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特工保不住婚姻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也许能找出本·拉登藏在哪里，但常常不知道他们的妻子在想些什么。而他们的妻子总想弄清，自己的丈夫到底在忙些什么，偏偏丈夫们的很多事情，又是“打死也不能说”的秘密。这种隔膜和缺少交流的情况，再加上特工们工作本身的压力，最后常常导致一个结局——离婚。

    老婆孩子都成了“行动道具”

    中情局特工们的爱国精神，那是没得说，特工们个个把工作看得比命还重。不过，当这种“玩命”精神遇到一个追求普通生活的女人时，如果两人又缺乏沟通，那就“杯具”了。

    刚刚办了离婚手续的一对中情局夫妇就是如此。由于保密的缘故，人们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先生是中情局秘密行动部门的，也就是电视剧《潜伏》里面余则成先生的同行，那就姑且称他们为“史密斯先生”和“史密斯太太”吧。史密斯是美国人最普通的姓，反正对中情局特工来说，姓名无非是代号而已。史密斯先生和史密斯太太都喜欢上网，2005年年底两人在一个相当于“世纪佳缘”的婚恋交友网站上相识了。两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都喜欢旅游、学习外语和遛狗。于是，他们开始共进午餐，谈情说爱。史密斯先生说自己在国务院工作。史密斯太太回忆：“他不是个肌肉男，相貌普普通通，不帅也不丑，没啥特点。我后来才知道，干他们这一行，都得这种‘往人海里一钻就淹没’的长相才合格。”

    2006年，史密斯先生透露了自己真正的职业。他拿出个徽章，上面有中情局的标志。史密斯太太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她“有100万个问题要问”，但他“一个字也不多说了”。两人结了婚，在一个旅游胜地办的婚礼。史密斯太太还挺美，觉得史密斯先生虽然是特工，至少还是个很浪漫的特工。可就在回家的飞机上，史密斯太太发现老公的眼睛老是盯着几个年轻的外国人。她本想吃醋，仔细一想，开始吃惊：“难道我们的婚礼是个秘密行动的掩护，而老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盯住这几个老外？”她问丈夫。丈夫生气了，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她的怀疑，只是咬牙切齿地说：“我不希望你毁了我的事业。”史密斯太太吓坏了。

    两年后，又出了一件事。史密斯先生要带着史密斯太太和刚出生的史密斯宝宝去参观一家酒厂。史密斯太太觉得不对劲。“我说不行，除非你告诉我，我们到底要去做什么。”丈夫最后承认，这确实是一次秘密行动。有个告密者要和他的同事见面，但这个同事不打算去，希望观察一下告密者届时的反应。中情局要她的丈夫来充当观察者的角色——带着妻子、推着婴儿车是最好的掩护。

    史密斯太太和丈夫一起坐在酒厂的椅子上，她给婴儿喂奶，而丈夫看着目标：一个穿深色西装的人。那人看到无人赴约，显得很生气，打了一通电话就悻悻然离开了。史密斯太太说：“很多疑问留在我的脑海。但我的丈夫没有告诉我任何事情。中情局让我卷入这种事，应该付钱给我，要不然就请专业演员或提供培训。”她把怨气出在丈夫头上：“他利用我和女儿搞秘密行动。我感到不安全。而且，他总是接受不同的任务，被派往各地工作。我的生活没办法好好安排。”她抱怨说，丈夫不做家务，从来没洗过衣服，没扫过地，没给孩子换过尿布。在一次大吵之后，两人分了手。

    跟配偶说真话

    一些前中情局特工承认，让家属为特工打掩护，甚至让太太帮着“勾搭”新的发展对象，这都是中情局长期以来的做法。

    曾在中情局工作多年的情报官罗伯特·贝尔说，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美国国务院的秘书，她以及3个孩子都是贝尔的“工作伙伴”。“当你要发展业务的时候，以一个有家有口的人的形象出现肯定更好一些。你的孩子和对方的孩子们一起玩，妻子们一起参加家长会，这样交往起来肯定自然得多。”但是贝尔也承认，这样做毁了自己的婚姻。“我觉得我的第一任妻子一定在怀疑，自己是不是仅仅被当作一个道具，让我完成任务？她一定有那种感觉，并且那种感觉让她觉得很不舒服。”在结婚13年之后，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末离婚。

    沟通是婚姻成功的秘诀，这一点即便在中情局特工这样的特殊家庭也不例外。

    华盛顿一些曾给中情局特工夫妇提供服务的婚姻咨询员和离婚律师表示，虽然部分特工夫妇的婚姻出问题，是因为一方出轨，或者与私房钱有关，但所有离婚案例几乎都受到特工工作性质的影响。“有些特工这么跟妻子说，‘我在求婚的时候你就知道将会发生这些事情了，为什么你现在又要抱怨?’”曾经给超过75位特工提供婚姻辅导的婚姻专家伊丽莎白·斯隆说，“这些夫妇的婚姻确实存在不确定性，因为保密是特工的工作之一，但对妻子保密，又让婚姻处在危险之中。”

    一位退休的中情局高级情报官说，中情局的离婚率“奇高无比”，特别是负责秘密行动的特工们，婚姻常常遇到“无言的结局”。这名特工以不透露姓名为前提，向媒体谈到了一些特工离婚的情况。他说，2005年时他负责一个中东行动小组，由于担心“9·11”事件后情报官们压力太大，他向中情局人力资源部打听过特工的离婚情况。他没有透露具体的数据，只是说，当他知道有多少特工婚姻以离婚收场时，他便要求手下“尽量不要单独行动，最好夫妻同行”，以减少夫妻间的隔膜。

    特工最好找同行

    对特工妻子来说，丈夫的工作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夫妻间缺少交流，还包括处理朋友、子女关系时的特殊挑战。一位中情局特工的妻子曾经写道：“我们不敢说出丈夫的真实工作，还得刻意去结识部长的妻子，在聚会上悄悄竖起耳朵，对孩子的疑问支支吾吾，在孤独中沉默而忧伤。我们是中情局的‘妻子’，但你可能永远不知道我们。”

    毕娜就是这样一位特工之妻。她的丈夫乔是日裔美国人，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加入中情局，在东亚和拉美从事秘密活动。她记得清清楚楚，他们夫妇的朋友唐尼在一次聚会后突然失踪。多年后她才知道，唐尼在次日驾驶间谍飞机进行侦察活动时，飞机被击落，他被秘密关押了20年，但丈夫从来不和她谈论此事，好像唐尼没有出现过一样。让毕娜感到困难的还有如何面对自己的孩子，她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告诉孩子们他们父亲的特殊身份，以及如何解释掩护父亲这种身份的重要性。

    其实，对于中情局特工来说，也许找个同行是最合适的。贝尔的第二个妻子戴安就是这样。当时，两人都被派往波斯尼亚，去保护一个被真主党列为暗杀目标的中情局高级特工。贝尔负责盯住真主党杀手的秘密巢穴，而戴安负责技术监控，并担任保镖工作。几个月后他们回到美国，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又见面了。当时，两人都和配偶分居，处在离婚边缘。后来，两人开始约会了。

    贝尔回忆说：“我们共进晚餐，去法国滑雪，然后生活在一起。”他说，中情局特工彼此约会，这在局里也不是什么秘密。“你总希望和一个人谈谈你的生活，告诉她你在做什么，分享你的一切。如果那个人是局里的同事，就比局外人简单多了。”但是他也说，即便这样，婚姻成功的关键还是要沟通。“你不能把所有的机密电报带回家来给太太看，但是你要告诉她你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