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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申请课题,不接受官方奖项,自费出书直指社会弊病

郑也夫,乐于做个边缘人

本刊记者 赵晓兰 《 环球人物 》(

    人物简介

    郑也夫,1950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有《知识分子研究》、《走出囚徒困境》、《代价论》、《信任论》、《城市社会学》等。

    早

    就听说郑也夫个性强,言辞犀利,被称为“学术圈的刺头”、“超龄愤青”,在采访过程的短暂接触中,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对他特立独行的个性也有了几分亲身体验。摄影记者请他换个姿势,配合照相,他一口回绝:“我就这样坐着,边聊边拍,我不表演。”

    说起问题丛生的教育现状,郑也夫开口即是一腔愤懑。这股愤懑也是他编著《吾国教育病理》、《科场现形记》这两部姊妹篇的原动力。但是愤懑情绪并没有简单地转化为“骂街”,而是化作了对问题的刨根问底,对种种不合理现象的嫉恶如仇。

    在公众领域掀起话题

    郑也夫初中没毕业就赶上“文革”,学校不办了,1968年,他奔赴北大荒当了知青。1977年回城后,他开始“恶补”,先是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一年半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哲学硕士。后来他又申请到美国丹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攻下社会学硕士。美国导师建议他继续读博士,但这时他的个性已经彰显出来,他觉得自己年过30,不想再“伺候”一门门的学科了,而更想获得独立研究的机会。

    回国工作后,郑也夫先后就职于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作为老师,郑也夫学术文章众多,能言善辩,深受学生欢迎;作为学者,他在观察真实生活的基础上,对社会发展持冷静和批判的态度,在公众领域经常掀起话题。

    郑也夫研究范围涉猎极广: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他对知识分子与大众、知识分子与政治关系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提出反对发展私家车,还主编了《轿车大论战》一书,为了营造旗鼓相当的争论,他甚至帮对方组织文章。世纪之交,假冒商品、欠债不还、考试作弊、学术腐败……针对社会出现的一系列信任危机,他在国内学界最早开启了信任研究。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高达1亿元,他提出以借贷和奖励取代资助,成果审核公开化。近些年,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他提出:快乐、幸福的感受和物质消费、物质资源的占有没有直接关联。当各地政府呼吁消灭城中村时,他发言称:“消灭贫民窟”给贫民造成了很多不便。当各地房价飞涨,他提出住房消费和保障要坚持适用原则。他还抨击“中国特色”的VIP,认为决策者更愿意享受“定制”服务,不愿加入公共服务系统,比如坐公车,导致公共服务效率低下。

    郑也夫曾是“电视明星学者”,主持过《东方之子》,做过《实话实说》总策划,还在《百家讲坛》、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等节目中频频露脸。但很快,他就失去了兴趣,因为“管制太重、谈论空间狭窄”,“有朋友找我做策划,给多少钱我都不干。我给你提10个建议,你只用一个,最好的都枪毙了。”

    他总要跟你呛着来

    郑也夫曾这样描述自己:“以暴热的态度,对待阴冷地带。”“懒散,不整衣冠,精神上却颇有洁癖,不参加规则不公正的游戏。微染自虐狂,少时练中长跑,年近五十患冬泳症。”

    出版人黄集伟这样描述郑也夫:“这人太杠头。你说什么,他总要跟你呛着来。”有一次,他约郑也夫做访谈。节目前俩人并没有太多交流,一到实录,郑也夫上来就毫不留情地质疑节目设置,结果这期节目居然非常有看点。

    郑也夫是个体育爱好者,在平日里他也总带着那种运动场上的攻击性,他自己也承认:“我就是一个很好斗的人。”他曾在博客上“搂胳膊,卷袖子”地写了一篇质疑文章,指名道姓地说原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是二流学者。两人素日无怨,郑也夫却突然开炮:“社会学界其实和中国足球一样,也有假球、黑哨之类的,好不到哪里去。”

    频繁地换单位,也被赵也夫解释为“不愿面对不公正的游戏规则”,“走也是一种表达”。比如,离开人大,是因为人大有一项规定,干满5年必须完成国家级项目课题,否则要降级。而郑也夫从来不申请课题,但他的教学、科研任务都早已经超额完成了。出走,就是恪守自己2002年对于社科基金制度的批判,“高校项目制是一种绝对的腐败,不断制造出一些学术垃圾。”频繁跳槽让他在学界受到一些非议,他倒是乐在其中,“很高兴一直在流动,始终是边缘人,得以冷眼旁观周围的一切。”

    除了不申请课题,郑也夫还不接受官方的任何奖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领导觉得他快退休了,就说把系里当年的优秀教师名额给他,郑也夫却不领情:“谢谢,我不参加!”

    因为言辞尖锐、直指病灶,郑也夫每次出书都很困难。为避免被大面积“阉割”,他经常自己买书号,自付成本,然后还要自己骑着自行车给大大小小的书店送书。

    《吾国教育病理》、《科场现形记》这两本书的出版也费了些周折,它们的成书源于郑也夫在北大开设的教育社会学选修课。《吾国教育病理》是郑也夫的专著,由解析“素质教育”概念开始,从社会学、伦理学、生物学、哲学等角度,一边反思中国教育之痛,一边积极考虑应对之策。而《科场现形记》则是学生的课程作业,有的学生洋洋洒洒写了几万字,认真程度和有感而发让他深受触动,他选择了一些优秀的作品结集成书,他坦言“学生的文字比我的更好看”。 

    比起扩招,分流更符合人性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如今的中国教育怎么评价?

    郑也夫:非常糟糕。我是个体育爱好者,咱们就拿体育举例子吧。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每次开校运会,所有同学都高兴得像过节一样。过多少年了,我们聚会的时候,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跑200米时谁在最后超过了谁。这就是体育的真正目的,让你有兴趣,有热情。教育也是一样的,不是说要去追求高分,而是要培养你的兴趣。可如今的教育呢,搞得大多数人对学习没兴趣——这是教育工作者的失败。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的教育问题,是您自己在当老师过程中亲身体验到的吗?

    郑也夫:有一句格言“事实比想象更离奇”,中国教育的各种现状比想象离奇多了。有一次,一个考生来参加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复试,他本科就是北大的,曾经因为两门课不及格被学校开除了,其中有一门是数学。我问他:你数学不好吗?他说他拿过全国数学竞赛优胜奖,但只是为了能高考加分——是高考把一个好苗子的兴趣给扼杀了。

    还有一次,我问一位老教育工作者:某著名中学的升学“奇迹”,绝招在哪里?他说:哪有什么奇迹,像这些学校都有“星探”,把别的学校的好苗子拉过去,还不惜重奖。好学生用来创牌子,坏学生就交钱,这也叫教育?!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教育出现这么多问题,症结在哪儿?

    郑也夫:当下教育生态的本质是什么?军备竞赛,即教育的过度竞争。如何缓解这样的过度竞争?现在用的招数是扩招,但我认为这没用。读书是为了考大学,到社会上找个好工作,但是社会上好工作太少了,是呈金字塔形的。所以,扩招是个假招,就像通货膨胀——扩招就是学历的通货膨胀。

    环球人物杂志:该怎么解决呢?

    郑也夫:我觉得分流更符合人性,不是所有的学生都适合上大学。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不要迷信读书,学个手艺也很好。

    环球人物杂志:国家也在提倡职业教育,但很多学生和家长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大学。分流到底难在哪?

    郑也夫:教育改革是镶嵌在社会中的,社会生态不理想,教育改革也很难成功。和教育直接相关的,一个是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导致家长谨小慎微,不敢冒险。父母的全部情感集于一身,不好吗?当然不好!因为它有悖于漫长进化中的生存状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品格。再一个就是城乡户籍差异的问题。一个农民子弟想留在城市,解决办法唯有考上一个好大学,否则就很可能沦为“二等公民”。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提高蓝领的收入,让他们有其他渠道获得城市户口,活得有尊严,这样才能使人们自愿分流。

    “素质教育”是个伪命题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很多人都在批评教育,但大多把矛头对准了应试教育,认为要提倡素质教育,但您书中对素质教育也进行了批评。

    郑也夫:素质教育的概念本身就是荒诞的,是个伪命题,甚至连措辞都是错的。“素”在《辞海》里的解释是“生丝、未染色”;“质”是原来的样子。比如“文质彬彬”,“文”是后来的加工,“质”是爹妈给的,所以“素质”这个词相当于天赋。什么是天赋教育?天赋是爹妈给的,教育是后天的,这前后的意思正好相反。抛开语言学,咱们再来说说什么叫“素质教育”。音体美这些科目要不要进高考项目?不进,人家就不学;进,马上就异化。比如考体育,你说要考单杠,学生们就不会去练双杠;考田径,就不练游泳。结果,所有练习都只是升学考试的敲门砖,而体育最本真的内涵——让你能从中感到乐趣,却根本没人关注。如此功利的态度可以将一切学习异化,而如此异化的学习又会颠覆一切考试。

    环球人物杂志:那在您心目中,理想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郑也夫:一个民族的教育,如果把很多人弄得灰头土脸,垂头丧气,这个民族的教育是太糟糕了!好的教育应该让孩子们能愉快健康地成长,成为个性阳光、活泼的人。一个人选择什么职业,是天分、教育、缘分的事情;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要看手里拿的是什么牌。

    我认识一个企业家,他建了个学院。他反对把学生弄得内向、忧郁,一直在那苦读。他说:“我这儿的学生在知识水平上没有那些正规大学的强,但活得高兴,在情商、文体方面比他们强。”

    我希望能够形成多样化的学校,当然政府要越来越开放,允许办更多的私立大学、中学、小学。中学有混校,也可以有男校、女校,高等教育也应该有综合大学、专业学院,以及各式各样的职业学校,形成多样化。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学生、家长以及教育者们来说,要改变教育现状,应该怎么做?

    郑也夫:对绝大多数事情,我们都应该积极去面对,但也有少数要消极一点。就好比养花,因为你面对的是生命,它们本身有一种自主性,能够自己运转和康复。我父亲养花,动辄换一个花盆,花好长时间不长,有时还死掉了。孩子们是更复杂的生命,每个孩子自身都有一个小宇宙。

    有两个字:一个是“教”,一个是“学”,它们现在非常不平衡。我主张“教”消极一点,重要的是“学”,学生愿意学,有兴趣、有积极性,那么一切都有了。反之,老干扰,学生产生不了自主性,就废了。在《论语》里,“学”出现了56次,“教”只出现7次。老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现在,这样的话却没有人愿意去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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