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介绍，“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累计下达污染防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资金超2.3万亿元。进入“十五五”时期，财政支持释放出更为精准、更具市场化导向的信号——统筹运用各类资金，推动产业、能源、交通结构调整优化。支持可再生能源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促进能源供给更加清洁高效。启动氢能综合应用试点，推动氢能场景从交通领域向更多领域延伸。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平稳发展，继续开展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未来，将依托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等政府投资基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等重点领域。
■■ 从普惠支持到精准支持
“财政部的这一表态表明国家锚定‘双碳’目标，继续加大对绿色低碳转型的财政支持，但是支持方式从直接资金投入转向‘资金+市场化工具’组合施策。”近日，中国（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财税贸易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韦福雷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说，财政资金将从普惠支持向精准支持转变，重点支持“高效产能”，对于低效重复建设将“断奶”，推动产业加快创新发展和优胜劣汰。
对于能源企业而言，一方面，国家明确将统筹资金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氢能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特别是加强对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和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领域的支持，为企业指明业务拓展方向。另一方面，倒逼传统能源加快结构调整，企业绿色转型成效将直接影响获取财政、税费、采购政策支持的机会。
明确信号之下，地方迅速行动。以天津为例，该市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天津市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清单》，明晰基金重点投资方向，发挥政府投资基金撬动效应，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绿色低碳产业，赋能地方产业降碳转型。清单将新能源新材料、循环经济列为核心投资板块。新能源板块重点布局海上风电、钙钛矿、叠层电池等先进光伏品类，覆盖氢能制储运加全链条，同时对新型储能、虚拟电厂、可控核聚变等前沿方向予以支持。
与此同时，清单在绿色石化、汽车、高端装备、现代服务业板块，配套布局生物降解材料、V2G车网互动、零碳港口、绿色智慧物流、绿色建筑材料等低碳细分领域。依托政府投资基金的导向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流向绿色制造、清洁能源、资源循环利用以及生态低碳技术攻关领域，借助资本力量推动产业迭代升级，为天津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资本支撑。
■■ 国企民企同台竞技
社会资本大规模进入，涉及核电、大型水电、油气储运等传统以国企为主导的领域。如何在政策资源分配中确保公平竞争，成为市场关切。
韦福雷认为，通过政府补贴、采购和税收优惠推动社会资本参与，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 深度参与产业链。他具体分析称，首先，破除“唯国企”采购误区。在核电小型化模块化反应堆（SMR）、油气储运的数字化监测设备等领域，应通过首台（套）保险补偿机制，让民企硬科技有“试错”机会。其次，税收优惠的精准落地。落实节能环保等税费优惠政策，引导各类企业平等享受政策红利。无论资本性质，只要资金投向符合目录要求的项目，均可享受相关税收优惠。
事实上，民企已在核电领域打开缺口。近10年来，数十家民企承担或参与核电重大专项相关科研攻关任务，其中19家民企作为课题牵头单位，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约1.5亿元。
在国家能源局推动下，多家民企参股投资核电项目。2020年核准的浙江三澳一期工程，为全国首个民企参股投资的核电项目，吉利集团入股2%；2025年，浙江三门、福建霞浦、山东海阳、广东台山、广西防城港等5个核电项目共引入10家民企参股。
清洁能源配套体系方面，据初步统计，全国已有超过100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其中，民企项目超半数，对应新能源装机规模超1400万千瓦。
■■ 关注资金导向问题
撬动资本是手段，防止产能过剩是底线。过去几年，部分新能源赛道因资本盲目涌入出现阶段性、结构性过剩，教训极其深刻。
那么，财政部的资金导向作用如何避免加剧结构性过剩，从而精准投向未来的新兴产业？
韦福雷说，一是调整投资导向，防止产业“内卷式”发展。资金不直接补贴制造端产能，而是重点补贴消纳端。资金导向从单纯的规模扩张转向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倒逼企业从打价格战转向综合比拼，推动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比如，氢能领域设立绿氢制备量挂钩补贴，即只有实际生产的绿氢量（而非装机量）达到阈值，才发放补贴，将补贴与实际产出和环境效益直接挂钩。
二是建立动态退出机制，建立预防结构性过剩的制度保障。资金投向应设立技术迭代触发式退坡机制，一旦某项新兴产业技术成熟、成本降至平价，财政资金应退出，转向下一项更前沿的颠覆性技术，防止财政资源在成熟领域沉淀。
“政策信号已非常明确，关键在于企业如何接招。”一位长期深耕清洁能源领域的企业负责人说，当下应立足真实场景需求，聚焦核心技术突破与可持续商业模式探索，切忌重蹈“拿补贴、铺摊子”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