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带着调研团队走遍了全国上百个城市、上千个社区。从北上广深的老旧小区微改造，到中西部县城刚启动的新村更新试点。一路走来，既真切感受到了城市更新给居民日常带来的温度，也观察到不少“亮眼方案”在落地后遭遇的运维难、参与低、资金断等现实难题。

　　国务院印发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将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2026年将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资金970亿元，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项目，惠及居民约800万户。数据振奋人心，但作为一名长期扎根基层的社区工作者，在调研过程中，有三个问题反复叩击我的内心。

　　第一问：设施配齐了，社区就“完整”了吗？

　　在西部某城市，我走进一个刚刚完成改造的社区。崭新的养老服务站、社区食堂、托育点、儿童游乐场一应俱全，硬件条件让人眼前一亮。可社区书记告诉我，食堂开业半年，每天来吃饭的不足20人，运营方已经打算退出。为何设施齐全却留不住人？我坐下来和居民聊天，老人说：“食堂菜价不贵，但口味太单一，不如自己在家做。”年轻家长说：“托育点就在楼下，但只开到下午5点，我们下班赶不回来接。”

　　这些反馈让我意识到，我们习惯用设施覆盖率、服务半径这类指标来衡量社区建设是否“完整”，可居民眼中的“完整”，是服务能不能对接他们的真实需求。我们配齐了“标准清单”，却未必配对了“生活场景”。在长三角一个沿海城市，我看到了另一种做法：社区在改造前用了3个月时间，挨家挨户征集需求，把居民的使用习惯、时间安排、支付意愿摸得一清二楚，再据此调整服务项目和时间。社区食堂变成了“共享厨房”，居民可以预约自己做饭；托育点延长到晚上7点，运营反而有了起色。

　　这个对比让我深受触动——完整社区建设的核心，不是“有没有设施”，而是“设施能不能嵌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从“政府配餐”到“群众点单”，这一步跨出去，结果天差地别。

　　第二问：社区建好了，谁来管、怎么转？

　　在东北一个老工业城市，我调研了一个改造效果极佳的小区。管线入地、外墙保温、加装电梯、配建广场，居民赞不绝口。可当问到物业费收缴率时，社区书记面露难色：“不到三成。”没有物业费，后续维护就成了无源之水，几年后改造的成果还能不能保持，谁都不敢打包票。

　　我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清源社区看到，以社区社会企业运营便民服务，将收益反哺社区修缮和困难帮扶，其可持续性来自居民既是消费者也是参与者，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形成叠加。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探索“政府托底、银行支撑、社会赋能、居民共担”，核心在于承认单一主体不足以支撑完整社区运营，必须构建多主体共担的框架。这些实践说明，完整社区的运营机制不能脱离社区社会基础去设计。

　　当前一些地方对社区重建轻管，根源不在于财政投入不足，而在于运营机制脱离了社区社会基础。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社区组织、建立居民参与渠道、形成多元投入分担机制，并将其作为完整社区建设的内在要求，使运营机制在社区社会土壤中扎根生长。如此，完整社区才能从“建起来”走向“转起来”，城市治理现代化也才能在基层获得坚实的制度支撑。

　　第三问：空间更新了，治理跟上了吗？

　　在南方一个沿海城市，我参加了一场关于加装电梯的居民协调会。一楼住户坚决反对，六楼老人急得掉眼泪，二楼年轻夫妇觉得无所谓，三方僵持了近2个月。最后，社区党组织牵头，一户一户谈心，拿出了一套补偿方案和费用分摊细则，终于达成共识。电梯装上那天，六楼的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终于能下楼晒太阳了。”而让我更在意的，是这场持续两个月的协商过程本身——它让原本“各扫门前雪”的邻居们第一次坐下来认真讨论公共事务，学会了表达、倾听、妥协和遵守规则。

　　完整社区建设，表面看是空间改造和设施配建，深层看却是基层治理能力的重塑。加装电梯、公共空间使用、服务设施运营，每一件事都需要居民协商、共同决策、共同维护。这些日常化的公共事务，恰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社区层面的生动实践。我在调研中反复观察到：那些改造推进顺利、后续维护良好的社区，往往不是硬件投入最多的，而是居民参与机制最成熟的。相反，那些“干部干、群众看”的社区，即便改造得再漂亮，也往往因为缺乏居民的认同参与和维护而迅速褪色。空间更新可以一年完成，但邻里信任、公共规则、自治能力的培育，需要更长时间的耐心投入。

　　城市更新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这不只是建设模式的转变，更是发展逻辑的更新。完整社区建设的本质，不是把设施塞进社区，而是把生活功能重新聚合起来——让居住、服务、交往、养老、托育在社区尺度内重新找到平衡。把社区“小单元”建好、管好、用好，人民城市的“大文章”才能写得扎实、写得温暖。这既是我多年调研得出的结论，也是我们社区工作者的共同使命。（中国城市报记者张永超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