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何以先生

    “吾辈读书人，何时知杨绛？”

    因为时差，在欧洲访学的徽州学者姚松，是当地时间5月25日一早醒来，才在朋友圈看到杨绛去世的消息。他一时百般感慨——将近20年前，他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杨绛喜剧作品分析。他忽生一念：而今的读书人都是从哪部作品知道杨绛的？于是发了上面那条朋友圈信息。片刻间评论纷至，“60后”“70后”的中年学者多自《干校六记》《堂吉诃德》始；“80后”的青年学者清一色答《我们仨》；唯有一位退休教授说了《称心如意》。小字辈们都没看过，于是回复老教授：太古老了，找不到电子版，求上传。

    这部冷门的《称心如意》，便是杨绛32岁时的成名作。

    “写剧本达到如此水平的，唯杨绛一人”

    “若按照英国现代戏剧理论家阿·尼柯尔的喜剧分类法，《称心如意》是一部典型的世态喜剧，也就是‘客厅喜剧’，场景不外乎上流社会的客厅、餐厅和卧室，情节不外乎婚恋嫁娶、世态人情和陈规陋俗，组成一幕幕幽默的讽刺，并不辛辣，倒是温婉俏皮。”姚松说，“杨绛写这种世态喜剧，是有天然优势的。杨家本就是江南书香世家，上流社会那些人情世故她都晓得；他父亲又做了律师，各种离奇古怪的世俗案件她也听过。”

    《称心如意》的故事就发生在大家族赵家。父母双亡的漂亮女孩李君玉，被大舅妈从北京召至上海，目的是用她替换丈夫妖艳的女秘书；大舅赵祖荫自然不高兴，又不得不用她；但大舅妈发现李君玉个性独立，怕影响自己女儿，就把她踢给二舅家。二舅赵祖贻是个外交官，待李君玉尚算可以；可二舅的儿子赵景荪看上了这君玉表妹，气坏了一心想做儿女亲家的二舅妈和三姨妈，她们赶紧编个理由把君玉撵到四舅家。四舅赵祖懋是个厂长，人很有趣；四舅妈在外面打着“慈善家”和“新女性”的名号，在家里却是锱铢必较、强悍泼辣，她一脚踢得更猛，把君玉踢给了赵家兄弟的舅舅、孤老徐朗斋。这下可好，赵家原本一直围绕着徐朗斋的财产继承权明争暗斗，徐朗斋却喜欢这个外甥孙女君玉，认作亲孙女，当了继承人。杨绛觉得，这结局可算得上“称心如意”。

    1943年，《称心如意》在上海一公演就大红大紫，使得杨绛比先生钱锺书成名更早。当时人们介绍钱锺书，都是说“杨绛的先生”。 其实“杨绛”这个名字就是因为这部戏——公演前她怕出丑，想到本名“季康”二字读快了就像“绛”，便有了笔名。对《称心如意》在当时的影响，郑土生说：“当时许多报纸都有评论和宣传，不少朋友也寄来剪报，希望她能继续创作这类喜剧，剧团的演员也以出演她的喜剧为荣。”此后，杨绛又写了喜剧《弄真成假》，采用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双线并进、两相对比。姚松认为：“《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都算不得丰满，矛盾点到即止，但胜在世态描摹逼真。”

    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主任、文科资深教授徐岱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当时女性作家写小说的很多，但能写剧本，而且达到如此水平的，唯杨绛一人。小说可以随性，剧本却要搬上舞台，更讲究结构性，还要考虑演员、时间、舞台等许多限制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说，剧本创作难度更大，更要求作者厚积薄发，杨绛恰恰有这个功力。”这一评价并非后辈学人的仰望，与杨绛同时代的戏剧家李健吾当年便说，在喜剧文学里，“第一道里程碑属诸丁西林（代表作是《一只马蜂》），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杨绛创作喜剧更大的意义在作品之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说：“上海当时各种戏剧，包括改良的京剧，都有很大市场。杨绛他们写戏剧，是尝试在沦陷的上海表达抗争的一种方式。”正如杨绛所说：“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环境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她的译作经得起一代代读者品读”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绛丢开了戏剧创作，一门心思给钱锺书做“灶下婢”，让他安心写《围城》。1947年《围城》问世即轰动，旁人介绍这对夫妻时，又变成了“这是钱锺书和他的夫人”。

    新中国成立后，杨绛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国外文学作品上。1954年是英国小说家菲尔丁逝世200周年，她就研究菲尔丁。同年，她还翻译了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为了一个注释，她能把希波克拉底的《古医学》整本读完，常忙得“面无人色”，以至于钱锺书和女儿钱瑗都看不下去了。“不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纷扰，杨绛总能处之淡然，把精力放在学术上。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最宝贵的一面，堪称典范。”徐岱说道。

    由于《吉尔·布拉斯》得到学界的认可，杨绛在1957年接到一项大任务——翻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虽然被告知可用任何语言译本翻译，但杨绛觉得西班牙语原著才是最佳选择。可她不懂西班牙语。第二年，47岁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语，3年后已能阅读西班牙语小说。但她的翻译进度并不快，到1966年才译完第一部，第二部译了3/4。究其原因，徐岱认为：“杨绛对语言的学习，早已超越了交流工具的范畴，成了感受一种文化厚度的媒介。因此她花很多时间，揣摩西班牙文化，以便将原汁原味的《堂吉诃德》译成中文。正因如此，她的译作才经得起一代代读者的品读。”但“文革”开始了，杨绛被勒令交出《堂吉诃德》全部译稿。“文革”结束后，她重新翻译的《堂吉诃德》才告出版。

    “堂吉诃德”4个字人们耳熟能详，但未必都能道出其梗概。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喜剧：堂吉诃德是个没落的小绅士地主，因看骑士小说入迷，自命为游侠，要闯荡世界去匡扶正义。他单枪匹马，带着一个随从桑丘就出门冒险，结果一路出尽洋相，回到家乡郁郁而终。这部作品17世纪刚问世就风靡西班牙，时任国王菲利普三世在王宫的阳台上看见一个学生一边看书一边狂笑，就断定这个学生一定是在看《堂吉诃德》，不然就是个疯子。果然那学生读的是《堂吉诃德》。

    但杨绛做过喜剧，她很清楚堂吉诃德不仅仅是一个夸张滑稽的闹剧角色，“因为单纯的闹剧角色，不能充当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读者对他的兴趣不能持久”。堂吉诃德持久的魅力在于讽刺。作者的原意是讽刺当时流行的骑士小说，杨绛则在讽刺中读到理想主义的复杂况味。她在序言中写道，堂吉诃德和桑丘“好比两镜相对，彼此映出无限深度。堂吉诃德抱着伟大的理想，一心想济世救人，一眼只望着遥远的过去和未来，竟看不见现实世界，也忘掉了自己是血肉之躯。桑丘念念只在一身一家的温饱，一切从经验出发，压根儿不懂什么理想”。

    1978年，杨绛的译作一上市，10万套被抢购一空。这年6月，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访华，在国宴上，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文版作为国礼相赠，并把译者杨绛介绍给国王。

    “记下一段历史，留下一段真情”

    徐岱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如果杨绛继续写剧本，肯定是优秀的剧作家；如果她一直做译著，现在的作品也会更多。但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她又写起散文、小说，而且同样成就不凡。看似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做法不仅没妨碍她成为一代大家，还让她如此与众不同。” 

    1981年，杨绛读了清朝沈复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后，有感而发，把自己和钱锺书在“文革”期间下干校的经历写成一本散文集《干校六记》。在“文革”过去不久时，出这样一本集子是有压力的。最初，《干校六记》在香港出版，胡乔木看到后认为这本书“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内地也应该出版。“这一出版，人人争阅，杨绛立刻暴得大名。”姚松说。

    “暴得大名”自有社会和时代的原因。当时巴金虽然已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但结集成书在内地出版已是1986年的事；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写于1992年。《干校六记》可谓开当时风气之先河。

    5年后，杨绛又触及上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写了一本长篇小说《洗澡》。她刻画了当政治运动到来时，知识分子形形色色的内心世界和应对之法，极具现实意义。胡乔木看过《洗澡》后问杨绛：“这是一部好小说，怎么书里没有一个好的党员？如傅今这般的领导，太糟了。”杨绛说：“他是‘入党做官’的投机分子，不是老党员。”胡乔木听罢点点头。1988年《洗澡》出版后常年畅销，多次再版。

    2003年，杨绛最富深情、亦是最富盛名的长篇散文《我们仨》问世。徐岱说：“《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即便你不知道书的内容，读完这三个标题也会鼻子一酸。一位年过九十的老先生将一生对家人倾注的感情呈现在一本书中，就是这般有震撼力。如果说，《干校六记》和《洗澡》是杨绛为后人记下了一段历史的模样，《我们仨》就是她最后留下的一段真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进而认为：“日后文学史上谈论杨绛，很可能主要把她作为散文家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