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未来10年最重要”

    人物简介

    郑永年，1962年生于浙江，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系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著有《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和新世界秩序》等专著。2016年3月出版新书《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

    郑永年的勤奋在学者中也是出了名的。

    今年入春，他已接连出版了包括《再塑意识形态》《未来三十年》等多本与中国相关的书。3月末上架的《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是最新一本。曾有中国媒体评价，“郑永年的观点清晰犀利，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让人们客观地看待国内外问题。”而他对中国现实问题一针见血的解读，也是最受读者青睐之处。

    从他今年的新书中，《环球人物》记者梳理了几个关键词，如和平崛起、制度反腐、改革执行力、大国外交、未来30年等，从中不难看出他近期的关注点和研究内容。

    4月7日晚，郑永年在京西一处僻静的茶馆里接受了《环球人物》记者的专访。忙了一天活动的他进门时略显疲倦，几乎能看到眼里的血丝，可当记者一问到有关中国的问题，他又立马精神起来。

    谈新书：“颠覆性错误”并非危言耸听

    “现在有些领域已经出现走偏的苗头。如果不加以改正，容易演变成重大失误。”

    在新书《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中，郑永年分别给中国内政和外交列出诸如国内改革执行不力、反腐制度建设受阻，国际上中美关系恶化、南海问题升级等10个（共20个）可能出现的“颠覆性错误”，引起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例如，他认为军队腐败导致“党不能有效控制军队”，就是一大“颠覆性的错误”。

    《环球人物》：您一下列出20个“颠覆性错误”，会不会有点危言耸听？

    郑永年：中国人口基数大、国情复杂，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有可能变成大问题。我只是界定了一些有可能发生“颠覆性错误”的领域，并不是说它们一定会发生，我只是说有可能发生。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未雨绸缪，希望人们对可能发生的“颠覆性错误”有足够的认识，增强防范意识，尽一切能力避免这些陷阱。更重要的是，很多可能犯“颠覆性错误”的领域，正是国家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也正是制度建设能够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所以并非危言耸听。

    《环球人物》：有媒体称您是少有能把中国问题写清楚的专家。如何做到对中国问题看得透、抓得准？

    郑永年：主要是多做社会调研。我基本上每月至少两次来中国做社会调查。光研究中国还不够，我还会把中国周边的国家也转上一遍。每当我遇到一个问题，比如“中等收入陷阱”，我会首先考虑中国历史中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和世界其他国家比有没有共通性，发达国家又是如何避免的。只有通过这种大历史、大文化、大文明的宏观角度，加上对中国的细致研究，才能把中国问题看透。

    《环球人物》：您新书里不仅提出了问题，还给出了应对之策。您自己认为这些对策的准确度有多少？能不能打个分？

    郑永年：（微笑）七八十分是没有问题的。当学者要勇敢面对难题，为社会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大家觉得有指导价值就很好。习近平主席曾说，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经济停滞，在国际上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强国之间的冲突。应对之策就要以解决这两大陷阱为起点，然后具体问题再结合中国国情去分析，去提建议。

    谈改革：“重在执行”是硬道理

    “改革者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改革运作起来，使老百姓获益。”

    在《中国模式》一书中，郑永年曾详细剖析中国改革模式的经验与困惑。该书当年被《亚洲周刊》评为十大好书之一，并选入中共中央党校指定教材。

    他今年在新书中浓缩了这几年来对中国问题的最新思考，其中大多数和改革有关。

    《环球人物》：您为何把中国今后30年作为一个阶段研究？

    郑永年：今天，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到位，现在的重点是找到突破口，把改革执行下去。“重在执行”是中国改革的硬道理。如果能通过改革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同时将各方面制度建设到位，那么到2049年，即第二个“一百年”时，就可以实现民主富强的中国梦，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这个目标的实现，要看从今往后30年里中国改革的进程，其中最关键的是头10年。

    《环球人物》：您认为头10年中，中国实现“大国崛起”的关键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崛起，未来10年最重要。中国不仅要建设新制度，还要成为制度强国。政策上，以法制建设为中心的制度建设最具实质性，因为它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制度，也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关键。经济上，中国已经进入“新常态”，急需在近期通过改革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同时，社会制度建设需要大量的经济资源，它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时更容易实现。现在正是黄金期，如果不抓紧，以后社会改革可能会变得更难。这些顶层设计大家都懂，但如果改革只停留在纸上，没有得到落实，那么国家就麻烦了。

    《环球人物》：您说最担心的是中国改革执行不力。在“新常态”下，这个问题都衍生出哪些新问题？

    郑永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方式从以往的分权式转向体制集权式，其主要表现在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新权力机构的成立。此次体制集权式改革有它的必要性，因为只有集权，中央权力才能攻克既得利益集团的堡垒，推动中国改革。所以，第一个新问题是，有些利益团伙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格局，阻碍改革。还有些地方官员认为自己反正没权力，改革只能靠领导，所以出现不作为现象。

    第二个新问题是，如何让政府官员落实“任务多元化”。以前官员可以只追求GDP增长，但现在还要考虑环保、社会满意度、经济结构转型和制度改革等问题。一旦目标多元化，“GDP唯一”留下的思维劣势就暴露了出来，很多官员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

    第三个新问题是，在目前强大的反腐压力下，一些有权力的官员可能会害怕做错事，不敢放手改革。事实上，通过不做事、不改革来保持清廉，是一种变相的腐败，而且是更大的腐败，因为他们浪费了宝贵的政府行政资源。

    《环球人物》：您对解决这些问题有什么建议？

    郑永年：改革真正落实还需要再分权。中央政府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者，也是一些领域的改革主体，如财政税收、金融、军事、外交等。但有些领域，中央本身不是改革的唯一主角。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都是改革的行动者，它们也需要权力。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层领导一直在呼吁行政审批权下放，这就是个分权的例子。

    其次，政府要大量起用新人和能人。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工作，领导团队至关重要。反腐败清除了体制内大量的腐败官员，应该让清廉又能干的人得到任用，让他们扛起改革的重担。

    同时，人们要把犯错误和腐败区分开，容许改革者试错。改革必然有风险，改革者也应具备承担风险的能力。如果官员改革一出现失败就被举报、被撤职，那么他们会失去改革的动力。

    《环球人物》：您说中国改革要从社会领域寻找突破口，社会改革的任务是什么？您认为哪个领域将是突破口？

    郑永年：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来说，社会改革就是要完成三大任务：一是把市场主导的经济领域和政府主导的社会领域分开；二是帮助深化中国总体改革；三是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基础。

    我认为社会改革的突破口在房地产领域，因为房地产关系人民的切身利益。现在社会上对房地产的抱怨最多。新加坡公共住房占80%以上，香港占50%以上，中国内地却不到20%。城市中有大量空房，而同时又有很多人没房住，这就是分配出了问题，需要改革来调整。

    在经济层面，房地产已成为地方经济乃至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一旦房地产形势恶化，很有可能会威胁到中国的经济结构。从政策平台建设来看，房地产改革可以带动其他领域，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积金、社区建设等方面。把房地产领域改革好，民众怨气少了，社会稳定了，自然会为其他领域的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谈反腐：应让人民尝到反腐败的甜头

    “反腐需要先净化政治环境，后建立反腐制度。但这个制度一定要去建，不能让反腐一直处于运动模式。”

    郑永年说他上大学前一直是农民，因此对中国底层很有感情，有一份责任感，常去基层考察。近几年，他发现各界对反腐都格外关注，但认识上有很大差别。

    《环球人物》：十八大以来的大力度反腐已持续了4年，但坊间和外界一直有传言说反腐只是阶段性的，过一段时间力度就会减小。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郑永年：回顾近几十年的历史，反腐败往往以运动方式进行：反一段，歇一段。但这次反腐不一样，这次反腐主要是反寡头，也就是反既得利益集团，包括石油、电子、煤炭等国民经济领域甚至政治领域。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腐败不会有终结的时候，只会继续延伸到更多的领域。

    除了国内，国外也有“告一段落”的声音。经济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众多国际大公司已经在中国确立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反腐败必然会影响到它们的利益。这次反腐败运动开始不久，就有外国大公司发布分析报告说，中国的反腐败会拖累中国经济。言外之意，就是说反腐败要适可而止。对这些反应政府要警惕。我认为建立清廉政府应是所有执政者永恒的事业，因此反腐败不应该有“段落”的概念。

    《环球人物》：您说的利益集团包括很多政商精英，如何看待官商勾结这一顽症？

    郑永年：很多人对政商关系嗤之以鼻，认为两者合作必有腐败，这是错误的想法。政商关系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100多年的历程，其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了更好的引导作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初期想要和发达国家竞争，政府官员和企业家间的互相支持很重要。

    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商关系里的利益分配会变得错综复杂。这个问题在国有企业更加明显。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可以转为政府官员，经济和政治权力之间可以直接转换，这是政商腐败的根源。所以中国不是不要政商关系，而是要“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健康政商关系。

    《环球人物》：现在的反腐制度还存在哪些问题？

    郑永年：中国的制度自古以来对官员的要求就是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自己不吃不穿都可以。这种道德约束在现实中已经难以实现。二是中国内部反腐败机构太多，党、政、军、人大甚至连大学都有。这些机构缺乏协调、责任不明，而且容易被腐败分子钻空子。三是以往反腐权力过于分散，经常出现“反不动”或者“左手反右手”的现象。这次反腐败主要由中纪委来主导，改变了原来无人负责的情形，是一大进步。但光靠组织内部巡视、揭发还不够，应当多借助法律和外界的力量。

    《环球人物》：您对建立有效的反腐机制有何建议？

    郑永年：从内部来说，制度建设要从人性的弱点出发。如果官员连最基本的利益都没有，那么他们肯定会去贪。廉洁的制度应是激励与监督相结合，政府官员的任务和职责应当更加明确，而且每年有评估。对官员的赏罚也应有法律依据。

    同时，新制度还要能任用并鼓励清廉官员，阻止腐败官员或不作为官员再当权。如果政府官员清廉可靠，政府服务会更高效，老百姓办事会更顺利，人民尝到反腐败的甜头，自然会更加支持反腐工作。

    从外部来说，要充分利用社会的制约和监督力量。反腐要增加透明度，相关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比如官员的财产、公务员的收入透明化。这方面，中国可以向新加坡或者香港学习。

    谈外交：中国要理解美国的恐惧

    “中国崛起不可扭转，但中国崛起已经进入最艰难的时期。”

    从郑永年的著作和访谈中，可以看出他乐见中国近年在外交方面的变化和成就。他向《环球人物》记者分析中国当前的外交局面是：中国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正在让中国的资本“走出去”。另一方面，中国崛起也引起周边国家和它们的西方盟友的不安。

    《环球人物》：您认为未来中国外交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郑永年：中美关系破裂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当今国际关系中，没有比中美关系更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很复杂，也很脆弱。一个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另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大国。

    自16世纪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竞争霸权是世界政治的“常态”，而合作是“非常态”。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层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目的就是加强合作、避免战争。

    《环球人物》：您认为中国该如何跟美国打交道？

    郑永年：在和美国打交道时，最重要的是理性估计美国的力量。虽然近几年美国在衰落，但这种衰落是相对的，它的军事力量、企业制度和创新能力依然世界领先。美国最害怕中国崛起，中国做什么它都会紧张。要和患上“大国衰落恐惧症”的美国重新定义中美关系，并不容易。中国要理解美国的恐惧，在互相体谅中建立信任。

    中美两国之间还要继续加强互相依赖性，在竞争中寻找共识，推动合作的可能。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中美关系会维持在一个“又爱又恨”的微妙状态。虽然中国和美国没有直接的地缘冲突，但和日本、菲律宾等美国盟友有摩擦，因此中国外交需要有耐心，要看清大局，不能因小失大。

    《环球人物》：未来中国的大外交战略应该是什么样的？

    郑永年：中国领导层的外交思路可以概括成“两条腿、一个圈”的大外交。“两条腿”一方面是与美、欧、俄等大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另一方面则是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的新丝绸之路构想。“一个圈”是连接这两个方面的外交版图，即中国的“周边外交”。这个大外交战略的核心就是在维护和平的基础上求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争取和平。

    其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主角。外交政策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但我认为即使是奋发有为，也一定要在韬光养晦的框架内。但很多人理解有误，认为“奋发有为”就是中国要去称霸，“韬光养晦”就是中国什么国际大事都不参与。我的理解是，中国该妥协的妥协，该斗争的还要斗争，例如南海、东海等主权问题。归根结底，中国的大战略目标依然是国家的现代化和可持续的和平崛起。如何做到斗争而不战争，这需要高超的外交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