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日子

    杨绛先生逝于安静。

    协和医院安静，5月27日上午8点，最后的告别极为简单，没有悼词，没有仪式，9点灵车驶向八宝山；八宝山安静，没有送行队伍，不留骨灰；三里河南沙沟小区安静，家门口贴了一张告示：“遵照杨先生的遗言，她去世后，家中不设灵堂，一切从简，谢绝一切花篮……谢谢大家理解。”家中所藏书画、碑帖、钱锺书遗物等，都已捐给国家博物馆。

    这是杨绛先生去世后的现场，却又是她“打扫现场”的最后一步。自女儿钱瑗、丈夫钱锺书相继离世后，18年了，她一直在安静地“打扫现场”。

    “钱先生手稿整理完了，她才安心而去”

    就在杨绛去世前几天，商务印书馆原编辑郭红接到社里的电话，48册的《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两个月前正式出版，让她去取书。她想：钱先生的手稿总算出版完了，杨先生终于打扫完现场了，这真是一件完满的事。没想到几天后，杨先生就走了。

    杨先生生于1911年，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2000年，洽谈《钱锺书手稿集》的出版事宜，当时她还非常精神。见到她，我就感觉到，年老是不可怕的，人老了仍然可以很美、很智慧。她留着齐耳短发，老花眼镜用绳系着，垂在胸前，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因为她个子比较小，就会觉得她很娇俏，让人有一种强烈的想要保护她、为她工作的想法。

    钱先生几万页的手稿，全部以扫描的形式出版。在扫描、编辑阶段，我和杨先生接触很多，经常要把扫描过的文件还回去，再把要扫的拿过来。杨先生整理手稿花费了巨大的精力。那些手稿已经保存了很多年，有的被水泡过了，有的粘在一起，还有的缺损一块，她都把它们一一修补好，排好序。几万页手稿的前期工作，都是杨先生完成的。

    她家的客厅就是书房，也是工作间，不像现在很多人家里那样，客厅是客厅，书房是书房。所以一进去就很明白他们家里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客厅里一大一小两张书桌，一直照钱先生在时那样摆放，大的垂直于阳台门，小的平行于阳台门，二者呈直角。杨先生告诉我，大的是钱先生的，小的是她的。这一点很可爱，很多人读书、写作都愿意自己一个人，但他们二位始终在一起，在一个房间里。

    2003年，《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出版，全是钱先生的文论，共有三大卷。2007年8月中旬，帮助杨先生打理出版事宜的吴学昭阿姨打来电话，告诉我杨先生的《走到人生边上》写完了。杨先生觉得我们出版《钱锺书手稿集》付出很多，对我们比较信任，答应让我们出这本新书。她8月中旬把稿子给我时，非常严谨，告诉我有一些引文的出处可能不太准，让我们帮忙核对。我们在核对过程中发现出入极少，可见杨先生是非常博学的。

    我们请哲学家周国平老师给《走到人生边上》写了推荐语：“杨绛九十六岁开始讨论哲学，她只和自己讨论，她的讨论与学术无关，甚至与她暂时栖身的这个热闹世界也无关。她讨论的是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同时是她自己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杨先生看完很高兴，跟常年照顾她的保姆说：“知我。”

    最初几年，我都是给杨先生直接打电话。后来我想，她这么高龄了，仍然处于阅读、写作的状态，还是把时间留给她自己，不要老去打扰。

    杨先生喜欢在书里串门儿，她称之为“隐身的串门儿”。她写道：“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

    2011年，《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出版，共20册。今年，《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钱先生留下的几万页笔记，杨先生都为他整理完了，才安心而去。

    从今以后，怀念她的最好方式就是读她的书。

    “假如没有二位先生的推荐信，没人敢发我的文章”

    杨绛先生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了大半辈子，早年分到所里跟他们学习的后辈，她称之为“年轻人”。如今，这些“年轻人”都白发苍苍，所剩无几了。郑土生是其中一位。“文革”中，杨绛先生救过他一命，他对杨绛先生的感情极深。

    我比杨先生小28岁，是晚辈，也一向称自己是杨先生的学生，但是她在送我书时，总是在扉页上称我为“贤友”，跟以前钱先生一样。我每次发表学术作品，都给她送去。2001年，我参与写作的十卷本《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出版，我拿给她看，她很高兴，说：“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很早之前，莎翁就是我和杨先生交流的主题。上世纪80年代，我完成了第一篇莎学论文《哈姆雷特故事的起源和发展》，提出历史上的哈姆雷特不是王子，只是后来当上了丹麦国王，他父亲也只做过驸马。这考证是颠覆既有定论的。我把文章给所里的领导看，领导说：“小郑啊，你的文章很好，材料丰富，有创见，文字流畅，指出了这么多事实上的错误，不仅外文所刊物不敢发，我相信没有哪家刊物敢发。”我就把论文拿给钱先生、杨先生看。他们看完后很支持，联名写了一封推荐信给《读书》杂志。杂志主编跟我讲：假如没有二位先生的推荐信，我们也不敢发，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和条件去核实那么多书。文章在1986年发表后，反响很好。

    我现在还有一部130万字的莎学专著即将出版，可惜杨先生永远看不见了。

    这么多年来，只要我身体还行，我就爱去她家聊聊天，哪怕我家离她家50多公里。杨先生早年就嘱咐我注意保重身体，不要等老了动不了。幸好当我也老了，我还能活动自如，还能自己提着瓜果坐两三个小时的公交车到她家里看她。那些早年的叮嘱多宝贵呀！过年、过节、她过生日，我都去，通常每个季度一次，聊一聊国内外形势、所里情况等。

    她特别关心我儿子的情况，因为他的名字是她和钱先生取的。我儿子今年39岁，刚出生时我给他取的名字是郑英，希望他有出息，成为一个英雄人物。二位先生觉得这名字不理想，让我过几天再来讨论。后来我抱着儿子去时，他们告诉我可以叫郑朋，这个名字含蓄一些，意思是广交朋友。我说：“那叫大鹏的鹏呢？”他们说不好，就叫朋友的朋。这几年，我每次去看望她，她都问我儿子的情况，有时还开玩笑：“你是不是又给儿子当牛做马了？”“又给儿子做饭了？”

    后来，她听力越来越差，我问她什么，她听不见，只管自己说自己的。她问我什么问题，我就把回答写下来给她看。有一次，我找杨先生为我们所里的内部刊物《离退休生活》题词。但她手握笔时发抖，所以只写了五个字“全靠你们了”。

    去年7月，杨先生104岁生日前夕，我联系几位老同事，写了一段贺寿的话拿给她看，她笑着看完了。一位老同事的儿媳为她写了一个大大的寿字。大家待了半小时就离开了，她没有精力接待那么多人。

    今年春节我去看望她，但她睡着了，电视还开着，我就不忍心打扰，跟保姆说：“别叫她了，让她休息吧。”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杨先生。

    “我为她感到高兴，她可以和家人相会了”

    林鸿亮也是当年的“小字辈”之一，和杨绛先生一起下的干校。杨先生去世后，他本来想写一篇文章相送，然而百感交集，难以成文。

    她喜欢安静。上世纪70年代，外文所的人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时，我们经常把她一个人留在菜园的窝棚里，她在里面可以一边看菜园，一边静静地看书。

    我们回北京后不久，她就退休了。随后就是她的译著代表作《堂吉诃德》问世，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恢复正常工作后，出版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我认为在文字上，没有多少书能超过它。杨先生文字非常美，她这种美不是辞藻华丽，而是在平淡、淡雅之上写出的美。他们老一辈翻译家，有独到的功夫，古文底子深厚，往往是先一段一段地翻译出来，再把文字打乱，重新组织。最后文字没有“欧化”，完全合乎中国人的口味，读来非常舒服。

    前些天，我听说她住院了，并没有太担心。我80多岁都一身病，她100多岁了，生病很正常，而且这不是她第一次住院，我以为她会像以前一样，住住院就安稳出来。没想到竟然不能了。

    接到消息时，我先是悲痛，继而为她感到高兴。她女儿去世19年了，丈夫去世18年了，这么长的岁月，她一个人很孤独。虽然有保姆陪在身边，但毕竟不是亲人。她走了，结束了这种孤独的生活，可以到另一个世界和家人相会了。对她，这是个好事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