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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谈艺

人民周刊 2026年10月26日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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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艺术发展的看法(上)

陈传席 《人民周刊》(2026年10月26日 第 10版)

    理论的研究,和对人生及世界的看法差不多。到了一定时候,开始那种鲜明的是非观便渐渐模糊;再向前发展,又总有点无是无非、皆是皆非的感觉。每一种理论,只要被人接受,总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只要深究、反问,也有不能成立的一面。六朝时期,谢赫提出的“六法论”,被后人尊为“六法精义,万古不移”。然而,清初遗民派画家群起而攻之,认为作画岂能为“法”所束缚呢?只要“澄怀观道”,画出自己的胸怀就行了。“六法”尚有人反对,其他理论又何能无人反对?和遗民画家同时代的“四王”又极力推崇“六法”。反对一种理论,就可能会拥护另一种理论。一种理论有其可以成立的正确之处,有的也有不能成立的片面之处。画家各取所需,合其所需则推崇,不合则反对。

    我一向主张“多元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世界是多元的,大自然是多元的,人类是多元的,宇宙间没有“单一”可以长期存在下去的东西。所以,正确的理论也应是多元的,多元便可弥补单一的不足。比如,关于美的讨论中,有人主张“美是主观的”,有人主张“美是客观的”,有人主张“美是主客观结合的”,等等。各人都能说明自己理论的“绝对正确”,又都能说明对方的理论不正确。但当对方出来反驳时,又会得出相反的结论,甚至几个反问就使之不成立。争论了几十年,甚至几千年,都无结果。这就说明,理论有其正确的一面,也有不能成立的一面。如果完全不正确,就不可能说得头头是道;如果完全正确,就不会被人驳倒。但如果改为多元的,便会更合乎情理。

    经常有画界朋友问我赞成哪些观点、反对哪些观点,或问我对中国画发展的看法,我都无法用一句话回答。因为我是多元论者,绘画不可能也不应该朝一个方向发展。

    我已说过,画家的理论总以个人的体验为基础,理论家的理论就应该周密一些。论从史出,必要时还要加以论证。

    中国的绘画(外来的暂不论)大体可分为三部分:文人画、民间画、画家画。我所说的文人画、画家画和古人说的不同,古人把李成、范宽、郭熙的画都说成文人画,而他们说的“画史画”(画家画)即“画院画家画”。

    民间画,很清楚,反映一种民间趣味,质朴、稚拙,出于民间,流行于民间,虽不代表中国文化的精英,在民间却大有势力,远远超过文人画。民间画的长处也常为文人画所吸收,甚至连国外的大画家如马蒂斯等皆吸收中国民间画的优点。民间画应保留民间画的风格,或按民间的趣味去发展,千万不能加以干涉。一办学习班,或送往大学训练或经专家指导,民间画味便消失了。受过训练或指导的民间画家便立即失去了质朴的情趣,或向文人画靠近,或向画家画靠近,其艺术水准又不逮文人、画家。一个优秀的民间画家,一经训练,民间画家的桂冠便失去了,再想做一个最末流的文人画家或最末流的专业画家都不可能。所以,民间画只能任其发展(严格地说,不是发展,而是保留),莫加任何干涉。

    文人画和画家画就复杂得多。

    什么是文人画,什么是画家画呢?我曾撰文谈过,中国画艺术有两种,其一是意在艺术本体的、正规的、认真的、严肃的绘画,又叫作艺术的艺术;其二是意在艺术主体,逸笔草草的游戏式、自娱式的绘画,又叫作消遣艺术。前者如唐宋主流绘画,现在存世的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唐人谓之“五日画一石,十日画一水”的认真严肃之作;后者则如宋苏轼的《枯木竹石图》、米芾的《云山图》,明陈道复的花卉,清扬州八怪的大写意等。“明四家”的画大多介于二者之间,意在艺术主体的画,作者意不在画,而在抒发个人逸趣,以笔墨做游戏。

    艺术都有作者的性情在内,但作为艺术的艺术品,作者在认真地画画,其意全在艺术品的本体,同时也流露出作者的性情。作为消遣式的艺术,作者意不在画,画之工拙、美丑、似与不似,全不在意,只任作者的性情在流露。画面上留下的是作者的情绪,所以,这类画多是写意,不可能有范宽、王希孟式的严谨。我把前者称为画家画,后者称为文人画。本来,画是应该画家画得好,而文人在诗词文章以及为官之余作画,只能是涂抹自娱。苏东坡等文人当年作画时,也并不以为自己画得好,他们自称“墨戏”。苏东坡说:“为之不已,当作着色山也。”意思是说,不停地练习下去,也可以(像画家一样)作着色山水画。但在元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宋代以前的文人基本上都努力为国着想,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他们没有过多的时间作画。只有少数文人在失意时因无事可做,才涂抹自娱,所以这类自娱式绘画不占绘画主流。主流绘画还是画家的画,即使是文人,如果当画家,也必须把主要精力用于画,真正把画画好才行。但到了元代,一代文人无事可做,便都把精力用在排戏和绘画上。明代以后的文人因受政治和时代影响,大多不关心国事,他们固然也读经学文,只为了博取功名,一旦功成名就,便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尽量少问国事。于是,他们把大部分时间用于作画自娱,但又缺少那种严谨的基本功,于是便简单地涂抹几笔,配以优美的书法、诗文。为了证明自己这些画是高明的,便谓之潇洒,反过来称那些严谨、认真之作为俗气。本来,文人业余涂抹的画只是偏师别派,而非主流,现在,画这种画的人多了,便变别派为主流,原来那种认真谨严的主流绘画,便被排斥了。所以,元明清以降,唐宋式那种长篇巨构、气势雄大的谨严之作,愈来愈少。

    历代那些有志于画的文人(画家而兼文人)本可以在绘画本体上下很大功夫,把唐宋式的绘画发展下去,但被写意、自娱、逸笔草草误了。所以,一部分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画就是那种草草几笔式的花卉或山水小景。但当外国人看到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时,竟吓得目瞪口呆:“怎么,中国还有这样的绘画?”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如果外国人见到这巨幅重彩的《千里江山图》,又不知如何惊讶啊!所以有人说,中国画到了宋代便不发展了,到了元代以后即衰落了。这是就原来的主流绘画而言的。但也有人说,中国画至元代以后大发展了,这是就大写意和自娱消遣式绘画而言的。

    (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