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学术“顶流”司马光在《温公家范》里谈到女子教育时，引用班昭《女戒》里的一段话：“今之君子徒知训其男，检以书传，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义之不可不存。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坚持女子要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观点。只是班昭认为，女子读书受教育不过是为了知礼仪，侍奉丈夫，即便如此，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时代，班昭此言已经难能可贵。

　　司马光进一步提出质疑：“然则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司马光点赞班昭观点的同时，还为女子开列了必读书目，四本书都是儒家经典，与司马光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然其“略通大义”的限定，仍显露时代局限，虽承认女性教育权，但为其划定知识边界。

　　南宋袁采在《袁氏世范》中专设“女子可怜宜加爱”章，直接怒怼“生女不如男”的社会偏见。他以实例证伪：“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托女家，及身后葬祭皆由女子者，岂可谓生女之不如男也！”袁采举了两种现象：所生男孩儿窝囊废借不上力，反而需要依托女方；有的人家养老殡葬的重任，反而是女子承担。袁采对女子在家庭中的重要性，给予充分肯定，这种思想在当时颇为难得。可惜的是，800年后的今天有些人的头脑里依然残存着诸如“生女不如生男好”“嫁出门的女，泼出去的水”等世俗偏见。

　　清人汪辉祖所著的《双节堂庸训》则另辟蹊径，从母教角度阐释女性价值：“妇人贤明，子女自然端淑。”与其“鸡娃”，不如“鸡娃他妈”，汪辉祖指出母亲作为首要教育者的核心地位：子女幼时与母亲“形影不离”，使母亲的言行深刻影响着他们的人格塑造。更强调“妇人不贤，子则无以裕其后，女则或以误其夫，故妇人关系最重”，将女性素质提升至影响家族兴衰的高度。这种认知反映了《双节堂庸训》格外重视女性教育，形成超越时代的进步意识。

　　几部家训的演进轨迹，反映了传统社会女性观变迁的缩影：从司马光引用《女戒》强调“知礼侍夫”的工具价值，到袁采正视女性对家庭的贡献，再到汪辉祖关注母教对家族传承的决定作用，种种观点虽未突破封建伦理框架，却在夹缝中为女性争取到有限而珍贵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