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现实生态中的“有中生无”与“无中生有”怪象，或许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但其毒副作用并未因人们的忽视而减弱，反而有可能愈发严重。

　　在追逐“文旅牌”的热潮中，一些地方的表现令人咋舌。他们守着丰富的文旅资源，却如同“守着金山哭穷”，选择性失明，让这些资源“有中生无”，沉睡不醒。另一方面，他们却急功近利地“无中生有”，在一些子虚乌有的“文化遗产”上大做文章，争得面红耳赤。例如，五六个地方为“牛郎织女之乡”的名号争得不可开交，十几个城市互不相让，都声称自己是“梁祝故里”。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昔日因“自大”而被人避之不及的“夜郎”，也成了众多地区争夺的香饽饽。更有甚者，《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居然也引发了三地的“故里之争”。“有中生无”，地方特色被忽视，“无中生有”，则是腐朽沉渣的泛起。

　　历史文化保护领域同样是“有中生无”与“无中生有”的重灾区。一些地方为了助推楼市，一边任性迁移百年老校，使其“有中生无”；一边在新址打造名校“新古董”，“无中生有”。在乡村改造运动中，多地因“有中生无”导致古村落消失，同时又用钢筋混凝土“仿古”“造假”，“无中生有”地盲目复制，致使千村一面，古风尽丧。无论是“有中生无”还是“无中生有”，都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生吞活剥和割裂肢解。

　　在“经营城市”方面，“有中生无”与“无中生有”也从未缺席。其中，某地打造“全球最大关公像”巨型雕像堪称登峰造极。原址雕像“无中生有”花费了近20亿元，后因违章沉降被迁移，新址雕像又“有中生无”地砸进了1.5亿元。这类闹剧常常以“改造提升”为名义上演，如某景点“移柳换花”、某城“移植梧桐树”、某市“迁移砍伐榕树”等事件，最终都因引发舆情而不得不改正。无论是工程规划还是道路绿化，“有中生无”与“无中生有”不仅毁伤了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风貌，更伤害了民众的城市向心力和公共治理公信力。

　　然而，杭州西湖却留下了另一种“有中生无”与“无中生有”的佳话。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疏通六井筑湖堤，使苇草疯生之地“有中生无”（即消除苇草泛滥），水量减少的问题得以“无中生有”地解决（水量通过治理得以增加）。苏轼两度来杭为官，大手笔治理西湖，“无中生有”地筑起了“苏堤”，使西湖枯竭的风险“有中生无”（通过筑堤得以消除）。后人将唐时白沙堤称作“白堤”，将苏轼所筑湖堤称作“苏堤”，这都是他们被历史沉淀和后人记忆定格的“无中生有”（功绩被后人铭记）。

　　如果重大公共决策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和征求市民意见等前置程序不落空，“有中生无”与“无中生有”的佳话就会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