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财经大学大数据研究院院长近日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专访，围绕“电—碳—证”协同、算力中心绿电适配、“电力人民币”落地、绿色金融创新等话题分享思考。

　　中国能源报：当前我国在能源与碳市场统筹建设、绿电交易机制、算力中心绿色用能约束等方面，最需突破的政策堵点是什么？

　　寇纲：第一是“电—碳—证”三市场协同机制尚未打通。目前,绿电交易市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绿色电力证书体系三套机制并行运转，但在制度衔接上存在“各说各话”问题。国家能源局已明确提出要“加强‘电—碳—证’市场协同衔接”，但在落地层面，碳市场的配额核算方式与绿电消费核算之间尚未形成统一的方法论标准，导致企业在同时参与碳市场履约和绿电消费考核时，面临重复计算或抵扣规则不清晰的困境。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更偏自愿减排属性，绿证聚焦绿色电力消费，二者在功能定位、交易规则与市场定位上各有侧重，但目前缺乏顶层统一的三市联动价格信号机制。未来应推动建立统一的电碳市场协同框架，将电力交易、碳排放配额履约在数据层面打通，使碳排放总量控制真正具备可量化、可追溯、可交易的闭环基础。

　　第二是算力中心绿色用能约束的政策精准性有待提升。国家枢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绿电比例要求不得低于80%，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现实中，算力需求的区域分布与绿电资源禀赋之间存在明显错位——算力中心多集中在东部，优质可再生能源主要在西部，绿电的物理溯源和跨区域传输认证问题制约了政策目标的实现质量。我建议构建“电水算”协同的数字基础设施生态足迹管理体系，希望把算力中心的电力消耗、用水量、碳足迹纳入统一的数字化管理框架，推动算力布局向绿电富集地区倾斜，从源头优化数字基础设施的生态代价。

　　中国能源报：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构建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市场化工具、金融创新、数字化治理，提升我国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与安全性？

　　寇纲：在市场化工具层面，最核心的是推动能源定价权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参与”。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原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较高，进口化石能源每年超过4400亿美元，能源安全存在结构性隐患。破解这一困局，一方面要加快新能源替代，从根本上减少对进口化石能源的依赖；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电力人民币”的路径。“电力人民币”并非新的数字人民币形式和独立结算体系，而是以资产证券化凭证和数字人民币为支撑、面向全球能源领域的人民币国际化创新机制。

　　在金融创新层面，绿色金融与能源安全协同是关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培育氢能、绿色燃料等新增长点，这是重要的政策信号。还需进一步创新与能源供应链韧性直接挂钩的金融工具，例如将储能资产证券化、建立可再生能源项目的长期购电协议（PPA）担保机制，以及通过碳市场和绿证市场的价格信号引导长期低碳投资。PPA的创新推出，使多年期绿色电力交易规模超过600亿千瓦时，这正是金融工具与能源市场融合的有益尝试，值得进一步制度化、规模化。

　　中国能源报：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如何平衡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

　　寇纲：关于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短期与中长期的平衡问题，我的基本判断是——三组关系的本质都是统筹，而非取舍。在精准控制碳排放的同时，为高效产能释放更大发展空间，实现在降碳过程中提升经济总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这意味着减排不是发展的对立面，而是倒逼产业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杠杆。在整体与局部的平衡上，“十五五”时期要强化化石能源的兜底和战略储备作用，同时推进多元化供应和储备能力建设，即在新能源大规模发展的同时，不能过早放弃传统能源的调节功能，这需要一个基于区域资源禀赋差异的差异化治理框架，而非一刀切。在短期与中长期的平衡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建立可预期的转型路径。企业最怕的不是减碳的压力，而是政策的不确定性。

　　总体而言，我国能源转型的底层逻辑是正确的，用自主可控的可再生能源逐步替代对外依存的化石能源，既是减排之道，也是强国之路，两者在中长期视角下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