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王德志在电话里指路,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金盏乡皮村的北京工友之家,是下了公交后“拐两个弯就到”的地方,不远。可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真走起来却发现“上了当”:足足走了2里多地,途中路过的一扇铁门上,几个大字还着实令记者怔了一下:早晚见墓地。
走进北京工友之家的大门,王德志从一间小屋里掀帘而出。他听记者提起那片墓地,立刻发出北方人特有的爽朗大笑:“早晚见墓地啊,是我们皮村的一大景观。”他说,城乡结合部就是打工者在城市的生存空间,三环建好了,他们就迁往四环,四环通了,他们就聚拢到五环,五环通了,就有了皮村,“这就是被边缘化的结果。”
王德志是北京工友之家的创立者之一,有着文艺特长的他一心想为工友们提供更高层次的“精神食粮”。2012年1月8日,由他导演的“打工春晚”在皮村社区剧场上演,崔永元担任主持。相关视频被传到网上,4天后,点击量就达5万余次。王德志也因此走红。
最近,就在央视如火如荼地进行蛇年春晚筹备工作的同时,王德志这处简易房围起的小院也没闲着——2013年打工春晚早早进入了准备中,同去年一样,崔永元继续担任主持,导演也仍是王德志。
都是平时生活中有感而发
有人看了2012年的“打工春晚”后,觉得“土得掉渣”:工人们表演的多是自己的现实生活,譬如怎样电焊、怎样砌墙刷泥。这样原生态的表演对于大多数的电视观众来说,几乎不具有观赏性。但王德志说:“我们的生活本就如此,艺术是依附在生活上的,这最真实,也最动人。”
今年晚会的规模较去年更大,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和信件不断涌来,王德志的挑选标准很简单:首先内容上必须真实,来自于网络、道听途说的故事不要;其次不能太消极,“生活是不够好,但我们对城市的向往很强烈,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我们的精神积极向上。这是我定义的晚会格调,让大家看后心中能有希望。”
节目单上,一首诗让人眼前一亮:
“我是一棵葱,被剥许多层。原本是白胖的身躯,却露出了青瘦的原形。世间谁下手这样的绝情?等你再吃我时,以气刺进尔的鼻孔。
——建筑工友张师傅”
还有一首名为《傻夫妻》的诗:
“我叫金凤霞,今年二十八。嫁了一个夫,戏称李大傻。为啥说他傻,抛妻离开家。四季去打工,下苦来养家。在外能吃苦,危险他不怕。钱没挣多少,浑身叠伤疤。爱着心中他,我也装回傻。来到他身边,悉心照顾他。虽然屋简陋,总算是一家。一对傻夫妻,相伴到天涯。
——河北建筑工友谢仲成”
这些诗对于王德志来说,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但再次和记者一起欣赏,仍禁不住读出声来。他说,许多工地都是几对夫妻同住一个宿舍,虽然简陋,却也透出温馨。再苦的人也有享受生活的一面。“这就是我们下苦人的苦中作乐。啥叫幸福?这就是大工地上一对对傻夫妻的傻幸福。”
王德志说,这里面几乎没有临时为了晚会而做的,都是平时生活中有感而发。“有很多作品,我读时是强忍住不掉眼泪。”
《红楼梦》被翻得油乎乎的
王德志说,他能从一个人说话,听出他是不是属于外来务工人员:“你与一座城市有什么关系,在语言表达上是不同的。我们的话语里,对城市永远怀有一种想归属而不得的复杂感情。”虽然当上了“春晚导演”,王德志仍旧把自己当成打工者。
1995年,18岁的王德志带着自己创作的相声离开内蒙古,踌躇满志地想要登上春晚舞台,结果却连央视大门都没能进去。不甘心回去的他留在了北京,做过杂工,在水站送过水,发过小广告。“第一个月领到300块钱薪水时,我拿了70多块给自己买了一套《红楼梦》,一有空就蹲在厨房的面袋旁看,因为就那里干净点,但书最后还是被我翻得油乎乎的。”
读书让王德志的精神世界日益饱满,但同时也让他的孤独感与日俱增。2002年,王德志结识了现在的好友孙恒(北京工友之家创办者之一),“他也爱看书,有想法,我终于有了被人理解的感觉。”他们与另外几个志同道合者一起,利用业余时间,为打工者免费表演,这就是北京工友之家的雏形。“后来影响大了,我们的工作内容也不断扩充。”目前已拥有1家打工博物馆、5家同心互惠公益商店、1家同心实验学校、1个打工青年艺术团、1个文化教育协会和1家打工者问题协助中心。
北京工友之家成了外来务工人员的精神家园,工友们来这里最爱做的事就是“倾诉”。“有时一个工友过来,使劲跟你说他受的委屈,哭一阵儿,擦干眼泪,再回去干活,但是我知道他心里已经好受很多了。人是需要组织的。你是记者,杂志社就是你的组织;学生在学校,学校就是他的组织;在农村还有个村委会。可是我们这些打工者永远处在不稳定状态,没有归属感,能有个倾诉对象就很满足了。这可能是我们这群人一种最低的精神需求了。”
花300块拍电影
一边为工友服务,王德志一边也在不断充实自己。他的房间里摆满了五花八门的书:有《中国式民工》、《延安文艺史》、《汉英对照怀旧金曲》……
王德志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每个群体都需要精神归属,也需要精神世界的表达。这个内蒙古青年开始大胆涉足纪录片、电影这些“挺高深的”领域。2007年,他拍过纪录片《皮村》;还自编自导自演过两部打工题材的电影:《顺利进城》和《命题人生》。2009年,拍完《命题人生》后,“有人叫我‘王导’了,我开玩笑说,‘我拍的那是大片!’”王德志跟记者“坦白”,“其实机器是跟别人借的,演员都是义务的群众演员,总共花了不到300块。”
《命题人生》之后,王德志想给打工者这一群体再拍一部“像样点的电影”。“什么才是像样的?”记者问道。“主要就是思想性,”王德志说,“所有的导演都是主观的,镜头一立就避不开他的观点,而我想表达的是一种疑问:在这个大时代下,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命运至此?但我不想像那些‘地下电影’的艺术家那样,非要表达人的悲惨和绝望,我还是认为,艺术最终应该带来一些希望。”
能挣脱身份的束缚,站在大背景下审视自我,王德志说,这都归功于他有很多“指路者”:“中国人民大学的温铁军教授是工友之家的顾问之一,我常听他的课。还有李昌平老师、于建嵘老师,我会经常向他们提问。”而提到崔永元,王德志的语气里更多了一分敬佩:“崔老师话不多,但句句实在。他给我带来的最深影响是态度上的:坚持自己的个性。”想了一下,王德志又补充道:“这些人是真心实意在关注打工者这个群体,而且我觉得他们有个共性,就是都特别朴实,甚至谦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