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世尊称为诗圣。杜甫一生精游诗坛，却悲游仕途，苦游生命。在他的诗中，冬至既令人欢欣鼓舞，也让人愁云难舒，既令人满怀希望，也让人茫然无措。

　　诗圣的冬至，首先是失落。杜甫生于官宦之家，七岁学诗，十四岁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他的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的漫游生活，从公元736年到公元747年屡考不中，直至公元755年，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向现实低头，44岁那年通过“奔走献赋”才有了一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官职。同年11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公元757年，逃出长安的杜甫投奔唐肃宗，被授“左拾遗”，他虽忠于职守，但终因受房琯案件的牵连，于公元758年6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管理地方祭祀、学校、选举一类的文教工作。同年冬至，他写了两首七律《至日》，表达仕途失落之情。第一首重在记录朝会前的准备，用“何人错忆穷愁日，愁日愁随一线长。”表达了不被君主信任和重用而伤心发愁；第二首描述了在朝会中所见之情景，通过回忆“去年今日侍龙颜”，今年冬至却待在足以肠断的孤城“愁对寒云雪满山”，失落感跃然纸上。不过，这两首诗虽然都凸显了诗人的愁，但他仍期待重回庙堂。

　　诗圣的冬至，其次是思乡。公元764年，安史之乱刚结束，杜甫迫不得已辗转到成都落脚，在时任东川节度使严武的帮助下，盖了茅屋栖身。这年冬至刚过，身在异乡的他突然想起远在洛阳的亲朋好友，不禁触景生情，写下了《至后》：“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这首诗描写了杜甫对故乡和亲人的深切思念，却又无法排遣的愁闷心情：白天渐渐变长而黑夜渐渐变短，远在成都思念洛阳。自身闲官卑位得不到好的发展，虽然蜀地也有如金谷、铜驼一类的胜地，却终究不是故乡金谷铜驼。腊梅正含苞欲放，不禁想起远方的兄弟朋友，苦于无法团聚。愁闷至极，本想写首诗来排解忧愁，谁料越写越倍感凄凉。从遣兴到凄凉，诗意与失意，杜甫的思绪来了一个180度的大切换。杜甫似有先见之明，次年严武英年早逝，蜀中又发生大乱，生活失去凭依的他再次逃离成都，携家流浪。

　　诗圣的冬至，再次是愉悦。公元766年，55岁的杜甫告别成都茅屋，漂泊到夔州，冬至前一天，他看到山间寒梅正匆匆冲破严寒，含苞吐蕊，岸边的翠柳也早早地舒枝展叶，迎接阳春。虽世间万事万物各有殊途，但眼看阳春将至，恰逢这美好的冬至时节，面对此情此景，开怀畅饮，高声吟诗，不也是快活潇洒的事吗？于是，他满怀激情写下了《小至》：“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琯动浮灰。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物有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这首诗对冬至节气做了形象的描述——冬至过后，因白昼慢慢变长，宫中刺绣女工每日就会多绣几根五彩丝线，律管内的尘灰飞扬起来，意味着冬至已经到了。堤岸等着腊月快点过去，柳树就会舒展枝条，山中的腊梅正欲凌寒怒放。此地此时的自然景物与故乡没有两样，于是叫来小儿斟满一杯美酒，一饮而尽。全诗紧紧围绕冬至前后的时令变化，不仅用刺绣添线写出了白昼增长，还用河边柳树即将泛绿、山上梅花冲寒欲放，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冬天孕育着春天的景象。叙事、写景、抒感，情由景生，充满浓厚的生活情趣。从这首诗可看出，杜甫当时的心情十分愉悦，并因春天即将到来而满怀希望。

　　诗圣的冬至，最后是迷茫甚至绝望。公元767年冬至，杜甫已56岁，安史之乱已过去10年，他虽身处夔州，但这一年与上一年的心境却截然不同。这十多年里，为了国家的安危和百姓幸福，也为了自己和家人能解决温饱，他东奔西走，常年作客他乡，其中滋味，一言难尽。如今，佳节又至，不禁百感交集，想起曾经的种种困厄，便写下了《冬至》：“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江上形容吾独老，天边风俗自相亲。杖藜雪后临丹壑，鸣玉朝来散紫宸。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何处见三秦。”诗中长为客一词，扣动着读者的心，试想在冬至佳节，本该家人团圆，而诗人却依然客居他乡，怎不让人伤感满怀？而穷愁、 泥杀人，更是让读者看到一个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者，独自拄着拐杖倚立柴扉，心中想着面对支离破碎的国家，面对颠沛流离的百姓，当年自己多次上朝面圣，希望能为国出力，可如今，宏图大志依然没有实现，此情此景，不禁愁云满布。这首诗，杜甫不仅把晚年流浪生活的苦与愁刻画得淋漓尽致，更表达出对人生之路的迷茫和无所适从，甚至绝望。

　　品味藏在诗圣冬至诗字里行间的情思，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为国家时局的担忧，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同时也具有常人的情思，长期漂泊在外，无不思念家乡亲人。可见，杜甫的冬至写满了家国情怀。