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的智慧

    1952年2月6日，时年25岁的伊丽莎白公主继承王位，正式成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据说，她当时最担心的是，如果自己过早去世，尚未成年的儿子查尔斯能否顺利继承王位。她显然多虑了——67岁的查尔斯至今还是王子。

    王子还是那个王子，女王身边的政治人物却换了一拨又一拨：首相官邸先后迎来了12位主人；与她一起出现在镜头里的人物从戴高乐、肯尼迪，变成了奥朗德、奥巴马。在英国的王位上，伊丽莎白二世淡然注视着世事变迁，履行着君主对国家的义务，也展现着高明的政治智慧——你能从她身上体会到英国政治特有的气质，这恰是女王范儿的精髓所在。贵族可以培育淑女，明星可以练就气质，但那只是女王范儿的皮囊，女王范儿的灵魂在王位上，在政治中，在阅尽国事的双眼里。

    与首相的微妙平衡

    “我能感受到来自女王的友好，但绝不是友谊。”曾在上世纪70年代出任英国首相的卡拉汉如此评价他和伊丽莎白二世的关系，一语道出女王在政治生活中的最大特点：分寸感。

    女王面对的第一位首相是丘吉尔。他带领英国走过了二战的艰苦岁月，与女王的父亲乔治六世是老朋友。1952年，乔治六世去世时，丘吉尔悲痛得连演说词都无法起草。秘书安慰说：“对于老国王的去世，我们都很悲伤。不过，我们有了一位新国王啊！”丘吉尔抬起泪眼，摇摇头：“我不了解她，她还是个孩子啊！”他不敢想象，在战后疲惫、美苏坐大的风雨飘摇中，一个不谙政务的孩子能成为英国人的精神依靠吗？

    丘吉尔见到女王时，场面有点出乎意料。年轻的女王适当放低了身段，以晚辈的姿态出现，这让丘吉尔产生了亲近感。“女王与丘吉尔在二战中有共同抗敌的经历，她知道丘吉尔在根本想法上和自己一致。所以，她信任丘吉尔。况且两人还有共同的爱好——赛马。”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张炜博士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们每周的例行见面时间也越来越长，最初不到半小时，后来常常要一个半小时。秘书曾问丘吉尔都聊些什么，丘吉尔说：“内阁的报告……当然，还有赛马。”

    按传统，事关国家大局的内政外交文件都会送到女王手中一份，20多岁的她竟然有足够的耐心仔细阅读这些文件。单纯从文牍方面而言，女王对英国内外事务的了解甚至强过大多数内阁官员。有一次，英国在巴格达的官员发回了电报，繁忙的丘吉尔一时疏忽忘了看。等他去觐见女王时，女王说：“您对巴格达发来的电报怎么看？我很感兴趣。”丘吉尔一时语塞，只好说实话：“抱歉陛下，我还没看过。”辞别了女王，丘吉尔赶紧回到官邸仔细阅读电报。从那以后，每周觐见女王之前，他都要把所有的文件仔细看一遍。他开始真正尊重女王了。

    “这是女王的政治智慧，她不会对首相说‘你应该关注这个问题’，而是委婉地提醒对方，我对此很感兴趣。”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郭方研究员说。同样，如果女王不赞同首相的做法，她也不会直接反对。1956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接替丘吉尔出任首相的艾登联合法国、以色列，准备用武力赶走纳赛尔。女王并不支持动武，但她只是问：“你们确定这样做明智吗？”最终，英国还是卷入了战争，其结果证明女王的担心不无道理：虽然英国取得了军事胜利，但在中东的影响力丧失殆尽，得不偿失；埃及则在政治上完胜，纳赛尔成了民族英雄。

    等到撒切尔夫人成为首相时，女王如何与她相处成了一大看点。两人同为女性，年龄相仿，撒切尔夫人又是出了名的“铁娘子”，她们会上演一台好戏吗？

    有一次，两人共同出席活动之前，撒切尔夫人让秘书向王室通报了自己会穿什么衣服。言下之意，让女王有个准备，避免撞衫。女王却不紧不慢地回答，首相想穿什么都可以，不用通报。

    “更重要的是，女王在关键时刻用自己的方式，支持了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张炜说。1982年，阿根廷军政府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撒切尔夫人决定作战，但内阁反对意见不少，她循例前来征询女王的意见。女王没有直接表态，只说同意她的次子安德鲁王子参战。消息一出，王室贵族大为震惊，纷纷设法阻止，但安德鲁最终还是登上了开往战场的航母。

    撒切尔夫人对女王回报以敬意。在向女王行屈膝礼时，她比其他首相俯身更低，与女王每周二例行会面时也总是提前15分钟到，确保不会迟到。1983年，美国事先没有通知英国就派兵侵入英联邦成员国格林纳达，撒切尔夫人首先谈到了女王的尊严，她对美国政府表示：“今后请务必记住，我们是你的朋友，但那是女王的岛！”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欧洲政治出现新一轮“向左转”，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纷纷主政，一时形成“粉红色的欧洲”。在这一潮流中，英国“工党神童”布莱尔问鼎首相宝座。女王本人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稳健的象征，崇尚秩序，不喜欢布莱尔在大选中承诺的激进社会改革。女王曾不失幽默地对布莱尔说：“你是我继位为王以来的第十位首相。从最初的丘吉尔到现在的你……首相先生，我加冕那年，你才刚出生。”这实际上是暗示布莱尔，女王有丰富的经验。布莱尔日后回忆说：“当时我感觉，自己只是漫长历史中的一小部分。”当然，女王提醒布莱尔的分寸仍然把握得很好。有一次，布莱尔觐见女王时被引进了女王的画室。按照礼仪，只有女王落座后，其他人才能坐下。布莱尔急于同女王交谈，很唐突地先入座了。他很快发觉了自己的失礼，气氛尴尬，但女王却大度地原谅了他，就像母亲原谅儿子一样。

    “纵观女王与12位首相的相处之道，不难发现，她颇得英国政治传统的精髓。自君主立宪制确立以来，英王一直秉承游离于政治的原则，同时通过很隐晦的方式保持影响力。这与英国曾长期在外交上实行的光荣孤立政策本质上有些相似：远离纷争，但能把握住微妙的平衡，在若即若离中，保证自身的话语权。”张炜说。

    英联邦中的妥协

    “女王受到欢迎，因为她和蔼，不干涉政治，在许多人看来，她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家。”伦敦国王学院教授帕特丽夏这样评价伊丽莎白二世。但她的名号——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其他领土和属地女王、英联邦元首、国教捍卫者——决定，她必须为英联邦和英国的稳定发挥作用。

    二战之后，伊丽莎白二世认识到，昔日的帝国已经难以维持，必须推动帝国向联邦转变。女王推崇的转变方式也有浓厚的英国现实主义传统：温和的变革与适当的妥协。自1688年“光荣革命”开始，英国人就习惯用改良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当女王面对殖民地上此起彼伏的独立诉求时，她没有像法国对待越南、阿尔及利亚那样出兵镇压，而是在对方保证留在英联邦后，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女王是个现实主义者，她知道独立运动是大势所趋。与其武力镇压，不如各退一步，保住英国与这些国家的传统联系。”张炜说。

    尽管女王竭力维护，英联邦在发展中还是遇到了危机。1957年，恩格鲁玛宣布加纳独立，但仍留在英联邦内。这是女王可以接受的结果。1961年，在苏联的游说下，恩格鲁玛考虑退出英联邦。原本女王一年前就准备访问加纳，但因为怀孕生产没能成行，恩格鲁玛非常不快。事情到了这一步，女王再次准备访问加纳，却受到大臣的劝阻：“加纳局势动荡，陛下要慎重。”女王很生气。在她看来，如果自己再不去，让赫鲁晓夫抢先去了，加纳很可能倒向苏联。在她启程前几天，加纳首都阿克拉发生了爆炸案。但女王淡然处之，一切活动照旧，还和恩格鲁玛一起跳了舞，访问大获成功。时任英国首相的麦克米伦趁机向美国总统肯尼迪建议：“我们的女王已经出来冒险了，你们该拿钱出来冒险了。”其后，美国对加纳大规模投资，加纳留在了英联邦。

    上世纪70年代，英国原殖民地罗德西亚出现了白人政权和黑人武装的大规模冲突，1979年举行的英联邦会议打算解决该问题。撒切尔夫人不想促成罗德西亚问题的解决，劝女王不要出席会议。女王拒绝了。她不但出席了会议，还通过举办晚宴等形式，为解决问题创造了宽松的氛围。最终，罗德西亚于1980年举行了大选，穆加贝当选总统，成立了津巴布韦共和国，并加入了英联邦。

    女王致力于维系的英联邦是一个松散的“大家庭”，她也从不指望借英联邦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控制。曾任英联邦副秘书长的斯里尼瓦桑说：“英联邦没有宪法，没有章程，也没有程序规则。然而，这恰是它的幸存之道。”这条生存之道也具有浓厚的英式气息——英国同样没有成文的宪法。

    在英国国内，女王两次出面，参与化解苏格兰独立危机。近千年来，英格兰与苏格兰恩怨不断，合并后的几百年间，苏格兰独立的意愿始终未曾间断。好莱坞电影《勇敢的心》里，男主角苏格兰起义领袖华莱士临死前那一句“Freedom（自由）”，便是这段恩怨的经典体现。20世纪中后期，随着爱尔兰的独立，苏格兰的离心倾向更盛。而女王则尽力用软性手段维系着苏格兰对王室的感情。在过去，最好的办法就是王室联姻，但现在这一套行不通了。女王就另辟蹊径。每年夏天，她总是带着家人到苏格兰的城堡避暑；还把后代送到苏格兰接受大学教育，威廉王子就毕业于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国王是由苏格兰培养的”，这会是若干年后阻止苏格兰独立时一张不错的感情牌。在她的用心维系下，苏格兰人对英国政府十分不满，但对王室充满敬意。

    1977年，伊丽莎白二世登基25周年，苏格兰以需要更大自主权为由举行公投。女王利用周年纪念期间的一次演讲，对国家可能的分裂表明了态度：“我理解地方需要更多权力的想法，但我无法忘记，我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女王。也许，这次周年庆典正好能提醒我们，国家统一给英国所有地区居民带来的利益。”这番话，唤起了苏格兰对王室，尤其是女王的感情，被认为帮助化解了那次危机。2014年，苏格兰独立呼声再起，苏格兰决定就是否留在联合王国举行全民公投。在英国媒体煽情疾呼、卡梅伦首相焦急万分时，女王却出奇地沉默。直到公投迫近，她前往苏格兰参加活动时才最终开口：“我希望大家慎重地考虑一下未来。”这句话如同压舱石，稳住了一度慌乱的政治气氛和舆论气氛。在随后的公投中，大多数苏格兰人选择留在英国。

    危机时刻的尊严

    “女王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尊敬，对于英国而言，女王代表着国家的团结与稳定。”英国王室评论员罗伯特·乔布森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作为国家的象征，女王最重要的一点，是永远都保持应有的尊严。这与英国的政治理念相呼应：“日不落”的实质辉煌早就没有了，但大国的体面与尊严依然要时刻维持。

    上世纪90年代，英国王室面临严重的声誉危机。1992年，女王的三个孩子全部成为英国小报追逐的对象，各种不堪入目的调情电话、偷情书信见诸报端，王室被八卦化、丑角化。同年，王室行宫温莎城堡失火，损失惨重。“但女王用英式幽默巧妙缓解了舆论压力。她在年底演讲中带着自嘲说：‘这一年的这些事让我不是非常开心。’”郭方说，“她还很善于引导话题，很快表示同意缴纳个人所得税。国王交个人所得税在英国是破天荒的，这促使王室声誉有所反弹。”

    1997年，戴安娜因车祸死于巴黎，坊间传言王室为了清理门户而谋杀戴安娜。人们对王室的不满彻底爆发，严肃媒体也质问正在苏格兰的女王为何迟迟不回伦敦；白金汉宫门口给戴安娜的献花堆得像小山一样，花上的小卡片表达了人们的愤怒：“他们（王室）配不上你！”王室数百年来积累的威望似乎荡然无存。

    终于，女王站了出来面对众怒。她回到伦敦，在戴安娜葬礼的前一天发表了电视讲话。很少在公众面前表露私人情感的她以“女王和祖母的身份”说，自己很喜欢这个儿媳，对她的离去感到悲伤。一个富有同情心的长辈形象通过电视传遍了世界，缓和了公众对王室的不满情绪。

    当事关王室的花边消息过于离谱时，她会通过白金汉宫的联络官与媒体沟通，提醒他们稍微有些规矩；当人们质疑女王收入过高时，她会让记者进入白金汉宫拍摄自己的纪录片，让人们看看自己每天都在为国家工作。

    外交场合是女王给王室尊严加分的重要舞台。她是天生的外交家，总能赢得受访国赞誉。法德两国与英国旧有历史积怨，现有政策分歧，政客之间没少龃龉，但他们都敬重女王。2014年，为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女王第五次出访法国。当法国总统奥朗德向她展示历任法国总统与她的合影时，女王问道：“为什么没有我与奥里奥尔总统的合影？”她说的是她1948年以公主身份首次来到巴黎的往事。提起连法国人都疏忽了的事，足以表明她对法国的友好，也足以换来法国人对她的好感。在返英之前，她特意像当年做公主时一样，去塞纳河畔散步。这一回，法国人在大屏幕上切换着她1948年的黑白照片。巴黎民众则挥舞着两国国旗，高呼“女王万岁”。

    今年，她第五次访问德国，并首度走进纳粹集中营旧址，此举大受德国民众欢迎。一名德国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那么多柏林人冒雨等了几个小时，就为了看这个89岁的老太太一眼，这真不像冷静的德国人，她的魅力从何而来？”这魅力可以追溯到1992年。当时，两德统一不久，女王到访。她避谈德国统一后面临的问题，而是赞扬了东德人在统一事业中发挥的作用。这为她在德国赢得了好感，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女王的外交技巧很高。在出访时，她通常只提友好，很少谈及利益纷争的问题。”张炜评价说。据统计，女王在位的60多年间，共出访海外300多次，成了英国名副其实的国家名片。

    尽管具有很高的政治智慧，但女王60多年来一直谨小慎微，只做分内事。“她在位的几十年里，英国王权更加朝着务虚的方向发展。尽管从法律上说，王权和200多年前一样，没有减少也没有衰落，她仍有权任命首相，有权重启和解散议会，但她却处处谨慎。她的伯父爱德华八世在位期间，由于家族和德国有姻亲联系，他并没有对纳粹表示太多反感。这在当时引起了包括首相在内的英国人的担心。或许和这段历史有关，伊丽莎白二世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张炜说道。

    今年9月，伊丽莎白二世超过维多利亚女王，成为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首相卡梅伦的一番话总结了女王对英国的意义：“过去63年里，世界风云变幻，而女王坚如磐石。”她的无私服务的意识在英国乃至全世界都赢得了敬仰。可以说，女王是英国精神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