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数千载的发展历程中，曾经诞生了难以计数的珍贵文化遗产，而书画创作正是其中不容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传承与文化繁荣的记录与见证。但是经历了岁月流逝、时代变迁，甚至经历了灾害、战乱、散佚流离后，很多书画作品虽然仍流传至今，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老化、断裂、霉变，甚至是人为损伤。这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效果，更降低了其艺术寿命。为了使这些书画作品能够更好地被传承与恢复艺术生命力，保护与修复工作刻不容缓。

    装裱与修复作为书画艺术品保护传承的主要手段，自唐代以来便有明确记载，至明代更是诞生了《装潢志》这一重要的专业著述。然而长期以来，装裱与修复被视为一种工匠之技，未能受到重视。即使后期因为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提升了行业的社会地位与关注度，也很难说真正形成了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体系，其所涉及的观点与理念多散见于各家笔记、随笔之中。这并不意味着现有的修复理念对实际工作没有多少参考价值，恰恰相反，它是真正适合中国书画装裱与修复核心理念的。它孕育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土壤中，并结合丰富的装裱与修复的实践经验，实现对修复操作方向与实践程度的准确定位与引导，最终使修复工作者科学地完成保护与修复。但因为中国古代修复理论分布零散、表意隐晦，近代以来少有人对此作出系统的梳理与整合，也始终未能得到书画修复领域的重视。我希望通过自己数十年的古画修复实践经验与研究思考，沿着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整合书画装裱与修复的零星记述，从纵横两个维度多学科多角度综合分析，尝试梳理并挖掘中国传统装裱与修复理论发展过程及主要理论观点，为建立适合中国书画装裱与修复的理论体系奠定基础。

    上世纪末，中国学术界已经开始意识到修复理论的重要作用，尝试引入以布兰迪修复理念为首的西方艺术品修复理论。然而，西方的保存修复理论是基于其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和艺术品特性提出的，与东方的文化、审美情趣存在很多固有差异。此外，即使是被西方学术界奉为圭臬的布兰迪修复理念在指导具体实践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那么，在中国文物保护与修复领域中，原封不动地直接引入西方理念体系是否可行？若不能完全契合，西方理论体系中又有哪些比中国传统理念先进？这些是否值得参考借鉴呢？对中国文物修复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如何？这些都是需要深思与解决的现实问题。

    修复的目的是改善不良的保存现状，霉斑、污染、残缺、破损等病害严重影响了作品的保存年限和审美价值。目前，中国认可度比较高的“修旧如旧”修复观念，其核心在一个“旧”字上，但是“旧”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时间点，从严格意义上说，离我们越遥远的时间点就越“旧”，但是对于作品自身来说，反而越接近初创时间，也就会越“新”，这显然与修复的初衷相悖。那么，我们在漫长的时间线上，究竟应该如何选择修复标准呢？

    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结合自己40余年的从业经验，同时参考中国与日本的装裱与修复技术传统，提出“吾随物性”的修复理念，即修复行为以修复的对象（物）为主体，修复师的所有操作都应以适应修复对象（物）的特性与诉求为标准。同时，结合西方修复理论中的部分观点，提出了“部分复原”的修复原则。其核心是在对作品创作材料与保存状况充分了解、对呈现的艺术气韵充分解读的基础上，以娴熟的修复技术为手段，挖掘“现时点上的最美”，来达到书画作品的历史与艺术的统一。对“古色”与“污色”、“可为”与“不可为”、“能为”与“不能为”几个观点的理解与区分，我都做了大量实践探索。

    事实上，中国的传统书画装裱与修复行业传承已久，只要能深入学习中国书画修复传统知识与技术，选择性地引入西方修复理念中科学保护的思想方法，再配以对修复师个人审美鉴赏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就可以真正建立一个既符合中国传统，又适用于现代社会的综合性学科，即以科学保护为前提，以修复技术为核心，同时引入艺术审美，并在三者之间寻求平衡。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绝非一朝一夕，亦非一两个人能做到的，而是需要众多有知识素养、技术能力、热爱传统文化和文物修复的有识之士来共同努力。

    （作者为著名书画修复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生导师、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专业委员会特聘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书画保护与修复研究所所长兼硕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