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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是遗体告别仪式的前一天。靠近北京西三环的梁家，一切还和4天前梁思礼在世时一模一样，目之所及是大大小小的照片，最叫人挪不开眼睛的，是梁思礼与妻子赵菁（原名麦秀琼）的合影。从定格在黑白影像上的两张年轻脸庞，到紫荆花树下两位老人的相依，一眼望去，当真是岁月静好，白头偕老。若没有这场死别，多好。
88岁的赵菁，孤单一人坐在春日的阳光里，低眉，噙泪，轻言细语，对前来慰问的亲朋反复说一句话：“我没有照顾好他，走得太突然……”亲友掩面而泣，她的悲痛却是沉静的，只有一头白发轻轻颤抖。《环球人物》记者蹲下来，问她和梁思礼刻骨铭心的往事，她一声轻叹，百转千回：“太多了，从何说起呢？”
夫妻情：“我如秤杆，她如秤砣”
那是长达62年的相伴人生路。此时的赵菁已无力讲述，她的女儿拿出一本书，是梁思礼自述的《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我父母的故事，父亲生前都写下来了。”
1954年，在周末舞会上跳舞时，我认识了秀琼，当时她在人事部门工作，通过交往我们越来越熟悉，便交上了朋友。那时我还不是党员，而她已经是一个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小八路”出身的老党员了，在政治上她远远强于我。比如“三反打老虎”时，我为了能睡觉被逼得胡说八道、乱说一气，结果把问题搞复杂了，虽然组织上给我平了反，但总感到自己不应该那样做。我心想如果不当上共产党员就配不上她。1956年10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心情无比激动。同年，我们在五院的办公楼里举行婚礼。
人们总说我们俩是洋博士娶了个“小八路”，看似差别较大的一对儿，甚至有人认为具有传奇色彩。其实我们俩生长在同一个时代，出身相近，都是爱国知识分子家庭，是共同语言很多的夫妇。我们在性格上也有很强的互补性，我很粗线条，大而化之，往往做决定比较匆忙，她则很细很周到。几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
1957年大儿子左军出生了，当时我正在瑞士，听到他出生了，特别是秀琼给我寄来她抱着儿子的那张照片后，我特别高兴。1959年1月底，我在基地执行任务告一段落，刚回到北京，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就出生了，是个眉清目秀的女孩，那时党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又红又专，所以女儿取名梁红。后来，我们又有了一个小女儿。
“文革”时，秀琼被关进牛棚大半年，那时军委会还叫我揭发她，叫3个孩子跟妈妈划清界限。可是我们彼此了解、互相信任，在无言中渡过难关。
秀琼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我忙于导弹研制常年出差在外时，她一边工作，一边独立带孩子；我的文章写成了，她是第一读者和修改人；在工作中我成功了，她比我还高兴；失败了，她冷静地安慰我，鼓励我再接再厉。
她离休以后成了我的资料室主任，我需要什么材料，她很快就可以找出来，有时我还没说她就给我预备好了，非常默契。我写的科普读物《向太空的长征》，书名是她首先提出的，书名很理想，说明我们心灵息息相通。我们搬家装修房子，走廊、阳台、楼梯等大事由我决定，具体的事全由她和女儿去办，结果她选的灯啊地板等，恰恰是我喜欢的。
我们相亲相爱、相濡以沫地从极度艰难中走过了几十年，豁达、相知、共勉是我们家庭生活中的珍宝。我如“秤杆”，秀琼如“秤砣”，我们谁也离不开谁，我们就用这杆秤审视世界，使我们永远保持一颗平常的心。
航天情：“他这一辈子，奉献了所有”
对梁思礼来说，1956年是“三喜临门”，除了入党和结婚，还有一件就是调入五院。那年春天，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梁思礼参与制定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同年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建，专门研究导弹，梁思礼从此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老所长董若环1958年来到五院，是最早与梁思礼一起共事的同事之一。研究员崔鑫水和杨德生则是在上世纪60年代先后来到梁思礼身边工作的。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时，几十年并肩奋斗的往事在他们眼前一幕幕重现。
我们最早是仿制苏联P—2导弹，代号“1059”。开始我们有苏联专家的帮助，但1959年两国关系恶化后，苏联在1960年8月撤走了全部专家。没有了退路，梁总就带领团队，硬着头皮自己攻关。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八十五天，“1059”试验成功。
后来，我们还上过梁总的英语课。我们上学时都学俄语，苏联专家撤走了，俄语资料也没了，得开始啃英语资料。梁总是留美的，就义务当起了英语老师。大家下班了先回家吃饭，再回办公楼，在地下室里上课，每晚两小时。梁总上了半年，领我们入了门。
梁总的小女儿是1962年出生的。没等孩子出生，梁总就去参与“东风二号”导弹的发射了。他很有信心凯旋，走之前和妻子说好，生儿子叫梁凯，女儿叫梁旋。但没想到，那次导弹发射出去后，摇摇晃晃，只飞了约1分钟，我们就眼睁睁看着它划了条弧线掉下来。回去的路上，整辆车里鸦雀无声，大家都憋得喘不过气。梁总压力当然更大，但他以一个科学家的态度，立刻开始分析研究，带领大家“杀血路”。两年后，“东风二号”终于实验成功。
1965年，梁总开始负责“东风五号”导弹控制系统的研制任务。“东风五号”是洲际导弹，我国之前的控制系统不能满足要求，因而决定上当时国际先进的平台计算机方案。但我们那时做出的计算机像写字台一样大，哪能放进导弹里？梁总就提出，可以增大一些控制系统的方法误差，简化方程，以减少计算机所需的元器件，等等。
梁总大事上把握方向，小事也上心。1980年，我们向太平洋试射远程运载火箭。控制系统既要保证飞行稳定，又要保证有效载荷掉在划定的安全区里，射前需要进行地面仿真试验验证。当时地面计算机一直运转不良，梁总天天为此伤脑筋。后来发现是机房空调温度不够低，他就亲自找国防科工委解决空调加氟利昂问题。机器正常了，但人又受不了，于是他又给大家配棉大衣、棉鞋等。这些琐事他都操心，我们很感动。
梁总虽然是专家，是留学归国，又是名门之后，但在工作中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我们在太原参加发射任务，气温低于零下30摄氏度。大家住在平房里，工作间在地下坑道里。坑道很深，通风不行，有害气体散不掉，当时也没有防护措施。梁总和我们一起在坑道里工作，连每天几毛钱的补贴水平也和我们一样。
那时条件虽然艰苦，但梁总很开朗豁达，大家都喜欢和他一起工作。我们下坑道前，梁总总是把烟和火柴留在坑道上的口袋里。有几个喜欢抽烟的同事下了班先跑出来，把他的烟和火柴都拿走，先抽起来，然后告诉他：你的烟在我们这儿！他一点都不介意。
梁总这一辈子，为了国家强大，军队强大，真是奉献了所有。他为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落后到赶超先进水平，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晚辈情：“就爱听年轻人讲工作上的事”
2003年10月，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返回后，开了一个庆祝会。梁思礼和杨利伟等航天员合影。他笑说，哎呀，今天我要和两个杨利伟合影，另一个杨利伟是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秘书。1983年，59岁的梁思礼到航天工业部（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任科技委常委。1995年杨利伟调到科技委办公室，开始“管”梁思礼等航天专家。
1994年10月，梁老出国参加国际宇航联合会会议。他出国前，北京三环正在建，回来时快竣工了。他听说家附近的立交桥修得很好看，就和老伴一起去散步、参观。他边走边抬头专心看桥，不想人行道上有一口施工井，6米深，井口敞着，也没有防护，他一下掉了下去，当场摔晕了，连一声呼救都没有。老伴走在前面还说着话，回头一看，怎么不见人了？好在井里有架梯子，挡了他一下，断梯的木杈又挑住了上衣，减缓了他下落的速度，但还是断了3根肋骨。3个月后，我到科技委工作，第一件事就是送梁老去小汤山疗养院疗养。
梁老90岁前，天天到办公室，看书看资料，和同事聊技术、聊时事。此外，他还特别重视青少年的科普教育，经常去学校作报告。他说到自己在留学回国的船上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就和同学们用红药水染红床单，凭想象做了一面五星红旗；船到岸时，8年未见面的老母亲站在码头接他，他既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讲到这里，他总是热泪盈眶，台下的学生也一起流泪。他还说到他有一个好朋友，当年两人一起在美国留学，“后来他在美国搞洲际导弹，我在中国搞洲际导弹，我的工资是他的1%；他住别墅，我住普通单元房。有人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他说到这里总是声音激昂，台下的青年学生总是掌声雷动。
对年轻航天人，梁老更不惜心血。一个后辈提出了一项新课题，梁老觉得很重要，非常支持。后辈要做一个培训，请梁老去介绍这项课题，帮他站脚助威。培训地点在廊坊，为了保证不迟到，梁老前一天晚上就去了。第二天一早，他跟我说，小杨，我一宿没睡好觉，空调开了冷，关了又热，只能开开关关。我问那您讲课还行不行？他大声说“行，没问题！”然后就抖擞精神在台上讲了20多分钟。那时他已经89岁高龄了。我最后一次见梁老是他去世前4天，同去的有一个搞航天的小伙子，他一直听小伙子讲工作上的事，特别爱听。
梁老常跟我说：“咱俩是忘年之交。”2008年我当上办公室主任，领导问：你是不是就不再负责具体哪个老总了？我说不行，梁老总我还得“管”。果然，梁老听说人事调整的消息后挺失望的，郁郁地问：“小杨，那以后谁来管我？”我说“我管我管”，他立马高兴起来，拍着我肩膀：“那太好了，咱俩又可以合作了！”
梁老89岁生日时，给赵老师和我分别题写了一首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他一生的心声。他的心不是用来喊口号，而是用来默默做事。我记得2014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梁老看到我们的信息安全某些方面有漏洞，关乎航天的型号任务，就专门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说这事，提出意见和建议。
生活中，梁老继承了他父亲梁启超的“趣味主义”，喜欢足球、游泳、篮球、女排、橄榄球、照相、音乐、象棋等。有一天我去他家，看他情绪不好，就问您怎么啦？他说，哎呀小杨，我犯错了。我忙问怎么回事。他说，赵老师去买菜，我在书房里电脑上下象棋，又放着音乐，声音很大，赵老师没带钥匙，回来时敲了半天门我也没听到，赵老师就生气了，说她这么精心照顾我，我还这样贪玩。我赶紧说，梁老，这是您不对，您得跟赵老师道歉。他委屈地说，我道歉了，她还不高兴。我说，那您道歉不够，还得继续道歉。
梁老做人、做事、做学问都是一流的，低调、平和，又很坚韧。在梁老身边工作这么多年，要说沾多少光、得多少利，一点没有，但能陪伴这样顶级的专家，我很幸福，他的爱国心和梁氏家风会一直感染着我。
家族情：“我们梁家的家风，要一代代传下去”
4月18日，在梁思礼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播放的不是通常的哀乐，而是一首小提琴协奏曲。选这首法国作曲家圣—桑的曲子，是梁思礼生病时对大女儿梁红特别叮嘱的。梁红说：“这是我父亲的最爱。”
我父亲出生于1924年8月，祖父梁启超去世时，他还不满5岁，所以受到祖父的直接影响比他的哥哥姐姐小很多。但他继承了梁家的传统，就是爱国。祖父生前说，“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父亲17岁去美国留学时，立志工业救国，特别想学实用的技术。他在综合性大学虽然有奖学金，但读了两年还是决定转学，转去“工程师的摇篮”普渡大学，获得电机工程学位。后来，他又在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自动控制的博士学位。毕业时，很多美国大公司愿意招他，但他毅然回国，还给同学写信，要同学也早日归国。当时正是1949年，他的所学正好和报国理想结合起来，觉得很幸福。后来我参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研制任务，他也很欣慰。
我小时候，父亲的工作保密，我一直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只知道他很忙，回来很晚，还经常出差。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给我们讲故事，讲过《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还讲过《西游记》，每次说到关键处，他就逗我们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父亲很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文革”期间，他用毛毯把卧室的窗户遮严，摆好从苏联带回来的留声机，放上唱片，把声音调到最小。我们在他脚边围成一圈仔细地聆听。印象最深的是普罗科菲耶夫的《彼得和狼》，他一边放，一边给我们讲解乐曲中的故事：“这是狼来了……这是小鸭子……啊，这是猎人来了！”
上学后，父亲不看重我们的成绩，而是看重独立精神。因为他自己在天津上中学时就很独立，17岁出国后更是靠自己。他常讲这段经历，希望我们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都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人。
父亲不仅是小家庭的家长，在他的哥哥姐姐都过世后，他还成为梁家这个大家族的“掌门人”，家族里的事由他领头。祖父诞辰140周年时，广东新会那边邀请我们去参加活动。我们就每家出一两个代表，跟着他一起过去。我的堂哥堂姐、表哥表姐叫他八叔或八舅，一见到他就讲“八叔（舅）你以前怎么带我们玩啊”，一大家子人特别高兴。我们到崖山的时候，他给我们讲陆秀夫背南宋幼帝在此投海的故事。这是我祖父梁启超从祖辈那里传下来的故事，是梁家人代代都要说的故事，意思就是要对国家忠诚。
梁家小孩都会各种乐器，父亲就支持我们举办“梁氏家族音乐会”，2004年是第一届。参加的有梁家四代30多人，有二重唱、京剧、钢琴等10个节目。父亲也兴致勃勃唱了一首英文歌。
2013年，我们给父亲办90岁生日宴，梁家已经有五代人了，除了父亲，最大的86岁，最小的6岁。全家族合唱了《夕阳红》。父亲很高兴，来了一段90抒怀：“我从我父亲那里继承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爱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是我一生的座右铭。我想一个人一生对社会、对国家，应该回馈大于索取，这样社会才能前进，国家才能强盛。无论是航天精神还是我们梁家的家风，都要由我们手中交给下一代，一定要一代代传下去。”
今年4月，梁红最后一次用轮椅推着父亲来到书房，给他放了贝多芬第五和第六交响曲。父亲去世后，梁红每次经过书房门口，都仿佛看到父亲就坐在椅子上，下着象棋，听着音乐。直到眼泪落下，她才意识到：这是一间空荡荡的书房了。
从梁家出来，抬头看看，4月的天空真美，苍穹中没有导弹的痕迹，但他已经飞过。习近平总书记的唁电，让梁家人深觉安慰——从116年前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到今天其幼子梁思礼魂归蓝天，梁家人百年的家国情怀，已经定格在历史的长空中。
梁思礼家人致谢公开信
我们挚爱的亲人梁思礼4月14日逝世后，各级领导、航天界的朋友以及社会各界，纷纷表达哀思并给予我们莫大的关心和慰问，作为梁思礼的家人，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梁思礼逝世后，习近平总书记发来唁电，对梁思礼一生做出高度评价。
4月14日以来，中央、各部委的领导，航天界许多老领导、老朋友、老同事和相关人士，社会各界，梁思礼家乡以及他生活过的地方的无数亲友、乡亲、群众都以各种方式表达敬仰，寄托哀思。
这一切都使我们全家深受感动。
爱国、敬业和自强是梁启超家族的家风，梁思礼将此作为终生的行为准则，这也是他对我们全体家人的希望和要求。我们全家将不辜负诸位的关心，必将传承梁思礼的精神，踏实做人，勤恳做事，以此作为我们全家对梁思礼永远的怀念和对社会各界最好的报答。
再次对大家的关怀表达我们真挚的感谢！
梁思礼家人并全体亲属
2016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