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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事报刊活动27年，一生创办领导报刊17种，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中国早期新闻学者戈公振在《新闻学撮要》中评价道：“我国报馆之崛起，一切思想的发达，皆由先生启其端。”他就是梁启超。与丰富的报业实践相辉映的是，他的新闻思想也处处闪耀着光芒，形成了相对独特完整的思想体系。
梁启超新闻思想的演变过程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新闻思想形成阶段。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在创刊号刊发了梁启超撰写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梁启超认为，报刊是国家和国民的“耳目喉舌”，是“去塞求通”、促使国家富强的重要工具。他认为，信息的畅通对国家的发展和强盛是必需的。他还谈到“去塞求通”的许多途径。虽然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新闻是最方便、最通畅的一条通途。
梁启超第一次深刻阐释报刊的政治功能，认为它是“去塞求通”的理论基础，并以“耳目喉舌”来说明报刊的去塞求通功能，这是其深刻独到之处。这些设想和主张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些主张表达了维新派要求迅速改变国家面貌的爱国热情，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急于打破封建桎梏，发展民族经济的迫切愿望。
梁启超十分注重报纸的宣传鼓动作用，以创办报刊作为政治活动的先导，他在这一时期的办报实践也开了政治家办报之先河。他认为报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党派性，是政治斗争的利器。他还深刻地认识到报刊在教育读者、开启民智、提供知识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作用。他在主持《时务报》笔政期间，还提出报章文体应该“义足可取，言之有文”，创设了著名的“时务文体”。这种文体半文半白，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感情，引领了一代文风。
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新闻观，代表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最初的新闻思想，即希望通过办报改革弊政，巩固现有政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急于向西方学习，期待国家民族富强的热切愿望。从“耳目喉舌论”到“去塞求通”，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已形成初步轮廓。但囿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先天不足，他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晰，也并未对近代报业的发展进行科学有据的解释和说明。因而，这一阶段他的新闻思想以着重总结前人经验为主。
戊戌变法失败至辛亥革命爆发：梁启超新闻思想高峰阶段。1898年9月，戊戌变法终因顽固派过于强大而宣告失败，梁启超逃亡到日本，接触了更多的资产阶级新闻理论，这使他的新闻思想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一时期，他结合自身经历和体会，在报纸功能、办报原则、健全舆论和宣传策略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要观点，如报纸“两大天职”说、衡量报纸优劣的四条标准、健全舆论的“五本”“八德”主张、办刊宣传的方法等，这些内容的提出标志着梁启超新闻思想走向成熟。在那个“学问饥饿”的年代里，他的介绍极大地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对正如火如荼进行的观念变革、文化革新以及中国近代化进程都起了推动作用，贡献巨大。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相关问题上改变了原有的观点和看法，如关于报纸的性质功能的认识；二是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取得新的成果，如报纸在引导国民方面的功能；三是对新闻学问题有了更广泛的涉及，如新闻特点、新闻自由及报纸经营等。这些探索丰富了那个时代的新闻思想，也反映了梁启超作为爱国知识分子在追求救国真理道路上的上下求索和高度的社会担当意识。
五四运动前后：梁启超新闻思想的总结阶段。1912年12月1日，梁启超创办了《庸言》杂志。《庸言》发刊时，梁启超谓：“庸之义有三：一训常，言其无奇也；二训恒，言其无易也；三训用，言其适用也。”希望能借助报刊宣传进步党的政治见解。尽管梁启超主张中庸平和之道，但残酷的现实却一再让他碰壁和失望。袁世凯篡夺革命胜利果实，之后又图谋复辟帝制，开历史倒车，对新闻业亦采取高压政策，引发“癸丑报灾”。梁启超从一度热心“拥袁”到认清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渐生失望之心。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梁启超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为护国运动制造了强有力的舆论。袁世凯垮台后，北洋军阀继续对新闻界进行残酷压迫，整个新闻界所处的环境愈加恶劣。
现实多艰，整个政治大环境让梁启超彻底心灰意冷，尽管他将“言论独立”自始至终作为崇高追求，但在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办报不偏不倚只能是无法实现的幻影和美好愿景。1921年，他进入清华园讲学，开始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的学者生涯，长达27年的办报经历自此结束。
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
秉持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从梁启超的办报实践和新闻思想中可以看出，他自始至终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他在报纸上大声疾呼，为变法图强积极奔走；他宣传西学，开民智，传新知；他以文章报国为己任，彰显着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在当前的新闻工作中，新闻从业者当时刻以国家利益为先，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心国事，忠于职守，在发挥新闻事业引导舆论、传播知识、提供娱乐等功能的同时，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以正确舆论导向建构社会理性。梁启超关于报业职能的论述是“监督政府”“向导国民”，这意味着在新闻工作中，媒体应担负起舆论监督的职责，做社会的守望者。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和问题多发，媒体该为社会公众行使舆论监督权利提供平台，对社会舆论进行正确引导。
自觉坚守崇高的职业操守。当前舆论形成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媒体把关不严，新闻失实现象层出不穷，部分新闻从业者在利益面前未能坚守职业底线。2014年，中宣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破坏市场和行业秩序。而梁启超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为我们树立了典范，面对诱惑，立场坚定、不畏强权、不被金钱所诱的精神，对于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以专业主义精神开展新闻工作。梁启超关于衡量报刊优劣的四条标准，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不仅适用于纸媒，同样适用于其他媒体，尤其适用于主流媒体。“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的办报标准，体现了一种专业主义精神。坚持崇高的办报目的，以新的思想引导受众，在报刊上集纳多元的信息和观点，坚持新闻的真实性，以更为专业的精神做新闻，从多方面实现专业化操作，并增强受众意识，进而拓展公众的认知领域和知识水平，以高度的公信力和品牌影响力建构媒介责任，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结语
方汉奇教授认为，梁启超是改良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开拓者。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的重大贡献在于他所做的启蒙宣传和倡导发动的文化革新，可以说是中国近代贡献和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今年恰逢梁启超先生逝世85周年，重温这位“言论界之骄子”的观点和主张，或将对我们今天的工作有更多启示。
课题：2012年甘肃政法学院青年科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GZF2012XQNLW01。
（作者梁鑫系甘肃政法学院讲师；李凌彤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 宇
参考文献：
①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②方汉奇：《发现与探索：方汉奇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