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成功的教育“变法”

    1917年，是梁启超与政治最后纠缠的一年。前半年他帮段祺瑞执掌北洋大权，因而被重用，出任各项要职，雄心勃勃，志得意满；后半年，他就在孙中山“护法战争”的逼迫中，不得不递交了辞呈。从此，他告别政治舞台，转而以主要的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这其中，也包括教育他自己的子女。

    那一年，一个张姓的大家庭刚刚搬至苏州。家里4间书房，父母各一间，众多儿女们合用两间。母亲亲自为孩子们开蒙读书，还有专门聘请的老师教授书法、算术、自然、音乐等。这个家庭，培养出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合肥四姐妹”、九如巷中十姐弟。

    无锡钱氏家族、扬州何家……在清末民初的中华大地上，芝兰玉树似乎总是一门一门地出现，不独梁家。这是时代造就，抑或是历史偶然？

    近代史研究者解玺璋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那个时代，还有大量晚清的士绅、学者，他们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脉和血统的存在，他们支持了这种教育。它是一种人格教育，不仅仅重视孩子知识的增加，更重视健全人格的培养。每个家庭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张家更偏重文化，梁家可能更有家国情怀。但无论梁家、张家，都是围绕孩子的健全发展、健康成长去教育，要使他们先成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才。”

    梁启超曾在一次学校演讲中说，现在的教育，是“贩卖知识杂货店”的教育。他很忧心地告诫学生：“诸君啊！千万别以为得些断片的知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人先站稳了，再谈及其它，这就是梁启超的“立人”。而在人格培养方面，家庭承担着重要职责。那些有学识、有见识、有财富的家庭，也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职责。

    新旧交替、东西融汇、破立共存，是那个时代的图景。家学传统、教会学校、私立学校，西方新式教育理念的引入，留学欧美、日本的浪潮，不断冲击着人们固有的观念。关于教育是应该保留传统还是放手革新的争论，在当时，并不比现在少。

    号称“中国之新民”的梁启超，在政治上的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在教育上，他没有放弃“变法”。“梁启超入手的地方，就是新民，启迪民智。他把国家对公民的教育，首先实施在自己家里。他对孩子的沟通很平等；他希望孩子乐观、积极、向上，而不希望他们有那种无病呻吟的文人情绪。家里家外，他对年轻人都是这样一种要求。”解玺璋说。

    但梁启超主导的教育“变法”，仍紧紧根植于中国传统。虽然9个子女中不乏哈佛大学、西点军校等西方名校毕业的，但梁启超的教育理念并不是纯粹“向西”。“他们家的教育，有西洋精神的成分，可主要还是儒家的教育。”梁思成曾经遭遇过一次车祸受伤，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没能按计划出国留学。梁启超就劝他：这段时间恰恰可以看看《资治通鉴》等中国传统的书籍，等出国就没有机会了。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给留美预科生做演讲，告诉他们要打好传统学术的基础，特别强调读宋儒、王阳明。当时就引起了“玄学与科学”的论战。“梁启超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论战，但当梁思成因学问而生病时，他几次写信，劝他要跳出专业外，看一些文学，尤其是古文类的书籍。”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用实际行动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后来曾说：科学可以影响人的人生观，但影响不了情感。

    中国人自古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无论经济如何发展，社会如何进步，教育的根本没有变化，那就是首先要培养人格健全的人。今天的人们最关心什么样的教育方法最可取，其实梁启超家族的故事，早就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