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山里，晨雾还未散尽，鏊子下的火苗已经燃起。一缕混合着谷物焦香的炊烟，从千家万户的院落里升起，萦绕在山坳间。煎饼一张张从鏊上揭下，圆润、轻薄，是这片土地最恒久的滋味。

　　关于这滋味的源头，人们总会说起那个久远的故事。

　　相传诸葛亮初辅刘备之际，因兵力单薄，常遭敌军追击。有一次，他带领的军队被困于沂河、沭河之间，锅灶皆失，将士们饥困交加。此时，诸葛亮灵机一动，命伙夫以水和谷类面粉混合成浆，再将铜锣置于火上，用木棍将米浆均匀摊平，从而制成香喷喷的薄饼。将士们食用后，体力迅速恢复，成功突围。自此，百姓便仿铜锣的形状，以铁铸成圆盘，称之为“鏊子”。战场上的智慧，就这样落入寻常灶台，化作一缕不绝的炊烟，最终缭绕在鲁东南那个晨雾清寒的院子里。

　　身为沂蒙人的女儿，学会烙煎饼，就像学会说话走路一样自然。在我刚够得着鏊子的年纪，母亲便把这份世代相传的“功课”交给我。那时，家家用的多是地瓜干掺玉米面，地瓜干是前一年秋收晒存的，硬得像瓦片，需在前一天夜里用井水泡软。

　　天还未亮，父亲和弟弟便推起沉钝的石磨，母亲添磨、取糊、和面，动作娴熟。待面糊在陶盆里调匀，泛着淡淡的土黄色，我和妹妹的“戏台”就搭起来了——我主鏊，她烧火。火候是煎饼的灵魂，鏊底的火苗必须稳而匀，呈一种沉静的橘黄色。火太旺，面糊下去“刺啦”一响迅即凝固，饼子厚糙，嚼着硌牙；火太弱，面糊只会懒洋洋瘫着，黏在鏊上揭不起一张整皮。我常执竹板如令旗，根据面糊摊开的“滋滋”声和蒸汽腾起的速度，敲打鏊沿向妹妹发出指令：“添细柴”或“压压火”。妹妹在灶膛前仰脸听着，眼中闪着跃跃欲试的光，后来她踩上板凳，小手被热气烫得发红也不退缩，很快也学会煎饼的烙法。我俩轮换着烙饼、烧火，在腾起的蒸汽与麦香间，配合日益默契。待父亲与弟弟磨完最后一勺粮，便能吃上刚揭下的温软微甜的煎饼。

　　方寸灶台，是我们最早的生活课堂。它让我和妹妹懂得，世间没有轻易得来的圆满——一张薄饼尚且离不开对火候寸心的拿捏，以及两人之间的默契。这种在协作中完成、带着谷物本香的收获，比任何糖果都更早地让我们尝到了“回甘”的滋味。

　　那时，我们每周日才有时间烙一次煎饼，一次便做好全家一周的干粮。粮食紧缺的日子，母亲用部分细粮跟乡邻换成地瓜、玉米，这样烙成煎饼才勉强让全家人不饿肚子。

　　我上中学时，行囊里永远是一摞煎饼卷。条件好些的同学，能搭配一小瓶闪着油光的咸菜丝，但大多数同学和我一样，只有一块腌菜疙瘩。就在煎饼卷咸菜的日复一日里，我们这群正抽条拔节的孩子，竟也默默完成了学业。如今回想，那段清苦岁月如同一块看不见的砺石，无声打磨着生命的韧度。

　　如今，石磨与鏊子已退向记忆的角落，孩子们或许不再贪恋煎饼的滋味。但于我而言，那鏊底跳动的火光、石磨沉缓的吟唱、以及蒸汽中妹妹仰起的通红小脸，早已在生命里烙下无法磨灭的印痕。我明白，煎饼所藏的从来不是抽象的道理，“耐心”是父亲推磨时沉默的背影，“把握”是母亲指尖试过糊稠度的从容，“温暖”是一家人在晨雾中围绕灶台形成的同心圆。所谓不曾弯折的脊梁，正是由这无数个清晨的辛劳与相守，一寸寸锻打而成的。

　　守护这份舌尖上的记忆，便是守护这份让生命在泥土中也能扎根生长的、朴素的尊严与力量。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