方是衡州;第三,他的生活并不富裕,尤其在家中长辈去世后,更是困顿不堪。此外,整部《锦绣万花谷》中,除了《西征记》,还收录了不少卢襄所写的诗。把这些线索和卢襄的人生对照,辑者肯定与他有一些关系,这篇序写于淳熙十五年(1188年),从时间上看,应该是卢襄的儿子或孙子。”
至于为何不在书中署名,李致忠分析:“这是汴梁失守后所有的贬官子弟心态。尤其南渡之后,很多人隐姓埋名,以免因为父辈的过失而遭到别人的耻笑。比如写《东京梦华录》的孟元老,就不写自己的真实姓名。他父亲是孟揆,在汴梁修造万寿山,也就是引发方腊起义的‘艮岳’。他父亲后来被处理,他也受到牵连被罢官,只好避居江南。同理,卢襄的后人肯定也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
百年过云楼的秘藏
2012年,《锦绣万花谷》作为“镇楼之宝”,和过云楼藏书整体被拍卖,以2.1亿元成交,成为当年颇受瞩目的文化大事。
“宋刻本的《锦绣万花谷》,在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也有保存,但版本与过云楼不同。”在李致忠看来,这部书虽很有价值,但并不是过云楼藏书中的至宝,《锦绣万花谷》的分类不是很合理,作为类书并不是最好的。另外明版《锦绣万花谷》等也有流传,这部书并不能完完全全算作孤本。相比之下,过云楼的其他藏书中,不乏真正的孤本善本。”
一部《锦绣万花谷》,照见的不过是百年过云楼的一页风貌。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63岁的官员顾文彬,在家乡苏州买下铁瓶巷古春申君庙址,明状元、尚书吴宽复园故址等地,为自己改建养老之所。两年后,他彻底辞官,在苏州精心营建这所“怡园”,并在其中修建过云楼,收藏古代金石书画等。“过云楼”的名字,得自苏东坡的一句话:“书画于人如同过眼云烟。”
顾文彬家底雄厚,过云楼收书画,只要唐、宋、元真迹,此外一概不收。当时,便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说。
建业容易守业难,难得的是,几代顾氏后人,也都醉心于收藏,在晚清的风雨飘摇中,坚守这份孤高而脆弱的家业。
顾文彬有3个儿子,长子顾廷薰、次子顾廷熙都早亡。三子顾廷烈,少时便擅长绘画,长大后帮父亲修建过云楼,在书画收藏方面也有独到研究。父子俩一起合著过《过云楼初笔·再笔》《过云楼书画记》等。顾文彬对其期望颇深,可惜,光绪八年(1882年),50岁的顾廷烈因病去世,成为顾文彬晚年的最大伤痛,甚至连古玩收藏也变得索然无味起来。
7年后,顾文彬去世,怡园和过云楼为孙辈顾鹤逸所继承。顾鹤逸没有参加过科举,终身不仕,在家中辟了一座园子养仙鹤,一派名士作风。
顾鹤逸在绘画方面,比父亲成就还高,在当时的书画界有“当代虎头”(东晋画家顾恺之小字虎头)之称。因此与书画家、收藏家的来往都很密切。顾家收藏到他这里,到达巅峰。
世人皆知顾家藏书画,但其实从顾文彬开始,就开始搜集旧籍秘本,其所藏的黄公望《画理册》、祝枝山《正德兴宁县志》手稿册,连《四库全书》里都没有收录,堪称绝世秘籍。
顾文彬在世时便教导子孙,不得“重画轻书”,顾鹤逸更是格外重视古籍,经年搜访,有了收藏宏富的过云楼藏书。根据家训,过云楼藏画可任人评阅,但这些善本古籍不可轻易示人。这些宝贝一直是江湖上的传说,其面目究竟如何,不为人知。
后来,顾鹤逸的一位好友、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提出要到顾家观阅藏书,顾鹤逸碍于情面同意了,但约定只能看,不能抄。傅增湘回家之后,把自己白天看的书目名字写下,发表了《顾鹤逸藏书目》。
傅增湘也藏书,又专做版本学问,眼光甚高。他所记的都是稀有版本,即便如此,也说漏记的甚多。可见过云楼藏书的珍贵。
顾鹤逸1930年去世,那时日本已是蠢蠢欲动。1937年抗战爆发后,顾家人先把收藏的精华部分存入上海租界的银行保险库。次年,顾家房屋在日军的轰炸中倒塌,全家人连夜逃往上海。他们仅有一辆车,装满了书画古籍,坐不下人了,顾鹤逸的长子顾公雄当即决定,把自己的两个儿子留在常熟汽车站一家小店的阁楼上,先将文物运往上海。在顾家,哪怕危难时刻,书也是重于人的。
顾家的书画古籍,后或被捐赠或被收购,大部分藏于上海博物馆、南京图书馆,只有大约四分之一仍在顾家人手中。《锦绣万花谷》就属于这一小部分。
800多年的流传,《锦绣万花谷》起于神秘之人,藏于秘境之中,最终用一纸墨香,为我们留下一个悠长的历史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