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灿烂的一辈学人

    “学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民国时期过来的人，我们称为先生，之后成长起来的人，称为老师。”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说，“那些在民国时期受教育又成名的人，现在所剩无几了。他们所代表的做学问的态度，做人的态度，他们所拥有的古文和外文功底，非常值得我们珍惜和缅怀。”

    杨绛无疑是这样一位先生。她与她漫长人生中所结交的那些先生们，共同构成了令今天的我们仍为之动容的灿烂群星。

    那些大师的熏陶

    杨绛还是学生时，就遇见过好几位大先生。

    她在苏州读振华女校，学校每星期都请名人去讲学。有一次请来了国学大师章太炎，杨绛被安排做记录。她去迟了，发现记录席是在礼堂的大舞台上，等她慌忙上台坐定，又发现章先生是用一口杭州官话讲掌故，她一点也听不懂。众目睽睽下，杨绛拿起笔又放下。可在台上不记怎么办？假装乱写，结束时怎么交代？乱写又写什么？一番天人交战后，杨绛决定不记只听，说是听，其实就是一心盯着章太炎。章太炎大概被盯得脸发痒，一面讲，一面频频转头看她。第二天苏州报上登出新闻，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上台做记录，却一字没记。于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梳着粗短的辫子，穿着浅湖色纱衫、白布长裤、白鞋白袜，茫然盯着几步外的章太炎，就定格成了杨绛与民国大师接触的最初画面。

    1932年，杨绛离开苏州的东吴大学，北上求学。

    “民国政府1912年迁到北京后，一批文化人随之去了北京，北京那时的教育是很不错的。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就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许子东说：“到了杨绛北上的30年代，文坛上有‘京派’‘海派’之争，这是以文人的风格而非居住地所做的划分，相对于‘海派’的西化、现代，‘京派’更强调传统的学术和道德，比较沉稳。”

    与杨绛同去的是东吴大学好友周芬、孙令衔、徐献瑜和沈福彭。在北平下了车，一行五人发现站台上有个人探头探脑，原来是费孝通，这是他第三次来接了，前两次都扑了空。费孝通与杨绛在振华和东吴大学都是同学，比她先一步入读燕京大学。到北平后，孙令衔和杨绛去了趟清华，就是这一次，杨绛见到了孙令衔的表兄钱锺书。杨绛原要在燕京大学借读，此时改为去清华。

    一年后，杨绛与钱锺书在苏州订婚，同时也考取了清华研究院的外文系。这次与杨绛同去北平的人是史学大家钱穆。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钱穆参加了钱杨二人的订婚礼，散席后，钱锺书的父亲将杨绛介绍给钱穆，请他照顾。在南京摆渡过江时，钱穆忽对杨绛说，我看你是个有决断的人。杨绛惊问：“何以见得？”钱穆说：“只看你行李简单，可见你能抉择。”杨绛后来想，钱穆对她的这一评价，可能是因为她的婚姻抉择。行车至蚌埠前后，窗外始终是绵延起伏的大土墩子，杨绛感叹这段路乏味。钱穆却说“此古战场也”。顿时，杨绛就觉得眼前的景物有了色彩。钱穆又告诉她哪里可以安营，哪里可以冲杀。车再向北走，钱穆又说起“民国第一案”临城大劫案的经过，指点她看抱犊山。此后，杨绛与钱穆再未见，但每经过古战场，她常会忆起钱穆。

    杨绛在读研时，教散文的老师是朱自清。朱自清要求学生交习作，他认为写得好的，就让作者当堂朗读给同学听。有一次，朱先生对杨绛说：“你这篇作文可以发表。我给你拿去投稿。”杨绛很高兴，盼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忽然有一天，她看到几个女生聚在一起读《大公报》，报上就有她写的《收脚印》。杨绛得了5元钱稿费，兴奋地想：“我当作家了！”

    那时杨绛的老师还有教法国文学的梁宗岱，教中西诗比较的吴宓。多年以后，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出版了唯一一本征得杨绛同意而写的传记《听杨绛谈往事》。

    许子东说：“我听过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德里达的演讲，他怎么阐述一个观点？就是告诉你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卢梭、黑格尔、康德都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十句话里只有一两句是他自己的想法。我才明白什么是大师，大师不是凭空来的，他们要先跟大师对话，学习、比较，然后再挑战，一点一点成长起来。”这便是钱、杨等人的幸运，他们在求学过程中，有机会与老一辈璀璨的大师对话，进而在学术长河中有了自己的定位。

    孤岛中“同行而不相忌”

    1990年，导演黄蜀芹来到钱杨夫妇家，希望得到他们的授权，将《围城》拍成电视剧。由于钱锺书曾说“拙作上荧屏不相宜”，夫妇俩又一贯深居简出，黄蜀芹十分忐忑。没想到的是，两位老人得知黄蜀芹就是著名导演黄佐临的女儿后，立刻答应了。《围城》拍摄过程中，他们还多次写信鼓励黄蜀芹，亲切地称她“蜀芹贤侄女”。

    钱杨两人与黄佐临相识于抗战时期的上海。“日本占领上海后，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侵略，在上海办文艺刊物，制造文化繁荣的虚假景象。抗日的文章无法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而如果只发表风花雪月的文章，就等于是帮日本人撑台面。另外如果日本人找到你，拉你去开会、做事，你也就成了汉奸。因此不少有分量的文人离开了上海。”许子东说。当时并不太出名的杨绛与钱锺书则沦陷在孤岛——从1937年开始，上海曾经历了4年的孤岛时期，上海租界的四周都已被日本占领，租界区则在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彻底沦陷。

    杨绛后来自述，那几年他们夫妇同自愿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家、文化人泾渭分明，不相往来，而和其他爱国的知识分子，如剧作家陈西禾、翻译家傅雷、文艺评论家宋淇等抱成团，经常在书店或傅雷家相聚，谈论时局。宋淇又与张爱玲相交甚笃，后来还成为她遗物的保管人。

    那时和钱杨二人来往最密切的，要数陈麟瑞、柳无非夫妇。柳无非是国民党左派、能与毛泽东诗词相和的大诗人柳亚子的女儿，陈麟瑞则在外国文学和戏剧方面很有研究。陈麟瑞常带着钱杨二人出去尝鲜，比如烙炸和“康乐过桥面”，还请杨绛去看他创作和改编的戏。陈家关于戏剧的书足有一书架，杨绛借了不少来读。

    一次，陈麟瑞请钱杨两人吃烤羊肉，同去的还有戏剧家李健吾，他是“孤岛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众人围着一大盆松柴火，拿着二尺长的筷子，从火中抢出烤肉夹烧饼吃。据说这是蒙古人的吃法，大家便想象自己是戏里的蒙古王子和王爷，聊到兴头上，陈麟瑞和李健吾对杨绛说，何不也来一个剧本？杨绛被说动了心，很快编出一个故事，拿给陈麟瑞看。陈麟瑞觉得这个剧本做独幕剧太长，做多幕剧又太短，得再改。杨绛手很快，没过多久就改出一部四幕剧，这便是《称心如意》。

    陈麟瑞看过剧本，觉得可以，又送给李健吾。没过几天，李健吾就给杨绛打电话，说剧本被精通喜剧的著名导演黄佐临看中了，马上排演、出广告，李健吾自己也登台饰演一个角色。黄蜀芹还记得，那时她跟着父亲黄佐临去长城电影院排练场，常在复兴路上遇到散步的钱锺书和杨绛，父亲就会停下来，和他们聊上一会儿。剧目上演后，黄佐临及时将稿费送给杨绛，有了这些钱，杨绛的女儿圆圆也有机会尝尝肉味了。

    很快，杨绛又创作出《弄真成假》等剧。剧作上演后，宋淇必定请客庆祝。杨绛后来回忆：“同行而不相忌，我算体会了。他们的气量大度，令我深受感动。” 

    重焕学术光辉

    杨绛结缘翻译，与西洋文学和传统画技皆精的大学者叶公超有关。杨绛在清华读研时，叶公超拿来一篇英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让杨绛翻译，说是《新月》要这篇译稿。杨绛心想，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锺书的未婚妻吧，便接了下来——之前，钱锺书拒绝了与叶公超从妹的联姻。那是一篇很晦涩、很沉闷的政论。杨绛读懂都不容易，勉强七翻八翻弄出来，没想到叶公超看后说“很好”，很快登在《新月》上。这是杨绛的第一次翻译。“文革”期间，杨绛记起这篇翻译，把它作为“罪行”交代出来。她已经完全不记得文章内容，单凭题目断定它是反动的。

    新中国成立后，杨绛翻译了《小癞子》和《吉尔·布拉斯》。翻译后者时，她已经在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组工作，一起工作的很多“老先生”都在翻译——写“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诗人卞之琳在翻译《哈姆雷特》，法国文学专家罗大冈在翻译《波斯人信札》，古希腊文学专家罗念生在翻译古希腊悲剧。当然，后来他们几位的工作都被“文革”打断了。

    1977年，散文家何其芳去世，他是钱杨二人的领导，后来又成为他们的朋友。在何其芳的告别仪式上，他们见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乔木、文艺理论家周扬、剧作家夏衍等人，才感到“文革”是真结束了。

    胡乔木和钱锺书原是清华校友，不过在学校时并不相识，后来成了钱锺书的领导，还不点名批评过他穿长袍，服装守旧。但“文革”后，胡乔木对钱锺书十分亲切，与之交谈常常开怀大笑。钱锺书猜大概是人在经历“文革”后，会变得心胸宽厚。胡乔木对杨绛也很关心，说自己是杨绛的忠实读者，愿意做她任何一部新作的第一读者。他还通过与杨绛的谈话，了解知识分子的情况。钱杨二人能搬入三里河的居所，也是胡乔木私下关照的，但他从未对两人提及此事。

    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胡乔木读后觉得很好，但奇怪为什么没有序，就对杨绛说：“你写的《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就很好嘛，为什么不拿来做序？”杨绛接受了这个意见，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增加了些内容，写成一篇《译者序》，很受好评。

    “杨绛的翻译精善秀雅，我们当年看到她翻译的《堂吉诃德》，非常赞佩。”孙郁说，“当时中国的学问荒废了很多年。她和钱锺书发表的新作充满了学术气和智慧，让人感觉知识界从‘文革’十年的暗区里走出来了。而且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受俄国和日本的影响很大，多是左派和革命派；钱杨二人从欧洲回来，有一套不同的审美和学术取向，他们在前半生受知识界排斥，在‘文革’后重焕学术光辉，非常难得。”       

    孙郁认为，当时知识分子一部分回归“五四”传统，进行文化和社会批评，写杂文讨论中国文化的走向；一部分人整理国故；还有一部分人侧重译介，把西方经典重新整理翻译。钱锺书是第二种，杨绛和她社科院外文所的同事们是第三种。“他们的大量诗歌、小说译介，影响了当代小说家的创作，对当代文学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目送群星远去

    杨绛在漫长人生中结交的最后一位大师，大概要属“汉语拼音之父”、著名经济学家周有光了。2015年，109岁的周有光和104岁的杨绛碰巧同时住进了协和医院。周有光得知杨绛也在住院，想去探望。可是杨绛觉得自己状态不好，拒绝了。后来还是周有光让人直接把自己推到了杨绛的病房，两位世纪老人才见上了一面。双方第一句话都是“久闻大名”，杨绛还有些不好意思。

    当杨绛走在人生边上，回望往事时，留在她心中的名字大概不会只有“我们仨”。她的朋友不算多，但聚在一起时所散发的光芒不可谓不耀眼——

    2010年，杨绛给徐献瑜写了一封信，感叹“我们同到燕京借读的五人，如今只剩你我两个了”。那年7月16日，徐献瑜百岁生日，第二天就是杨绛的生日，女儿徐泓记得，父亲特地打电话问候，第一句就用吴侬软语直呼杨绛原名：“季康，你好勿啦？”这是徐献瑜生前最后一个电话。3天后他因病住院，3个月后病逝。再后来，杨绛和徐泓通话时说：“同到燕京大学借读的5个人，只剩我一个了。”

    这5人中，徐献瑜是我国计算数学的开拓者，也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计算中心的创建者之一；周芬和杨绛是一辈子的朋友，她曾是全国中等教育的四大名师之一，后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教材；沈福彭成为人体解剖学专家，是山东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他的遗愿是将自己的骨架做成标本，以便“能在倾心的岗位上继续站岗”；孙令衔把表兄钱锺书引荐给了杨绛，自己又成了杨绛的妹夫，他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精细有机化工方面的专家。 

    至于那个曾在站台上迎接他们的费孝通，后来更是大名鼎鼎，成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他的代表作《乡土中国》《江村经济》是众多学子的必读书目。费孝通当年曾单方面地将杨绛视为自己的初恋，得知钱杨交往后还找杨绛吵了一架。但后来，他一直与钱杨两人保持着友谊，与钱锺书一起出国时，刚下飞机钱锺书的鞋跟就脱落了，费孝通对外联系多，手头有外币，马上借钱给他修好。钱锺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杨绛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以后不要再“知难而上”了。不过费孝通有新书出版，还是常送杨绛“指正”，有时也让女儿或身边工作人员去看看杨绛，送些花或小玩意儿。杨绛为了表示感谢，对费孝通做过一次不到20分钟的旋风拜访，心意到了，礼貌周全，也十足体现了她的个性。

    “我们现在的学者和作家，很多人都是一个样、一种类型。”孙郁说，“但杨绛和钱锺书很独特，他们处事、写作、做学问的方法和别人都不一样。在自我消失的年代里，他们能保持自我，同时又充满智慧和趣味。”如今人们怀念杨绛，其实是怀念她和那一代先生们的深厚学养和独特品格。

    可叹世间再无杨先生，而她的同辈人也多已远去。我们只能遥望他们的背影，追忆并感怀那个群星灿烂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