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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饥荒,除豪强,官场上刹歪风

曾巩,被掩盖的能臣

晏建怀 《 环球人物 》(

    曾巩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中坚,散文成就很高。在文学创作方面,他远学韩愈,又师承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宋代以降,许多人将其作品奉为典范,他因此成为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然而,纵观曾巩一生经历,他不但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实干家,只不过在那个文化重于经济、诗文贵于粟粒的特殊时代,其行政才干被耀眼的文名所掩盖住罢了。

    1057年,39岁的曾巩考上进士。在这之后,除了在京城当过几年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浙江、山东、江西、福建等地的基层任职,前后长达10余年,所到之处,打击豪强、抵制兼并、兴修水利、减赋救灾,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好事,成效卓著,颇有政声,是那个时代少有的能臣干吏。

    越州:下令让富户出售粮食

    1069年,在京城任职数年的曾巩,因在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变法的争执中把两边都得罪了,心生不安,遂向宋神宗请求外调。宋神宗安排曾巩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

    北宋的通判,虽然是个副职,但在处理政事上,是与知州同享权、共担责的,即所谓“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曾巩当年6月到任,随即察民情、访贫苦、搞调研。越州这地方有个老习惯,那就是从酒坊征收赋税,供衙门使用。曾经有一段时间,酒坊钱有限,不够财政开支,州上便想了个法子,不足部分,分摊到老百姓身上征收,而且一下子就确定了7年的期限。然而,7年后,期限已到,衙门却“责赋如初”,横征暴敛,丝毫没有按规定停征的迹象,老百姓怨声载道。曾巩了解情况后,马上停止了这笔赋税的征收。

    曾巩在越州没待多长时间,又碰上当地饥荒,灾情严重,民生凋敝。曾巩考虑到常平仓(古代一种调节粮价的方法,建造仓库储备米粮,粮价低时就从外面高价买来,粮价高时就把仓库中的减价出售)的粮食不够救济灾民,而遍布乡野的老百姓又不方便到城里购粮,为解燃眉之急,便安排人广贴告示,要求各县富户如实申报自家粮食的储量。当曾巩看到富户们申报上来的储量达到15万石时,他的心里踏实了。他立刻发布政令,要求各地富户以比常平仓粮价略高一点的价格向百姓出售粮食,从而使饥民能就近购买,无异于雪中送炭。同时,他还筹集了5万钱的资金,借给无钱的农户购买种子。

    通过这些措施,越州百姓平稳度过了灾年,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百姓的农事也没有扔下,广袤的田野上又泛起了新绿。

    齐州:一举端掉“霸王社”

    1071年,曾巩调任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知州可是地方上的一把手,曾巩深知责任重于泰山。自古以来,齐鲁便以民风强悍著称,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齐鲁多勇猛响马之帮”。黄巢起义、宋江落草,乃至清末义和团,皆发端于齐鲁大地。曾巩所任职的齐州,就被评价为:“野有群行之盗,里多武断之家”,是个有名的难治之乡,豪强地霸比比皆是。所以,曾巩这个知州,绝对不好当。他清醒地认识到其难治之处,决定重拳出击,打击豪强,树立威信。

    当时有一周姓富户,其子周高为富不仁,横行乡里,民愤极大,但周家“力能动权贵”,与地方官沆瀣一气,百姓敢怒不敢言。曾巩初来乍到,便以此为突破口,搜集证据,迅速将周高法办,百姓拍手称快。章丘一带有一伙叫做“霸王社”的土豪,杀人越货,无恶不做,曾巩派兵将他们悉数抓获,一举端掉了这个犯罪团伙,将31名罪犯判刑,发配边疆。他还在齐州开创了“保伍”之法,以5户为一保,监督出入,实行外来人口登记,有盗贼则鸣鼓相援。通过曾巩的治理,齐州盗、劫等犯罪明显下降,由治安案件多发之州变成了平安之州,风气为之一清。

    曾巩不像现在有些官员,眼睛只盯着上面的好恶,专拣上头喜欢的事做,唯领导马首是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反倒把本身的守土爱民之责抛却一边,甚至不惜弄虚作假,劳民伤财。曾巩既勤政,又务实,而且凡事能从实际出发。当时,为治理黄河,朝廷从各地调集民工,要从齐州调丁2万。按当时注册的户口计算,3个劳动力里就要调一个,抽调比例高达1/3。当曾巩听说一些地方的户口有漏登、瞒报现象后,马上决定开展人口普查工作,从下至上,层层上报,反复核实,最后发现,9丁抽1就能满足征丁之需。他的这一务实作风,使许多寻常百姓免去了徭役之苦,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其实,曾巩在齐州的政绩还远远不止这些,比如他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刺激了农业生产;修建齐州北水门,解决了困扰齐州城多年的水患问题;疏浚了大明湖,如今它已是济南的著名景点;等等。后人曾在千佛山建曾公祠,还在大明湖畔建南丰祠(曾巩又称南丰先生),都是为了纪念曾巩为齐州所作的巨大贡献。

    洪州:把官舍改为临时收容所

    1076年,曾巩调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兼江南西路兵马都钤辖(武职,主要负责防务)。洪州是当时有名的文化繁荣之地,唐代王勃一篇《滕王阁序》,使“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天下闻名。这里也的确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晏殊、欧阳修、王安石这些旷世名儒,包括曾巩自己,均出自这里。到洪州,是曾巩多次向朝廷请求的结果,因为他母亲已经近90岁高龄,需要照顾。

    任职之初,恰逢江西瘟疫流行。曾巩赶紧调配救灾物资,迅速命令各县、镇储备防疫药物,以备万一。他安排人腾出州衙门的官舍,作为临时收容所,给那些生病的士兵和染病无力自养的百姓居住,不但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还给他们免费提供饮食和衣被,使这些人不至于在忍受病痛的同时挨饿受冻。他派人随时记录疫情,把染病和没染病者均登记造册,及时汇总,然后从国库调拨资金,按轻重缓急,依次有序地分发救济款。曾巩这一系列举措,从死亡线上挽救了许多鲜活生命,充满着那个时代少有的人文关怀。

    当时,曾巩还有一件事干得非常漂亮。朝廷派兵征讨安南(今越南),要求沿路州府提供食宿粮草,搞好这支远征军的过境接待。俗话说:“匪过如梳,兵过如篦”,数万人吃喝拉撒,当地衙门一个安排不周,军队扰民的事情就有可能发生,这个协调工作可不容易干。所以,大军南下,一路浩浩荡荡,弄得沿途百姓苦不堪言。曾巩丝毫没有掉以轻心,而是提前作出筹划和安排,及时调度物资,巧妙安排过境时间。最后,大军过境,倒也秋毫无犯,许多百姓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大军路过本地。

    福州:当官不与民争利

    1077年,曾巩由洪州转任福州(今福建福州)知州,这一年,他已经59岁了。在北宋,这种高龄还在任地方官的,除了照顾养老,就是被贬外放,要么就是不被皇帝重视,曾巩也许属于后者。他自1069年外放越州以来,已在多州任职9年,以曾巩的文学名气和政治作为,皇帝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早就可以回京点翰林、当学士了。所以,同僚们都认为他怀才不遇,《宋史?曾巩传》对他的评价就是“巩负才名,久外徙,世颇谓偃蹇不偶”。不过,曾巩并无怨言,依然兢兢业业。他在福州任职仅1年,时间虽然很短,政绩却不俗。

    福州任上,曾巩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当官不能与民争利。当时,地方官的待遇不错,除了正常的工资、津贴之外,朝廷还拨给一定面积的“职田”(权属国家的固定田产),通过收取这些田地的租子来发放补助。福州没有“职田”,但有一块面积很大的菜园,州上经营这块菜地得当,单算菜钱,州官们每年就能得到三四十万钱。

    不过,官府的蔬菜大量上市,扰乱了市场,导致菜价越来越低,以种菜为业的菜农倒是卖不掉他们的菜了,收入大减。所以,州府的这个让官吏们富得流油的菜园子,成了老百姓“卖菜难”的祸根。曾巩了解到这一实情后,愤慨地说:“太守与民争利,可乎?”官员应该设法增加农民收入,怎么能与民争利呢?他立刻取消了这个“富官伤农”的菜园子,虽然自己的油水少了一大块,但保障了菜农的利益,老百姓为之欢呼。

    福州这地方还有一个怪现象,买官的少,买住持的多。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原来,福州历来兴佛教、多寺庙。除了国家会拨付一定产业给寺庙外,许多百姓、富户,也纷纷给寺庙捐赠金钱、地产等,寺庙和尚因此比衙门官差还富。一时之间,投身寺庙当和尚,成了人人向往的热门职业,一些好逸恶劳的地痞流氓破落户到处钻营,为捞一个当和尚的指标而费尽心机。一些颇有声望的社会名流甚至都会买通关节,贿赂官府,争当住持,搞得福州上上下下乌烟瘴气。曾巩断然决定采取措施,刹住这股歪风。

    曾巩颇有超前意识,他知道,要杜绝住持买卖,唯有“直选”。他安排人分别前往各地寺庙,把和尚们聚在一处,通过他们的无记名投票推举住持,然后把“直选”出来的住持层层上报州府,由州府发布聘任文书,一切都明着进行,从而堵住了后门。

    以上只是曾巩从政的点滴,60岁之后,他还被朝廷安排到明州、亳州、沧州等地任过知州,所到之地,也均有政绩。与那个时期许多更有名的士大夫不同,在实际工作中,曾巩少于议论,多于实干,说得少,做得多。他以儒家的忠君爱民为出发点,简单、纯粹、执著。他一生辗转七八个州,大多数时间都在基层任职,及时处理了很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为百姓真正做了一些实事、好事。当他任满离开时,竟有百姓紧闭城门,极力挽留,不愿意他离开。

    然而,曾巩不像那些习惯于弄虚作假的政客,有一点泡子就吹嘘成气球那么大,甚至影子都没有的政绩也要瞎吹一番,欺上瞒下,拼命“打扮”自己。他对于自己的政绩从不张扬和炫耀。每次上书皇帝,他只说些尽孝养亲之类的寻常家事,其它只字不提。而这,恰恰成了曾巩的短处。由于他不擅宣传自我,加上他在基层推行了王安石的新法,反对变法的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便在宋神宗面前打小报告,说曾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把他评价为一个品格低下、碌碌无为的庸官,断言他不堪大用。曾巩于是一直无法以才干立朝,一辈子没有得到更好的机会施展抱负。后世的人们只知其文章,不知其政绩,他的卓越才干,便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为人知,堪称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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