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我国三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1071071亿元，同比增长4.6%；三季度增长4.5%，环比增长1.2%，较二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能源领域，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快于全部规上工业5.3%的增速；新型储能等新动能产品产量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4.3%；9月PPI同比上涨5.0%，煤炭、油气开采加工等能源链行业是主要上拉项。围绕保供与转型、消纳瓶颈、投资结构、政策发力点与新能源“出海”，记者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刘锋，分析三季度经济数据背后能源供给之稳、需求之新和价格之变。

　　中国能源报：能源领域同时承担保供、转型、稳投资三重功能，优先级是否清晰？政策重心应继续向结构优化倾斜，还是为“总量托底”保留更多冗余？

　　刘锋：三重功能都真实存在，但次序应当明确，不能并列。保供是第一位，保证能源稳定供应是经济运行的前提，任何时候不能出问题；第二是结构优化，持续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优化投资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第三才是投资规模本身。从前三季度执行情况看，方向大体清晰，但部分地方也存在投资效率有待提升的问题：投资下去了，效率没有完全跟上。

　　政策重心应当向结构优化倾斜，同时为“总量托底”保留必要冗余。能源转型是长周期过程，极端天气、地缘扰动随时可能打破供需平衡，保供的兜底能力不能在转型中削弱。冗余的实现方式很重要，要靠容量电价、储备体系这样的机制来保障，而不是重新回到行政性扩张的老路。用机制的办法留冗余，既保住安全，也不牺牲效率。

　　中国能源报：在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的目标约束下，“十五五”前半程最需要优先突破的瓶颈是什么？

　　刘锋：装机与电量之间的落差，是当前能源转型最真实的一张“体检表”。它说明瓶颈已经不在电源侧，而在系统侧。优先要突破三个环节。

　　一是消纳瓶颈。跨区输电通道、配电网改造、灵活性调节能力，包括储能、抽水蓄能和需求响应，跟不上装机扩张速度，如果发出来的电上不了网、稳定不了，规模再大也是账面数字。二是市场机制。电力现货市场与容量电价尚不完善，辅助服务缺乏合理定价，调峰、备用这些灵活性资源没有合理回报。三是技术与效率。风电、太阳能之外，还需要发展新的能源形式；提高转化效率、解决并网与电网稳定问题，仍需要大量投入。因此，投资倾向性十分重要，要把增量资金引向系统侧短板，而不是继续在电源侧简单堆规模。

　　除技术与机制因素外，还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阻力，就是地方利益与部门利益的平衡。新能源大规模上网，势必要对传统能源形成替代；传统能源部门和相关地方在替代过程中存在转型顾虑，需要靠机制设计加以疏导。这种利益调整不能靠简单行政命令硬推，要靠机制设计来疏导。我近期实地考察过的零碳园区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的思路：在园区内建一套可以自动切换绿电与传统电力的系统，运行效果非常好。它缓解了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的正面冲突，为利益渐进消化提供缓冲空间。应当看到，现在装机与产出之间差距还比较大，“十五五”时期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要提到50%，这个距离不小，转型需要把握好节奏。结构转换中的难点，往往可以在更精细的微观设计中被化解。前半程的关键，是以机制建设疏通系统瓶颈，让要素流向效率最高的环节。转型表面上是投资问题，深层是机制问题。

　　中国能源报：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有所调整、基础设施投资有所回落，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4.9%，其中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20.2%。总量调整背景下，能源基建投资结构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刘锋：总量调整、结构分化，既有主动调整成分，也有需求变化的映射。传统基建回落，与地方债务约束和回报率变化有关；高技术产业投资特别是信息服务业投资高增长，说明资金正在寻找新方向。

　　能源基建正在经历从“电源扩张”转向“系统配套”的变化。电网、储能、充电设施，以及数据中心带动的算电协同项目，正在成为新的投资重点。在总量调整背景下，这有利于投资更加注重倾向性和效率，把有限增量投向安全边际和回报率最高的环节。但这里有一个前提：资金往哪里去，应当主要由市场和价格信号来引导，而不是靠行政分配。投资效率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配置机制问题。

　　中国能源报：三季度GDP同比增长4.5%，较二季度回升。能源领域贡献更多来自供给侧电力热力产出扩张，还是需求侧新动能用电？四季度能源领域最值得期待的政策发力点是投资端、消费端，还是价格机制端？

　　刘锋：两个来源都有。电力热力产出扩张提供了稳定底盘，但边际上更亮眼的是需求侧新动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4.3%，交通电动化、数据中心等新动能带来的新增用电，已经成为电力需求增长的重要来源。能源领域对增长的贡献，正在从“保底的供给”转向“领跑的需求”。

　　还要看到，人工智能成为需求侧量级更大的变量。除了交通电动化和数据中心，最大的新增用电来自AI。未来的关键，是把电力供给尤其是新能源、绿色电力与AI用电需求的方式和结构进行很好匹配。把这个匹配做好，既为人工智能发展解除最大约束，也为绿色电力打开最大消纳场景，是中国未来电力发展非常重要的方向。

　　四季度发力点，三个方向都有价值，但要分清轻重缓急。投资端最实，电网与储能投资既补系统短板，又直接稳投资，是见效最快的一手。消费端有空间，充换电设施与交通电动化在下沉市场仍有较大余地，配合以旧换新等政策可以继续释放。价格机制端是“慢功夫”，容量电价与现货市场完善短期弹性有限，但它决定整个系统长期效率，越早推进越好。三者并不矛盾：投资端管当下，价格端管长远。

　　中国能源报：前三季度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快于整体出口增速。“出海”逻辑正从“产品输出”转向“本地化布局”和“系统方案输出”，这对国内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就业结构会产生怎样的反向影响？

　　刘锋：从产品输出转向本地化布局与系统方案输出，是应对贸易壁垒的必然选择，也符合国家绿色低碳转型战略。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本身就是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优化产业结构这一战略在产出端的体现。

　　中国制造升级是实实在在的，中高端产品出口越来越多。但能源体系“出海”最关键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背后的维护与维修服务、在当地取得各类牌照、与当地标准对接。坦率地说，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提升的空间。要对当地规则体系有深入了解，研究服务需求的多样性和客户需求的层次与要求，把服务质量提上来，与当地规则标准体系对接好。

　　从投资角度看，要不断完善投资结构。不是把资金集中在制造端、生产端，而是在整个供应链全链条上做平衡，绿色化与可持续性、技术研发、海外服务体系建设，都要有相应投入。只有把全链条能力补齐，“出海”才能从“卖产品”真正升级为“立体系”，新能源产业才能在国际上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