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书房那天,我从书柜底层翻出那本《社会学》。书脊裂了,纸页泛黄,厚得像块砖头。一抖,里面掉出一张纸——1987年的稿费汇款单,8块钱。
我蹲下去捡,蹲得急,眼前黑了一下。扶着桌沿站起来,手里捏着那张纸,薄得几乎透光,字迹淡了,边角发脆,像秋天落下来的一片叶子。
那年秋天,我在华山报社领到一张特约记者证。硬纸片,边角磨得发毛,揣在兜里硌得慌。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是在一张四开小报的角落里,豆腐块大小,标题5个字,正文不到300字。我拿着那张报纸看了很久,油墨味冲鼻子,可我觉得好闻。
稿费单跟着来了,8块钱。那时候8块钱能买5斤多猪肉,可我舍不得花,把汇款单夹进了那本《社会学》。那本书是教材。老师在讲台上念马斯洛,我们在底下打瞌睡。多年以后,书里的东西全还给了老师,只有这张纸还夹在书页间。
后来写写停停。渭南日报副刊上过几回,陕西日报、陕西工人报也上过,都是几百字的小文章。工作忙,家里事多,笔就搁下了。这一搁,搁到了退休。
退休头一年,把书房收拾出来,就是开头那一幕。忽然想,这辈子剩下的时间,还得干点自己真想干的事。于是又把笔捡起来。三五百字的小文章,工工整整誊在稿纸上寄出去。多数时候没有回音,像往井里扔石子,连响都听不见。有一回半夜写稿,趴在桌上睡着了。老伴儿起来上厕所,推门看见我趴在桌上,稿纸糊了一脸,笑得直不起腰。后来这个事她逢人就说,说了好几年。
我没跟她争。第二天接着写。
去年,市里要写一篇关于红军强渡嘉陵江90周年的征文。我翻了不少材料,也采访了几位老人。其中一位80多岁的老汉跟我说,他父亲当年给红军撑过船,就在嘉陵江边上,一条木船,来回渡了好多趟。他父亲不识字,只记得船上的人一个接一个跳下来,脚踩在冰碴子上,咯吱咯吱响。老汉说到这儿,忽然不说了,低头搓手。我等了一会儿,他才说:“我爹后来常念叨,那些人年轻得很。”
我回去查资料、读史料,又走访了守陵人,看到了这位老父亲的墓碑。写了3000字,改了4遍,最后压到1500字。寄出去的时候没抱多大希望。
今年10月10日那天,我打开信箱,里面掉出一份人民日报。第八版大地副刊,我的名字印在上面,标题叫《渡船》。我站在楼道里看了半天。
进屋给老伴儿看。她戴上老花镜,看了好一阵,说:“字印得还挺大。”摘下眼镜,去做饭了。我坐在沙发上,又看了一遍。文章里写到那位老汉的父亲,写到木船,写到船上跳下来的人。我忽然想,1987年那张8块钱的汇款单和今天这张报纸,中间隔着的那些年,其实我只干了一件事——把听到的、看见的、心里搁不下的,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
报纸我保存了。汇款单我复印了一份,复印件又夹回了那本《社会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