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普遍敬重并仰慕大师，原因在于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高屋建瓴、别树一帜，凭借前卫的思想、超群的见识和创新的格局，成为时代的界碑，彪炳史册。此外，大师的人格魅力同样令人敬仰：他们为人谦恭、胸怀宽广、求真务实，不谄媚权势，只臣服于真理，将毕生精力和智慧奉献给钟爱的事业。

　　大师的斐然实绩不仅影响他所在的年代，还将遗泽于后世。有鉴于此，大师生前往往很注重自己产下的“宁馨儿”，不使瑕疵误人，不以谬讹祸世。北宋古文运动的代表欧阳修，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其散文创作的卓然成就与其革新的诗文理论相辅相成，开创了一代文风。据南宋吕希哲《吕氏杂记》记载：“欧阳公每为文，既成，必屡自窜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又据明代何良俊所撰《四友斋丛说》记载：欧阳修晚年窜定生平所有文章时，逐字逐句地改，且一改再改，改了又改，堪为“一丝不苟”。其间，他还常常搁一搁，等一等，让时间过滤一阵子，检验之后再拿出来重改，不厌其烦。其夫人劝止：“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答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畏惧先生嗔怒，顾及的仅是一时的个人面子；而怕后人耻笑，则是担心误人子弟、遗毒后世。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驱使这位文学大师暮年依然精益求精，谨慎为文。

　　无论哪个知识领域，大师们都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理，凭借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日臻接近“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完美境界。尤其在科学研究中，纠错是常态，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后生笑”。裘锡圭研究了60多年的古文字学，是公认的当代考古领域的泰斗，但他生怕“后生笑”而坦然认错、决然改错。位于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的大河口西周墓地从2009年开始考古挖掘，发现墓葬615座、车马坑22座，首次发现西周时期三足铜盂等珍稀古物，被列入“201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裘锡圭在2012年第三期《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鸟形盉铭文解释》，对出土盉铭逐句加以解读，其中有一个“笰”字，裘锡圭认为是“并”之异体字。时隔6年，《考古学报》公布了大河口西周墓地随葬青铜器的全部资料。根据这些发表的照片和拓本细审，裘锡圭惊诧不已，原来那个字确实应该解释为“笰”（古代车厢后面的遮蔽物），而非原先推断的“并”字变体。区区一个瑕疵，裘锡圭却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官网刊出《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号墓出土盤盉铭文解释》一文中，郑重宣布自己2012年发表的那篇论文“所论全误”，“拙文可谓毫无是处，自应作废，以后编文集也不收入”。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的裘锡圭身上尤为难能可贵，彰显出高逸学者之风。

　　倘若不被“后生笑”，任何科学结论或学术定论都亟待经受历史的拷问和实践的检验。这要求必须摒弃“唯我独尊”的思维，以平等的姿态相互切磋外，还得营造质疑、讨论、批评的氛围。大师们亦然。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了提升生命。”批评一方是提升生命式的批评，被批评一方是怀揣生命被提升的意识来接受批评。这无疑是大师对“批评”一词的完美诠释。大师亦怕“后生笑”，后生当以这些高风亮节的大师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