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量投资效能不应仅依据宣传声势,应该用传播的有效率、市场的回报率、实现有效跨国传播来检验投资决策者的政治素养。要让体制内的巨大潜能得到有效释放,成为中国纪录片供给与“走出去”的主力军。
无论是作为电视纪录片的观众、纪录片导演还是北京纪实频道的实操者,我都时时关注着国产纪录片,也亲身经历见证了国产纪录片的发展。在这儿,我想从北京纪实频道入手,谈谈国产纪录片的供需话题。
北京纪实频道开播于2011年7月1日,是以播出纪录片为主的专业频道。2014年6月8日,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上星播出,是全国第一家地方台纪实卫视。
纪录片频道播出的节目,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制作满足播出,大量的纪录片是需要通过市场的媒介之手交易完成。全天24小时播出的北京纪实频道,每天首播纪录片5.5个小时。在这些首播的节目中,大部分节目都来自于供给方,内部的自制节目量不足25%。因此,产能与供给之于一个频道,关乎生存与生命。
纪录片认知变化:从关注样态到关注传播与市场
说到产能与供给,我们不妨把话题扯开些。
大约是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纪录片学界和业界,都开始从关注纪录片的界定、纪录片的样态变为关注纪录片的传播与市场。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也是对于纪录片认知的一种理性升华。
记得此前的一段时间,我本人也曾经随着中国纪录片后专题片时代的转型,参与到了“集体无意识”地“上山下乡”运动当中。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纪录片的创作逐渐摆脱了“宣教窠臼”的束缚,在一个自由表达情感、精神的世界中驰骋。那时,中国纪录片人“批量”地奔向中国的山乡。那个时期,纪录片的创作者,基本上还囿于以自我表达为中心的“我行我素”创作状态以及对于“走出去”的朴素追求。
纪录片在境外获奖,这一极为简单的理由与诱惑,点燃了创作者上山下乡的热情。偏执的热情使然,当然没有人顾及传播与市场。不过,这种近乎盲目的冲动,却在境外获奖的同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附加值——意外的经济收入以及与在西方主流媒体传播的畅快。尽管能够在国际上拿到奖项的作品乃属凤毛麟角,无意中的市场收获以及传播功效,让学界和业界也都因之获得了“走出去”的理性认知。
回到现实中,就在大家获得“走出去”共识的当年,纪录片的播出还很难成为常态,更多地被视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播出片种。创作者有资金和较为充裕的时间创作,成品能够顺畅播出,特别是纪录片能够支撑起一个周播栏目,使其可以常态化地传播,就算是一种“奢侈”。因而对于纪录片市场,对于“走出去”的探讨,还基本上属于微风涟漪,没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供求矛盾:嗷嗷待哺的市场需求与并不理想的供给
2002年初,国内第一家纪录片的稳定需求方上海纪实频道开播,这家全国第一个播出纪录片的专业频道,成为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升级版”;2008年湖南经视将它旗下三大强势媒体之一的生活频道,重金打造成为国内第二个纪实频道。即便就是在这一时期,纪实频道的纪实栏目与纪录片混搭,对于市场供给的迫切性仍然没有显得那么突出。
3年之后的2011年岁首,央视纪录频道开播;7月1日,我所在的北京纪实频道开播。半年之内,接连两个专业频道的开播,成为了纪录片业界学界的大事。开播后的央视纪录频道,以大体量的投资和覆盖中国大陆全境的优势,骤然在全国旋起了一股纪录片热潮。有学者把那一年称之为“中国纪录片的元年”。
此后3年,北京纪实、上海纪实于2014年先后上星,湖南金鹰纪实频道也在2015年上星,形成了四家卫星频道播出纪录片的格局。
几乎也就在这些年,学界、业界也开始将“集体无意识”地关注“上山下乡”,变为集体有意识地思考、探索纪录片的国际表达方式,探索中国纪录片市场的供求问题。
有了播出平台,有了逐年递增的纪录片产品,有需求,有供给,于是有人大呼,中国纪录片的春天来了。作为运作了北京纪实频道五年有余的纪录片人,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了一股拂面而来的春风。
然而,新格局的出现,四家卫星频道的信号在全国覆盖的同时,带来了欣喜,也带来些许焦虑。原来偏安一隅的地方台纪实频道,上星之后,特别是在可供国产纪录片绝对供给缺位的情况下,节目雷同成为这些频道收视的掣肘与发展瓶颈。于是业界学界都开始注意到,随着中国纪录片的文化生态出现全新变化,仅仅感受春天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纪录片需要收获,需要香气四溢的果实,需要在市场上获得足以催发再生产的足够动意。
当大家从“集体无意识”到理性关注纪录片产业,关注纪录片市场的时候却发现,当我们的纪录片还陶醉在春天里的时候,境外纪录片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
举一个例子,根据《2015年中国纪录片发展年度报告》显示,过去的一年,美国探索发现集团一家,在全球的纪录片总收入为63.94亿美元,而国产(不含港澳台)纪录片全球总销售额仅46亿人民币。一个国家与一个产业集团之比,如此大的数字落差,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纪录片生产大国与纪录片强国之间的差距。
我之所以在“收获”的这一概念中,刻意提出市场的例证,是因为,纪录片作为传媒的一个特殊影像品种,离开市场的促生手段,仅仅靠行政力,传播的终极目的就难以真正实现。因为实现不了投入的资金回流,自然生态就会难以为继。大量的投入,仅仅会在眼前呈现一片或许风景旖旎的“堰塞湖”,却无法形成可供生态循环的溪流、河水、大江、湖泊和海洋。
暂别理论陈述,回到我所在的北京纪实频道。
这个全天24小时播出的频道,首播的纪录片节目为5.5个小时。按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要求,购入的境外纪录片,为首播时长比例的1/3;另外2/3为购入的国产纪录片与我们自产的纪录片。境外购入的纪录片,其呈现状态观众已经耳熟能详,毋庸赘述。而我们在选购国产纪录片的时候,则往往因供给方提供的产品选择余地少而尴尬。供需配比的不平衡,可供精选的能够在收视、份额、口碑等方面达到性价比高度统一的节目,不足1/3。
同上所述,对于一个刚性需求片源的纪实频道,它的供与求关系,与电视剧的性质几乎相同。即维持一个专业频道的正常运转,大量的节目需要通过采购完成。但相比之下,电视剧拥有一个相对成熟的供求市场,而国产纪录片,在这方面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一方面是我们嗷嗷待哺的市场需求;一方面是并不那么理想的供给,这一供需矛盾,几乎成为全国各家纪录片专业频道的心结。
供需配比不平衡:问题出在哪儿?该怎么办?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应该说,纪录片是一个从来不缺溢美之词的影视样态。但是在国内,纪录片从诞生之日起,似乎就有一个悖论如影随形,那就是美誉与市场表现、与传播到达率往往难成正比。它的市场增值空间与其他商品截然不同,并非溢美之词越多,销得就越好。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难一言以蔽之。毋庸讳言,中国的纪录片是从后专题片时代逐渐转型走过来的。在导向为纲的前提下,投资者、创作者却常常片面地理解与关注导向,而忽视了将产品变为商品的市场属性,忽视了传播对象的感受。漫长的转型期沿袭下来的惯性思维,成为解决纪录片供需矛盾的羁绊。仔细分析,大约有下面几个因素:
投资纪录片的诉求呈异化趋势
国内的纪录片投资诉求一般分为三种类型。
一种是高度政治准则成为纪录片通过标准的唯一性。根据资料统计,国内纪录片的投资生产,80%源于传媒体制内。而体制内投资纪录片的诉求,特别是投资大型纪录片的诉求,一般不太去考虑它的经济效益,而是更多地关注它的社会效益,乃至将政治标准定为一部纪录片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此外,体制内某些传媒机构的决策人关心由此带来的“政绩”附加值。投入诉求与市场诉求的分离,成为纪录片供给侧出现问题的一大掣肘因素。
在中国,纪录片去关注社会效益,在国家的重大节庆日、纪念日去投资做一些鸿篇巨制,以此为庆生的“蛋糕”,自然无可厚非,也是媒体职责使然。但是我以为,花钱制作“庆生蛋糕”,除了满足盛典的仪式感之外,还要能够让众人分享。因为它毕竟不是道具。让享用了之后的所有人啧啧称道,那这个庆典过得才称得上圆满。然而,目前很多传媒投资人,在投资之初,似乎仅仅注重了“蛋糕”外在的华美、满足了庆生的“参与感”,而忽视了实用性。由于体制内传媒机构的个别投资决策人的功利诉求,很多纪录片成为了庆生的道具,其在传播上遇到的尴尬也就可想而知了。
大量的道具存在,严重影响着纪录片供需平衡。
当然,国产纪录片的投资也还有第二种类型与第三种类型。第二种类型的投资者,从一开始,就把市场回流作为实现有效传播的目的,从策划方案抓起,从可具营销潜质的PITCH环节抓起。而这一部分投资者大多为有资质制作纪录片的国企,而非传媒机构本身。
第三类是民企的投资者。民企对于任何一部纪录片的投入,都是与投资其他商品一样,在充分评估了投入产出比之后才有的市场行为。当然,这些投资者在投资之初,也会因国情而将导向因素纳入其间。第二、第三种类型的投资者制作的作品亦可称之为产品,会在完成资金市场回流的基础上,顺畅地将其带出国门,以市场行为实现“走出去”的有效传播。然而,第二第三种类型的纪录片生产,也仅为全国国产纪录片生产总量的20%左右。
产能与有效产能
上面谈到的国产纪录片供给侧的问题,事实上也是一个产能与有效产能的问题。随着几个在全国上星播出的纪录片平台相继出现,催生了市场,使得以前模糊含混的需求日渐清晰化了。对于纪录片市场的细分需求,也就更加明确了。纪录片供给侧出现的市场缺口,使我们不得不沉下心来,仔细思考,面对市场,我们究竟该怎么做。
根据《中国纪录片发展年度报告》统计,国内纪录片的生产量,每年以数万小时的产能递增,其增量不可谓不壮观;然而在满足刚性需求方面,则显得乏力,其与产能形成的反差比较大。
实事求是地分析,如今体制内所产的真正可称之为商品可供交易的纪录片,保守估计,大约不足30%。正如本文开篇提到的,恰恰由于那70%的供给缺口,造成了国产纪录片一方面产能相对过剩,一方面绝对需求又供给不足的局面。过去那种以播出为准则、“宣传”了事的观念,在纪录片刚性的市场需求面前显得如此的无为。
我所在的纪实频道,在节目选购过程中,还遇到了另外一种困惑,国产纪录片品类连年出现“偏科”的现象。即文史类题材的纪录片偏多,多到积压的程度,而其他题材的节目几乎难以构成规模。特别是对于那些拍摄考究、制作精良、投入较大的节目,更是难以觅到非文史类题材节目的踪影。这与上述所陈的“功利投入”不无关系。放眼看下去,那些“鸿篇巨制”,大投资、大制作的大多为文史类纪录片,其片种大约占大体量投入国产纪录片总量的70%左右。
话题扯开去。2005年,大型文史类纪录片《故宫》制作完成并推向荧屏,其精良的制作,几近完美的画面呈现,劲道的故事讲述方式,获得了不菲的赞誉,曾经在节目播出后影响了一大批受众,包括政界、学界、业界的人士。很多人也是在《故宫》播出后“豁然开朗”,惊呼纪录片原来还可以这样表达。
应该说,《故宫》在国产纪录片创作方面,引领了风气之先,成为纪录片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然而,令创作者始料不及的是,在这部作品问世不久,国内大量以《故宫》为楷模的纪录片纷纷涌出,从投入、结构、呈现到解说,都能看到《故宫》的影子。这些“克隆”片,后来几乎演绎成为很多省情片、市情片乃至行业片的样板。在此后不算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量的高投入、辞藻华丽、制作精良的文史类纪录片成为国产纪录片生产的新八股。就是在北京纪实频道已经举办了四届的“《青春的记录》环太平洋大学生纪录片大赛”中,很多在校大学生受“骈文”影响,在很有限的纪录片投入中,也“像模像样”地效仿起这类节目的样子,令人哭笑不得。这种现象逐渐蔓延,以至于在各种场合的节目评奖中,评委们不得不感叹,国产文史类纪录片的“骈文”现象,已经到了非遏制不可的程度。
由于大量的财力、物力以及投资者的关注度,都高度集中在文史片上,备受观众青睐的自然、地理、动物类包括关注当下社会的纪录片题材则属凤毛麟角。其实这样的供给布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之于纪录片市场的理性操作事实上还没有完全开始。
我们不妨仔细回顾一下这些年各家纪实频道播出的境外纪录片。在那些引进的节目当中,英国BBC、美国国家地理、探索发现、日本NHK等在国际市场表现好、影响力大、颇受观众喜爱的纪录片,其非文史类的节目约占节目输出总量的70%以上,刚好与国产纪录片文史类节目等量。国内外纪录片题材这种逆向的配比,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节目市场供需关系的平衡。
近年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大气力鼓励现实题材的纪录片创作,包括在一年一度的全国纪录片推优评奖中,也对非文史类纪录片的获奖比例有所侧重,但由于其成因较为复杂,操作者也还有相当的惯性能量在释放,彻底改观似乎还需要假以时日。
关注“走出去”
众所周知,纪录片作为影视传媒,在国际传播方面最具备“走出去”的属性。而“走出去”的有效方式,不是在境外购买一个频道,占有一个时段,而是巧妙地将纪录片产品变为商品,让境外媒体心甘情愿地自掏腰包在它的传播平台上播出。这是纪录片市场化带来的超值回报。但遗憾的是,由于上述提到的绝对产能问题,致使供给侧化为有效产能的效果被稀释,纪录片“走出去”也因之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影响。
据了解,境外的一些知名纪录片生产机构,如英国BBC、美国国家地理、发现探索、NHK等境外制作机构与媒体,每年向国内播出平台输入的节目达到6000小时;而我们每年18000小时的生产量,通过国际市场向境外输出的纪录片仅为2600个小时。其间巨大的贸易逆差,更加印证了我们的产品对于市场的诱惑力还不强,市场属性还不鲜明,适销对象还不十分明确的判断。
一方面是声势浩大的投资与宣传,一方面是市场与“走出去”乏力。这个局面得不到根本改善,国家呼吁很久的“走出去”就会永远在路上。因此,用市场之手,用有效产能和供给的戒尺来约束体制内投资决策者的权利释放,已经势在必行。即我们不能仅仅用所谓宣传声势去考量投资效能,而更应该用传播的有效率、市场的回报率、实现有效跨国传播方面去考量投资决策者的政治素养。让体制内高达80%的巨大潜能得到有效释放,使之成为中国纪录片供给侧与“走出去”的主力军。若能如此,情况将大不相同。
(作者系北京电视台纪实频道总监)
责任编辑:杨芳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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