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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爹爹”梁启超

他的9个儿女“群星闪耀”,有学术领域的开拓者,也有军官和火箭专家

□ 本刊记者 姜璐璐 李鹭芸 《 环球人物 》(

    自广东新会市内出发大约30分钟车程,便到茶坑村。村里有间建于清光绪时期的老房子,门前一汪池塘,门上写着“怡堂书室”4个字,这里便是梁启超少年读书的地方,由他的曾祖父所建。如今房子里的陈设仍保留当年的样子,一片片青砖土瓦间仿佛还回响着百余年前的琅琅读书声。

    在这方屋檐下,世代务农的梁氏出了第一代读书人——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梁家从此成为乡间受尊重的读书人家。当梁启超呱呱坠地时,祖父最大的梦想,便是这个幼孙能考中功名,出人头地,光耀门庭。

    从某种角度来说,梁启超让祖父“失望”了。尽管他5岁开始学习儒家经典,8岁能诗文,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一时名动四方,但他很快就厌弃了科举,并最终走上了反抗千百年“祖宗之法”的道路。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梁启超又为梁氏门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本人的功业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还因为他养育了一群极为优秀的后人,使新会梁氏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家族。

    随着梁思礼院士逝世,梁启超的9个子女已无人在世。当人们惊讶地历数梁氏子弟的杰出成就时,心中会升起一个共同的疑问:是什么样的“秘诀”,造就了这样一个群星闪耀的家庭?

    满庭皆才俊

    梁家子女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应属长子梁思成。他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建筑史研究专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被英国学者李约瑟称为“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他与夫人林徽因的爱情故事令人津津乐道,而他们夫妇二人踏遍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实地考察各地古建筑的壮举,更是一段传奇。正因梁思成的工作,使中国古代建筑在国外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他和林徽因都是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之一。他在保护文物古建筑方面付出的卓绝努力,尤其令今人感佩。

    除梁思成、梁思礼外,梁家还有另一位院士: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他是考古学家夏鼐口中“中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被公认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年少即立志于考古学,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后,主持和参加过河南安阳殷墟、后冈遗址等重要考古发掘工作。1948年,他与兄长梁思成同时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传为一时佳话。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除了三位院士,梁氏其他子女也都各自有所成就。长女梁思顺擅诗词,通古文,国学功底十分深湛。她曾利用家中丰富的藏书选编《艺蘅馆词选》一书,颇受读者欢迎,多次再版。此书后来也成为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材料。

    三子梁思忠与走上学术道路的兄长们不同,立志从军报国,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后,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参加过淞沪会战。可惜他25岁时就因病早逝。

    次女梁思庄是我国图书馆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回国后,先是到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学界公认,她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几代学者因此受益。

    梁启超去世时,家中还有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4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受父亲的直接教导不如哥哥姐姐多,学业也都受到战乱的影响。但凭借自己的努力,他们后来都成长为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其中,四子梁思达是南开经济学硕士出身,一直从事专业工作,参与过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书;三女梁思懿学生时代便是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上世纪40年代一度留学美国并任教,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后立即回国,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后来还当选过全国政协委员;四女梁思宁在抗战爆发后投奔新四军参加抗日,亲身经历了前线的流血牺牲,陈毅元帅曾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还有刚刚去世的火箭专家、老幺梁思礼……

    这样一个精英辈出的家庭,必定不是偶然。

    在子女面前十分“肉麻”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梁启超也是个另类的父亲。

    一般传统的中国家庭,总是“严父慈母”,父爱如山却无声。梁启超则不然,他常常热情洋溢地向孩子们“表白”,让他们知道自己有多爱他们。在家书中,他曾如此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在子女面前,这位“潮爹”可以十分“肉麻”。特别是对女儿们,他常把“宝贝”二字挂在嘴边。在给次女梁思庄的信中,他就曾这样写:“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很,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

    在儿子们面前,虽然没有这种亲昵的称呼,但父子间也常常逗趣。三子梁思忠在美留学,担心父亲身体,写了6页的长信来提醒他注意健康,他便故作嫌弃:“好啰嗦的孩子,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

    这位在思想界和政坛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甚至还会向儿女“撒娇卖萌”。晚年病中苦痛,他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写道:“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若顺儿在旁边,我可以撒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

    梁家共9个儿女,彼此间年龄差距很大,成长环境和性格也各不相同。梁启超会有意识地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感受到父亲的关爱,都觉得自己是父亲心中特殊的一个。在家中,每个孩子都被他取了专属爱称,比如管大女儿思顺叫“大宝贝”,三女儿思懿叫“司马懿”,小女儿梁思宁叫“六六”,小儿子思礼则被他俏皮地称为“老白鼻”(英文“老宝贝”的谐音)。梁启超去世时,梁思礼不到5岁,对父亲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但在长大后读到梁启超当年兴致勃勃记述“老白鼻”儿时趣事的文字时,他总能感受到独属于自己的那份父爱。

    先有爱,才谈得上教育。而教育总是需要耗费大量心力。梁启超平生著述极多,仅1936年出版的《饮冰室合集》就多达1400万字,同时,又要忙于各种政治、学术活动,工作极其繁忙。但即便再忙,他依然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倾注在孩子们身上。

    比如,流亡日本期间,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学校,他便亲自教授女儿梁思顺读书,甚至批改作文至凌晨。经济状况稍好之后,为了培养女儿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他甚至在家里辟出一座实验室。

    到晚年时,由于忙于办学办报、各地演讲,他自觉对思达、思懿、思宁的教育关注不够,于是决定让3个孩子休学一年,聘请家庭教师,专补国学、史学课,还要每日临摹书法。根据孩子们的表现,梁启超会给他们发奖品,通常都是他自己亲笔写的对联、横幅,内容大多是为人处世的道理。比如梁思达曾得到过用隶书所写的“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的条幅。孩子们得到奖品固然高兴,这些“座右铭”更是令他们终身受益。

    梁启超对子女的学业十分关注,根据每个人的性情、才能,对他们的学习方向都有十分细致的考虑。但他从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子女,总是倾听孩子们的想法,给出自己的建议,让他们自主选择。本来,他很希望次女梁思庄学生物,但思庄尝试之后,自觉兴趣不大,他忙写信道:“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对于一时的考试成绩,梁启超也并不在意。他曾忧心忡忡地叮嘱梁思成,努力学习固然是好事,但不可“用力过猛”,若是“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梁思庄刚到加拿大时读高中,一次考试在班上只得了第十六名,十分沮丧。梁启超得知后,立刻写信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后来,经过努力,思庄的成绩名列前茅,梁启超欣喜之余,又鼓励道:“能进大学固甚好,即不能也不必着急,日子多着哩。”

    “潮爹”梁启超的这些做法,归纳起来看似简单:父亲要对孩子表达爱,要为孩子的成长付出心血;一个家庭要有民主、平等的氛围;教育不能只看一时的成绩,更要看长久的发展……但知易行难,尤其对一位事业成功、公事繁忙且要面对9个子女的名人来说,更为不易。

    人生若无乐趣,要来何用

    如果梁启超生活在现在,绝不会去写《我的儿子读哈佛》之类的畅销书——因为“读名校”“升官发财”之类,从来就不是他对子女教育的目标。

    梁启超的子女中,读过所谓世界名校的不在少数,但大多学的不是什么“热门专业”。梁思成修建筑史,梁思永投身考古学,梁思庄学图书馆学,都不是能赚大钱的行业,甚至相当艰苦、冷僻。但对于子女的选择,梁启超都鼎力支持。梁思成毕业时,他专门筹集5000美元,资助梁思成和林徽因到欧洲实地考察西洋美术、建筑。梁思永要学考古,他就亲自联系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自掏腰包,让梁思永有机会亲身到田野考古一线。

    事实上,梁启超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也会担心子女的前程。他本希望梁思成改学建筑工程,因为更容易找工作,但梁思成坚持要学建筑史,他便尊重儿子的决定。在国内时局不稳、政坛鱼龙混杂的情况下,他本不希望梁思忠读军校,但在儿子下定决心后,他就尽一切力量帮他报考。因为他相信,兴趣比什么都重要。他自称信仰“趣味主义”,曾说:“凡人常常活在趣味之中,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除了要在自己的学业、职业中找到乐趣,还要在生活中寻找乐趣。他总是告诉儿女,除了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娱乐的学问”,因为“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在他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梁氏子女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梁思成除了绘画功底极好,还会钢琴、小提琴、小号等数种乐器,还曾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跳高第一名;梁思永能大段背诵莎士比亚的诗;梁思庄能歌善舞;梁思达擅画画;梁思礼则酷爱古典音乐,在大学参加过古典式摔跤队,游泳非常好,还喜爱下象棋。一家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得益于梁启超的严格要求,每个人都写得一手好字。

    在生活中,梁启超是个天性乐观风趣的人,“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它愁它”“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词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他还曾向儿女“自夸”道:你们可曾见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是一天以上的生气?

    这些,或许是梁启超留给子女们最宝贵的人生礼物。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梁家人经历过战乱、贫困,经历过政治运动的残酷冲击,无论遭遇何种困境,这份坚韧与乐观,都支撑着他们的尊严。

    刚强的“妈”,慈爱的“娘”

    成功的家庭教育,离不开父母双方的共同付出。梁家子女之教养,离不开梁家的两位母亲:李蕙仙和王桂荃。前者是梁启超的正妻,生下梁思顺、梁思成和梁思庄。后者是梁启超的侧室,生下梁思永、梁思忠、梁思懿、梁思达、梁思宁、梁思礼。这两位女性的出身有天壤之别,性格亦迥异,但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子女产生了很大影响。

    李蕙仙比梁启超大4岁,是当时礼部尚书李端棻(音同芬)的堂妹,大家闺秀出身。1889年,李端棻出任广东乡试主考,阅卷时读到梁启超的考卷,十分赏识,见其文笔老辣,以为必是位苦读多年的儒生。梁启超中举后,按例拜见主考官,李端棻才发现他竟如此年轻,顿起爱才之心,将堂妹许配给了他。一个是名门闺秀,一个来自乡村的寒素之家,两人的婚姻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孔雀女”嫁“凤凰男”了。

    但李蕙仙并不娇贵挑剔。嫁入梁家后,她亲自挑水、舂米、煮饭,侍奉公婆,与邻里相处融洽,在乡间赢得了贤良的名声。对于这位大夫人,梁启超极为尊敬。不仅因为李蕙仙贤良持家,更因为她有见识,支持丈夫的事业。梁启超刚到北京时,满口广东乡音,光绪皇帝召见他,因为听不懂他说话,只赐他一个六品官职。李蕙仙悉心助他改口音,使他此后与人交流再无障碍。戊戌变法失败后,李家因举荐梁启超受到牵连,李端棻被充军新疆,但李蕙仙对此毫无怨怼。梁启超一生数次涉险,李蕙仙从未拖过后腿,反而慨然道,父母子女都有我照顾,“君但为国死,无反顾也”。

    李蕙仙身上,自有一种名门千金的做派。梁思成在清华读书时,曾被一辆小轿车所撞,肇事者是北洋政府军队高官。李蕙仙闻讯,立刻从天津赶来,亲自到总统府问罪,逼得总统黎元洪都不得不出面赔礼。这样一位刚强的女子,在家中自然也是立规矩的人,孩子们都有些怕她,但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她的影响。比如,李蕙仙缠小脚,走路很不方便,但她出门郊游、上山下山,从不肯让人扶。孩子们看在眼里,便知道要自强,不能娇气、怕苦怕累。她一生好学,年近半百还坚持每天学英文。

    1924年,李蕙仙因病去世。不到5年后,梁启超也离世。此时梁家尚有3个孩子在海外求学未归,另有4个未成年的子女,最小的梁思礼还不到5岁。维系整个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梁启超的侧室王桂荃身上。

    这位王桂荃,也是一名非凡的女性。她本名来喜,身世十分悲惨,4岁被卖去当丫头,多次转卖后随李蕙仙来到梁家。因性情敦厚,做事勤勉,深得梁氏夫妇的信任,18岁时,由李蕙仙做主嫁给梁启超当了侧室。除长女梁思顺外,其他孩子都是她从小呵护养育的。

    在梁家,孩子们称李蕙仙为“妈”,称王桂荃为“娘”。在孩子们心中,“娘”更亲近、慈爱。梁思成、梁思庄虽不是她亲生,却如对亲生母亲一样依赖、爱戴她。梁思成小时候有一次考试成绩不佳,回家便挨了李蕙仙的打。王桂荃赶忙把他护在怀里,不料李蕙仙没收住手,打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后,王桂荃搂着梁思成,柔声劝导道:“不怕笨,就怕懒。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这些朴实的话语,梁思成记了一辈子。

    这个出身低微的女子,在梁思成看来是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的人”。梁启超流亡日本时,她在身边随侍,没过多久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她本不识字,但平时督促孩子做作业时,在一旁默默听、默默看,就学会了读书看报。梁启超去世后,家中并没有留下太多遗产,孩子们的吃穿用度、留学费用,虽有已工作的梁思顺、梁思成的帮助,但主要靠她殚精竭虑地周转应付。在时局动荡的大背景下,她将每个孩子都培养成才。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革”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孤独地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文革”后,在梁思成亲手设计的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梁家子女们特意种下一棵“母亲树”,寄托对王桂荃的哀思。这株白皮松树“今已亭亭如盖矣”。立于树阴下,望着满园苍翠,遥想梁氏一门风云际会,对这位自始至终站在全家人身后的传统女性,更添一份敬意。

    心中绝未忘一“国”字

    在很多方面,梁家的教育是西式的,9个子女中7人都曾出国留学或工作。但骨子里,他们是传统的。这种传统来自祖辈,已浸入家族的血脉。

    在距离茶坑村约30公里的地方,有个称为崖山的出海处,也是南宋亡国时水师与元军最后激战并覆灭的古战场。从梁启超记事起,祖父就常常讲起历史旧事:南宋忠臣陆秀夫,为保护幼主奋战元兵,最后走投无路,背起小皇帝投海就义,士兵等也跟着投海,无人投降。讲到悲情处,老人涕泪纵横。上元节到庙里,祖父也会一一讲解:“此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这些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着童年的梁启超,长大后,他的思想不断发展变化,但正如民国政界人士徐佛苏对他的评价:“四十年中,脑中绝未忘一‘国’字。”

    这个字也随着他的言传身教,铭刻在子女心中。孩子们小时候,梁启超也喜欢在茶余饭后讲宋元崖山海战的故事。待他们长大懂事,梁启超便会与之探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他对时局之混乱、前途之未卜,都有着清醒甚至悲观的认识,但从未放弃过救国的信念:“中国病太深了,症候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

    这段话,似乎也是他一生的悲壮写照。他一生主张变革,上过书、参过政、四处疾呼,屡屡以失败告终,终不改其志。这份百折不回的爱国热血,同样流淌在他每一位子女身上——抗战期间,梁思顺陷在北京,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4个孩子,生活极为艰辛。她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但始终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三子梁思忠、四女梁思宁都走上抗日一线。

    梁启超所有出国的子女,无一例外都在抗战中或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祖国。“报效祖国”这四个字,在梁家从来不是一句说来好听的空话,即便为此颠沛流离或蒙受冤屈,他们都如父亲当年,绝未忘一“国”字。

    这正是世人如此敬慕梁氏一家的原因:国士风骨。在迭遭巨变的20世纪之中国,这般风骨撑起了民族的存续;在岁月已安稳,“各有稻粱谋”的今日之中国,这种风骨似已渐远。恰是梁家后人至今仍勃兴于各行各业的精英身份,仍镌刻于心灵的家国情怀,骤然提醒了我们,这风骨不曾离去,就在我们身边,是真正值得我们仰望的星空。

梁启超,精英家族
梁家幼子今归去,一生从未忘忧国
“最强爹爹”梁启超
一场成功的教育“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