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下建筑界最高奖的中国人

    从2月28日开始，建筑师王澍就处于一种非正常的忙碌状态：媒体蜂拥而至，约他设计的业主也闻“声”而来。这个一贯低调的49岁男人，如今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谢绝很多人和事”。

    直接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是今年的世界建筑界最高奖、被称为“建筑界诺贝尔”的普利兹克奖“毫无预兆”地颁给了这位中国建筑师，这也是中国籍建筑师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这么多年来，王澍有意从这浮躁的世界逃离。他不用电脑，也不上网，处于半“与世隔绝”状态，“要做出好的作品，一定要保持内心的平静，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古怪的“文人”

    和王澍交流时，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感觉时常会出现错位，分不清他究竟是建筑师，是文人，或者只是一个生活的观察者，他的思想无限发散且自由。这种自由，从王澍的青少年时代贯穿至今。

    王澍的父亲在文工团拉小提琴，闲时喜欢做木工活。母亲是名图书管理员。“这是最让我觉得幸运的事”，王澍说。上世纪70年代初，大部分人对图书馆还没什么概念，10岁的王澍已把国内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看了个遍。“那时候的图书馆是空的，看书的只有我一个人。慢慢地我便和同龄人产生一种疏远感，觉得旁边的小朋友都很幼稚。”王澍笑着说。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王澍疯狂练习书法。直到大学去了南京工学院（后更名为东南大学），午休时分，其他同学都睡了，他还在练字，看上去是个“很孤独的身影”。“我会临一本字帖，一临几十年。我觉得没有达到原字帖的精神高度，就继续练习。很笨很笨的人才会这么做。”

    大学二年级，王澍更是“古怪”起来。他读各种书，尤其喜欢读古书，整天像关公一样捧着《春秋》在读；在很多人对西方建筑风格推崇备至的时候，王澍迷上了中国画，他认为中国画“是一种哲学性的绘画，描述了一个天人合一的世界”；当同学们在课堂里拼命学习时，他却独自背着包，循着沈从文《湘行散记》提及的每个地方，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旅行，一走就是3个月。

    那时，他还做了一件震撼校园的事。“因为觉得作业总是画商业效果图‘太假’，我便带了三五个同学和教授谈判。”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成立70多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开禁，同意学生的作业可以选择自由的表达方式。

    本科毕业后，王澍攻读了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的硕士。读研期间，他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议题是“中国的现代建筑如何走向世界”。他在会上猛力“开火”，提出了一个“三无理论”，说中国当时没有现代建筑理论，没有现代建筑师，也没有现代建筑。后来做硕士论文时，他干脆把题目定为《死屋手记》。此种锐利的锋芒，让他成为“整个建筑系学生的精神领袖”。

    2000年，获同济大学博士学位的王澍来到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以下简称“中国美院”）任教，“这是一个充满人文气息，又充分自由的学校。我很幸运，选择了最好的地方。”王澍说道。

    坚守中国传统建筑风格

    普利兹克奖的颁奖词这样评价王澍：“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当今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并具有世界性的建筑。”王澍却坚称自己是个文人，建筑设计只是情趣所在，“现代建筑最无能之处在于，它们只是一些自足的作品，经常找不到返回真实的生活世界的道路。”

    在正式跨入建筑领域后，王澍坚决抛开流行的西方建筑学标准，坚守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王澍说，他厌恶所有高大威武的标志性建筑，他所设计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骨子里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弱势群体，象山校区可以看成是一个弱势群体以某种自信的方式发起挑战。”

    中国美院象山校区是王澍的代表作之一，造价只有同样规模工程的一半。设计方案时，王澍对中国美院院长许江说：“你定这么低的造价标准，还要求达到国际水准，这些我都能做到。我只有一个要求，彻底的自由。”许院长答应了。“我们这个院长，特别有诗人气质，和他交流起来像是某种心灵唱和。在校区建造的六七年中，许院长总共只写了3首诗给我，没提其他的要求。”

    2007年，象山校区工程完成，裹挟在一片农田里的那些建筑，墙面都不抹灰，院子只造3面墙。“我想恢复一种带有中国传统书院气息的大学。那种书院没有入学考试，没有毕业考试，随时可以进来，随时可以出去，就像孔子教他的那群弟子。有点理想主义，但它奠定了象山校区的基本气质。”

    “整个城市没有回忆很可怕”

    如果说象山校区是王澍在彻底自由的状态下完成的，那宁波历史博物馆便是“被摔打、磨炼出来的”。

    2006年，王澍接到宁波历史博物馆的设计工作。“我到现场去考察，给我的是一个完全被拆平的地方，它和周围所有的东西失去了联系，就像写文章一样，没有上下文。我无从下笔。”

    王澍尝试着把自己扔在那个空旷的场地之中，想象着如何造一个建筑，并且让这个建筑能够有独特的精神内涵，“就像是一棵树一样，它种在这里，能够成活，是需要有理由的。”环绕四周的是新区，王澍却想到了带有厚重历史感的瓦片墙，他从建造新区拆掉的近30个村庄里，回收了600多万块废砖旧瓦，把超过40种不同尺寸、来自不同年代的旧瓦片，作为建造博物馆的原材料。

    得知这个消息，委托建造博物馆的一位负责人找到王澍，对他咆哮道：“这么现代化的城市新中心，用这么脏的材料做博物馆，你什么意思？”

    王澍据理力争，负责人愤怒地摔门而去……“如此这般的争执经常发生，他们从不理解，到理解，到最后宣布，施工中‘一切事情由王澍说了算’，我心想，这事能成了！”

    宁波历史博物馆建成开放后，原定每天3000人的参观规模，却连续3个月都人数破万，当记者问及为何能吸引那么多关注时，王澍说：“有几个法国的朋友，去宁波看我的作品，顺便到城里转了转，我问他们对宁波有什么印象，他们说整个城市是没有回忆的，而去看我的作品的人，都是去寻找回忆的。那次我在博物馆，听见有人指着墙壁说，‘这块砖特别像我们家原来那个院墙上的’，我认为这种记忆特别重要，它代表着真正的人类生活的历史。”

    现实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无处可寻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中国没有现代建筑理论，没有现代建筑师，也没有现代建筑，过去了这么多年，您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

    王澍：没有变化，中国的现代建筑还停留在原地，根本没有出发。业内也不时会有一些思想的火花闪出，会有一些针对现实的批判和意见，但没有人持续进行深入的讨论和追溯，很快被遗忘了。过一段时间又有人提出来，不断在问题的表面循环……这种学术是没有积累的，这种思想是没有传承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言下之意是当下的中国建筑界没有思想？

    王澍：不能说没有。这两年中国建筑界的思想讨论明显增多，但只是开始。我从来不认为灵光一现可以真正解决问题，好的建筑师应该要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对建筑的理解，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并将这种思想表达到不同的建筑中，建筑师不能只做设计的机器。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自己的作品风格可以复制吗？有人说，现在不少建筑师在抄袭您的作品风格，您怎么看？

    王澍：我做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十六七万平方米的建筑，用的都是废旧材料。很多人当时说，这是不可能被复制的，但后来我们又用同样的材料做了宁波历史博物馆。到了世博会上的宁波馆，政府指定必须用回收的材料做，我很高兴。现在说有人在抄我的作品，我也挺高兴，我不认为这是简单的抄袭，而是说明了一种观念和做法被大家所接受。

    环球人物杂志：普利兹克评委会在补充声明中特别提到：“中国既要保持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又应关注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其实说的也是城市记忆如何延续的问题，您如何理解这种发展的可持续性？

    王澍：简单地说，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载体，就是传统文化。我理解的传统一定是“活着的”，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传统是从过去一直活到今天，“传”到你这儿，才叫“传统”；我们拆一栋老房子，会发现唐、宋、明、清的建筑材料，我再把这些材料运用到我的作品中，这就是一种历史传统的延续。

    环球人物杂志：听说您本人一直在做乡村建筑及文化的保护工作？这和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有什么关联？

    王澍：现在一个很严峻的事实摆在面前，就是城市已经面目全非、无可救药了，农村被破坏的程度也非常严重。全国现在只有不到10%的乡村完整地留了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所需要的落脚点，在城市已经找不着了，只有在农村，我们还有自己的建筑，有美丽简单的生活。所以从中国建筑创作的角度来说，目前只能“用农村教育城市”，农村是传统文化最后的希望。

    我希望现在能下一道强制命令，立刻停止拆迁！城市已经拆无可拆了。再拆下去，只需10年，我们恐怕就没脸说，我们生活在中国。如果连农村也拆完了，我们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中国的东西，现实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却无处可寻。到那时候，中国文化除了抄袭和拷贝，真的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中国就真是一个复制大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